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6月15日訊】1989年六四後，北京高校一片肅殺，紅色恐怖籠罩在高校的每個角落，轄制著每個老師和學生的心靈。抓捕、審查、處罰、洗腦在「鎮壓暴亂」的名義下在校園內緊鑼密鼓地進行著。我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於1990年9月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時年18歲。進校門後，我們即被強制軍訓、接受平暴報告團洗腦。然而，真相是掩蓋不住的、真理是能穿透謊言的，經過近兩年的探索，我終於與一群89精神的繼承者們走到了一起，開始在高校內進行多種學生活動。就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我們哲學系的蔣培坤、丁子霖教授夫婦。
其實知道蔣培坤老師，應該是更早的時候。當時我們上《馬克思主義美學》課，用的教材就是蔣老師撰寫的《審美活動論綱》一書。此書寫的非常之好，在當時的美學界也很大膽、前衛和新穎。我在上課之先就一口氣讀完了該書，不僅折服著者的學術水平，更為他的勇氣和真誠所打動。因為眾所周知，中國的美學界、哲學界乃至所有學術界，一直都以馬克思主義為圭臬，馬列主義以其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決定論來編造、圖解、拼湊甚至強姦美學等學科，其毒害之深、編造之拙劣，有時連講課的老師都覺得難受和噁心。
雖然當時美學界開始取消所謂的「美是有階級性」的階級鬥爭論，但「美是物質、美是典型事物的典型特徵」等唯物主義的陳詞濫調還充斥、把持著美學界。而蔣培坤老師的該書不是從物質出發、從客體出發，而是從主體（人）的審美活動、從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交往來探討美的本質等問題，這就構成了對唯物主義美學的重大顛覆，這在學術上是需要巨大勇氣的。正如前不久5月13日華東政法大學張雪忠博士致公開信給中國教育部，呼籲取消中國大學及研究生入學考試「政治」科目以及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等課程從大學公共必修課程中去除，而遭到可想而知的迫害一樣，爭取大學內的學術自由，在共產極權國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89後北京高校比較活躍的老師和學生，主要集中在兩個學校兩個系，北大法律系和人大哲學系。北大法律系袁紅冰老師與研究生王仲秋、王家其等人組織了眾多「打擦邊球」的校園活動，使六四精神繼續在北大伸延。人大哲學系學生們則組織了讀書社，邀請一些六四後還能活動的自由知識份子進行講座。我當時是讀書社的主要成員。1992年六四，讀書社的兩個領軍人物：人大哲學系研究生廖家安、王勝利，因為在北大校園散發紀念六四的傳單而被捕。消息傳來、形勢非常緊張。有天晚上，北大法律系研究生王仲秋來到我的宿舍，說想與我一起去探望下蔣老師、丁老師。我就與他第一次來到丁老師的家中。
雖然自我加入讀書社後就知道了丁老師的事跡，但我一直沒有謀面。見到丁老師、蔣老師後，他們問我的年齡，我說是1972年生的，丁老師說：「跟蔣捷連同歲，如果他活著，可能跟你一樣大了」。我聽出了話裡的悲傷和痛苦，一個失去孩子的母親，看到與孩子同歲的人，心裏要湧起多少揪心的記憶啊。蔣老師在旁邊吸著煙，話不多，他對我說蔣捷連當時雖小，但很有學識，是他們高中同學中「精神領袖」式的人物，他為國是操心，盡引來殺身之禍。
「可憐天下父母心」，整個家庭的氛圍是悲涼的、低沉的、甚至是催人淚下的。丁老師又帶我到了一個小房間，這個小小的空間就是他們兒子蔣捷連的靈堂。中央放著蔣捷連的遺像和一些紀念物品，空間雖小，但非常肅穆，我和王仲秋在遺像鞠躬並默哀幾分鐘。我心中非常悲痛，這個跟我同歲的年輕人，來不及展示凌雲壯志、來不及實現「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就被殘暴的法西斯軍隊奪取了年輕的生命。但他的血不會白流，他的同齡人們一定會完成他的遺志。
在丁老師家裏我也看到了近代著名學者丁文江先生的畫像，當時才知道丁文江先生原來是丁老師的伯父。我看著丁文江先生的畫像心中非常感慨：丁老師、蔣老師都是非常有涵養和學識的學者，如果不是中共的專制，他們完全可以專心治學、教書育人的。但家仇國恨，竟一夜之間臨到他們頭上，使這些高級知識份子也不得不為人權而抗爭，也不得不與國保、特務們天天打交道。這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宿命，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悲哀。
臨別的時候，丁老師、蔣老師一再叮囑我們保重自己、要謹慎、避免無謂的犧牲。我們知道二老的善意，但我們已經下定決心要與中共鬥爭到底，犧牲與否已經無所謂了。其實這種犧牲和勇氣，也正是在二老身上體現出來。其實在1989年六四後，敢出來與暴政抗衡，這個勇氣是非凡的，因為整個大氣候不像1980年代那樣鬆動和寬容，大氣候反而是進步勢力似乎被斬盡殺絕、反對勢力掌控一切。在這樣的氛圍下，在1991年四、五月份，丁老師與其他天安門母親一起，通過外媒向全世界公佈中國六四屠城殺人的真相；1993年6月，她們在聯合國人權大會公佈58位六四死難者名單……這一切，需要的是勇氣和犧牲。丁老師夫婦為此失去了高校的講台、幾乎為此失去公職，每年承受著國保公安無數次的跟蹤、騷擾和迫害，這都是需要巨大的犧牲精神的。
之後，我與李海、其他高校同學又見了丁老師、蔣老師幾次面。1993年六四，我因印製和穿戴紀念六四的文化衫被抓捕一個月，出來後繼續讓我唸書。一天晚上我又到丁老師家中，丁老師對我被抓捕非常關心，問我在看守所有沒有受苦。蔣老師笑著說：「最近聽說系裡開了對我的批鬥會，說我蔣培坤很反動，甚至教出來的四個學生都是罪犯，其實我真正教過的是廖家安、王勝利、薛平三個研究生，他們把你也算成是我教出來的罪犯學生了，呵呵。」我聽了這話感到非常榮幸，因為能作為蔣老師、丁老師不僅是名義上，而且是實質上的學生，是何等光榮的事情。二老又規勸我以學業為重，保重實力為首要。
但當時我們被89一代的犧牲精神所激勵，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我在1994年到深圳進行工人維權運動，被捕後判刑三年半。1998年我出獄到北京後，再一次的來到丁老師家中。二老顯得比以前蒼老很多，但他們鬥志不減，已經全身心撲在天安門母親運動和促進中國民主自由的運動中了。他們對我非常關心，問是否想出國，我說暫時不想。他們勸我在北京先解決生活問題，徐圖發展。他們也說他們現在每天準備隨時坐牢，一切都已經無所謂了。我為他們近10年來的不屈抗爭精神所折服。
之後，我雖然被公安多次騷擾、遣返老家，但終於在北京成家立業，並在國內家庭教會界形成了一定影響，2008年奧運前後，由於國保的多次騷擾，我和全家借到美國讀神學院的機會逃離中國。在美國，我經常看到有關蔣老師、丁老師的新聞和事跡，今年六四，又看到中共當局無理軟禁丁老師，丁老師指責「他們真是太卑鄙了！」「共產黨瘋了」。在對中共當局的暴行義憤填膺的同時，我也深深敬佩丁老師、蔣老師20年來在抗爭第一線堅韌不屈的鬥爭，他們的不屈精神，將激勵著我們這些學生、晚輩，把中國民主自由事業進行到底；他們的犧牲奉獻，也將激勵海內外的華人為六四先烈的未盡事業作出更大的奉獻和付出。正如天安門母親運動已經成為中國民主運動史上不可忽視的一部份一樣，丁子霖、蔣培坤老師連同他們的兒子蔣捷連的名字，也必將因他們的勇氣、付出和犧牲，而永載史冊、讓後人銘記不忘。@
——原載《縱覽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