【大紀元6月23日訊】（大紀元記者夏墨竹墨爾本採訪報導）墨爾本著名華人作家阿森說：「人生本身就是喜劇和悲劇聯繫在一起的，不是喜劇，就是悲劇，如不喜不悲，那一定是鬧劇。」
二十年前，阿森帶著一口箱子、三百美金，還有《許國璋英語》第二冊的水平來到了墨爾本；二十年後阿森在他雖然不是面朝大海，但卻是面朝山坡、春暖花開的房子裡接受了我的採訪。坐在我面前的阿森，如今不僅是一位自我滿足的人，更是澳大利亞華語文壇上成績斐然、卓越出眾的一位作家。
阿森對我說，「來澳洲二十年，前十年沒寫過一個字，寫作也是這十年的事。」機緣巧合，十年前一個偶然機會，阿森開始用寫作的方式表達並確定自己的思想，一投入文學創作便一發不可收拾。他的文學天賦、才華及豐富的閱歷，更兼他與生俱來、從未磨蝕的明澈心靈，使他的文章在海外華文世界中脫穎而出。
他的視角富有洞察力，借筆抒懷言志，筆鋒敏銳犀利，語言幽默詼諧，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讓人在開懷一笑之餘，不禁也掩卷沉思。他筆下的小人物們栩栩如生，他們人生的悲喜劇，使人笑，使人哭。阿森說，我來自社會的底層，反映的也是底層老百姓的生存狀態，修史於民間。從小就喜歡亂讀書的他總是謙虛的說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人，「其實很多人都很有生活閱歷，只是不能表達出來，我大概還能表達出來。」他還說，寫作是一件愉悅的事，「我從來沒打過草稿，寫作永遠是一氣呵成。」
叫父親太沉重
阿森出生於書香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親均是晚清大學士和大學生，父親畢業於蔣介石創辦的中央政治大學（台灣政治大學前身）法政系，阿森本人和他的兒子也都是大學生。五代書香門第的家族如今在中國可不多見。
談起一生中最刻骨銘心的記憶，阿森說是第一眼見到父親，那一年阿森28歲。他指著照片上父親的畢業帽說，「這是蔣介石校長給我父親帶上的。不過我父親倒霉也為這個學校。1949年以後有一個規定，凡是中央政治大學畢業的學生一律七年徒刑，不管有事沒事。我出生三個星期後，我父親就入獄了。他關在監獄裡二十多年，很幸運，躲過了文革，要是在外面，肯定也被整死了。我28歲第一次見到父親。我沒法叫爸爸，真是叫父親太沉重。但我從來沒覺得我父親是被冤枉入獄，他的遭遇是歷史的必然，這是一個歷史的事件,要放在歷史中考慮。這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悲劇，一個家的悲劇，而是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悲劇。」
17歲那年阿森上甲板做了一名水手，後來讀大學，當船長，大風大浪都經歷過。吹過十年海風的他說，「海會給你性格上有一點轉變，鍛練你堅強，看的很開，遇事不驚。」他也說海上的生活很無聊，並不像你想像得那麼浪漫。
在船上，他結識的水手長命和王扁，還有第十七名船員，後來都成為他小說中的人物。阿森用黑色幽默的敘事手法講述了這些小人物人生的悲喜劇，透露出他們身上人性的絕望、扭曲和掙扎。阿森在書中說，那些死去的人匆匆來、急急去，「真正悲慘的是還記得這些故事、向後輩說這些故事的人。」
「吃狗食」
二十年澳洲生活，阿森幹過機械工，當過清潔工，洗過盤子，送過廣告，後來又自己創業做了老闆。他給我講了一個在澳洲「吃狗食」的故事。
「我們剛到澳洲時很窮，買東西都斤斤計較。」阿森講道，「有一個朋友說在維多利亞市場買雞肉才九毛九一公斤。大家都覺得怎麼這麼便宜啊，都去買。我記得那天做的是紅燒雞肉丸子，結果一口咬下去，滿口碎骨頭，全吐出來了，這是狗食！那時，在我們中國人眼裡，所有的雞肉，包括雞骨頭都應該是給人吃的，不應該是給狗吃的。我們買雞是過年時吃的，而西方國家的雞肉可以給狗吃，我們無法理解，其實這是兩個社會的差別。這種差別是很大的。」
阿森還說，當年他來澳洲時，英語並不好。英語好是後來做咖啡店生意的時候，七年做下來，英語進步很快。他在澳洲打的第一份工是在工廠開機器。「老闆是西人，我是他們廠第一個尋工的中國人,他也是我認識的第一個西人，直到現在，我們都保持著很好的關係。我在那裏做了十年才離開，做得十分愉快。」
阿森說，「那時我英語也不好。一個西人老是跟我說，他每天早晨四點鐘帶他的女兒去上班。我總是想不明白他女兒在政府部門工作，怎麼要這麼早去上班。其實就是英語問題，英語中女兒和狗、工作和散步讀音相近，我沒有分清，後來才明白，他是說，他每天早晨四點鐘帶他的狗去散步。當時不瞭解西人的文化，不知道狗是要出來遛的，這些生活習慣都不瞭解。」
阿森說：「澳洲的社會結構、處事方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中國完全不是一個概念。我曾經陪一個朋友，他要在澳洲註冊一個公司，大概要交幾十塊錢，需要三個工作日。我那個朋友不放心，因為在中國註冊一個公司，要花很多錢去打點，搞通很多環節。澳洲政府有專門管公司註冊的部門，我朋友就和那個西人官員套近乎，跟他說，你人真好，今天晚上我們請你在唐人街吃飯。結果那個西人欣然應許，還帶了另外一個人來，於是我們四個人一起吃了飯。吃完飯，那個西人問我朋友，你為什麼要請我吃飯。我朋友說，就是希望你們能批得快一些。那個西人說，你要我兩天也不可能，四天也不會，三個工作日就是三個工作日，你大後天過來拿就是了。結果這頓飯等於是白吃了，不過也很好，給澳洲人留下了中國人非常好客的印象。」
阿森說：「我們在澳洲其實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這就是我們在生活中不斷『吃狗食』的經歷，一步一步走過來，二十年的西方生活，我們可能還是不斷的在吃『狗食』，只是類型不同罷了。」
澳洲夢
阿森從來不覺得在澳洲打工很辛苦。他說，「恰恰相反，到澳大利亞我找到第一份工干第一小時的時候，我興奮得不得了，非常高興，我覺得自己終於也可以賺外幣了！在澳洲，天非常的藍，第一次有自行車的時候，我覺得能在這片藍天下騎自行車，真是一種幸福，我們生活在一個很好的社會裏面；第一次開汽車的時候，我也想，這麼藍的天，如果這一輩子能這樣開汽車多好，從內心裏很珍惜這樣一個社會。這種感覺一直延續到今天。我現在覺得非常幸福，沒有理由不幸福。澳大利亞是一個非常好的社會，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是一個很寬容的社會。」
他說：「在澳洲我有一個很大的感覺，可能別人沒有注意到。我們澳大利亞每三年選舉一次，選舉都放在星期六，奇怪的是我觀察到每次星期六都是一個大晴天。星期日早上我醒過來，每次我都想這樣一個話題：啊，我們今天改朝換代了，可是什麼都沒有變，這麼輕鬆，就像昨晚開了一個party，星期日又是一個好天氣。這說明澳大利亞是一個超穩定的社會，制度很合理，是真正以人為本的制度。在澳大利亞的社會制度下，不管怎麼改朝換代，你永遠放心，老百姓的生活會越來越好，這就叫安居樂業。而中國改朝換代往往都要流血的。有人說，鄧小平把政權傳給江澤民，江澤民把政權傳給胡錦濤，並沒有流血衝突，但這種說法不對，只不過回到了三千年前堯舜禪讓，不是進步，是倒退。
阿森笑著說：「過去在中國總是說外國夢，住洋房、賺外幣、開汽車，現在都有了，我非常滿意，感謝澳大利亞。」
他還說，「我們從中國來的移民要學習西方好的東西，當然西方也有糟粕的東西。一個民族應該要有創造力和包容力，我們要向西方學習，這兩點很重要。」
阿森談文學
阿森的第一本小說散文集《點橫豎撇捺》於去年面世，我去參加新書發佈會時買下了一本，故事厚重感人，讀之愛不釋手。阿森在書的扉頁上題詞：「如果喜歡你可以享用，如果不喜歡你可以開罵。」足可見作家的寬容和瀟灑胸懷。
在這次採訪中，當我談及這本書時，阿森說，「其實寫的時候倒也不是刻意要寫死去的人。寫完之後，才發覺這麼多相識的人都死了，包括我大哥給我的書寫完跋之後也死了。其實小的故事在一起不經意也寫出了歷史，歷史就是這樣的。」阿森對我說，他目前的創作已轉向哲學思考與時評，第二本書《倒著看，正著想》很快將與讀者見面。
阿森給予網絡文學很高的評價。他說：「網絡文學是平民文學，這種平民文學往往比官方文學要來的好，平台多，給很多人一個機會。網上有很多高手，寫的非常漂亮。這些民間高手絕對不是作家協會培養起來的。高手不在作協，高手在民間，那些自稱高手的一定不是高手。」
阿森評價魯迅：「我不太喜歡看，他的作品也看得不多。倒不是說魯迅不偉大，只是每個人的閱讀興趣不一樣。我覺得他的作品很晦澀，透露著一種蠻陰暗的心理，不是很包容的感覺。」
在談及澳洲社會主流文化時，阿森說：「澳大利亞是多元文化、多元民族，人口這麼雜，就像整個海洋，黃魚和黃魚在一起，帶魚和帶魚在一起，很難找出一個是社會的主流文化。其實華人文化也屬於主流文化。當我們談主流文化時，潛台詞是主流文化是高級文化，好像檔次高一點，其實我覺得只要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東西就行。」
作家應該說真話 讀者也應看真話
阿森說真話。他的率真、坦誠和謙和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說，「海外作家的大環境比中國好的多，但如果有思想寫一些真實的東西，對一些海外作家還是很難。」
他說：「世界上任何一個民主的國家、正常的國家，知識分子和政府的距離都是漸行漸遠，永遠站在政府對立面，知識分子只有不斷的批評政府，才能促使政府積極向前走，變得更好，而不是拍政府的馬屁，這樣的制度才是一個好的制度，反之就是一個壞的制度。」
他批評中國的作協體制，稱「沒救」。他認為作家根本就不應該由政府養著。阿森說，「中國的作家是政府發工資，誰敢說發工資的壞話？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政府走得太近，太利益化。文學這個東西一染上官氣，就好像腐蝕劑，很難有好的東西出來。1949年後，中國根本就沒出過一個大家，因為作家沒有空間。」
阿森笑談，有很多書寫出來其實是無病呻吟。他在上海書城看到有一個廣告：買兩本書送一個油壺。他說，「這廣告本身就是一個笑話，一個諷刺。書現在是搭賣，真是可笑。中國的書商業化到了這個地步。那是不是中國就沒有好作家呢？你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高行建一離開中國這個環境，也寫出好東西來了。」
阿森說，「我們在海外都關心中國，我們批評中國，是希望中國更好。有些讀者黨國不分，一說共產黨不好，他就以為是說國家不好。其實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中沒有共產黨，中國人創造了這麼優秀的文明，共產黨才執政六十年，而共產黨執政這六十年是最糟糕的六十年，死人死得最多，政治運動最多，非正常人口死亡最高的六十年，民不聊生最厲害的六十年，所以黨和國一定要分清楚。其實國民黨也是黨國不分，我不僅罵共產黨，連國民黨一起罵。」
阿森說，「這次溫家寶提倡說真話，我聽到都要笑死了。說真話本來是每個人都要做的事情。在中國說真話成了一種號召，說明沒有人說真話，這是一個假話的世界。」
阿森遺憾的表示，「大陸很多讀者其實很有思想，很有觀點，他們很渴望知道一些真的東西，只是中國那個大環境不允許。恰恰我們海外的很多讀者，在大環境允許的情況下，真的東西放在他們面前，他們也不看。」
阿森表示，「中國假的東西太多，沒有多少東西是真的。你看上海世博會試運行期間，假的東西又是很多，吉祥物是抄襲美國的，世博歌曲是抄襲人家日本的，中國館的整個造型也是抄襲日本的。中國缺乏創造力，整個民族是被某種壓力壓著，沒有自主創造性，而且現在中國人都被引導到利益上去了，利字當頭，什麼東西我拿過來copy一下，明天就可以賺錢了，幹嗎花幾百萬搞科研、搞研發呢，何苦呢？現在世界範圍內沒有中國發明創造的東西，在外國人眼中能代表中國文化的除了春卷、功夫，還有什麼？沒有東西向人家展示中華文明。什麼是中華文明，連自己都說不清楚，而且中華文明還被濫用，尤其是各國建立的孔子學院。」
阿森談話，率真無忌，坦坦蕩蕩。我感慨的想，追求自由精神的他終於可以在他的文學世界裡餵馬，劈柴，周遊世界了。然而在他不露聲色的嘲諷微笑裡，我總能覺出那種認真誠摯、悲天憫人的情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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