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6月26日訊】我的母親謝余立女士，是1981年，美國第一批通過針灸師驗證考試的六十餘位醫師之一，也是當年僅有的兩位通過驗證的華裔人士之一。通過驗證的針灸師就可以不需要在西醫監督下獨立行醫。那一年，只有高中畢業學歷的她已高齡六十四。這篇文章就是敘述我母親「看似平凡」的一生。看她是用甚麼樣的毅力，在大部份人的退休之齡，開展她有生以來的第一份工作。
號稱四季如春的舊金山，它的冬天還是夠冷的。打從我「才」四十出頭開始，每年總是要因探親而到這聞名於世的美景城好幾次，這舊金山的冰風我是早已習慣了的。今年元月某日，我縮著脖子站在Van Ness 大道與Pine街的十字路口等人行綠燈，一陣冰冷的海風迎面吹來，我下意識地拉緊頭上的絨線帽，心中不禁嘀咕，是打甚麼時候開始，我那日漸稀疏的頭髮，已無法抵擋這舊金山的刺骨寒風，要靠這頂絨線帽來保暖了。是啊，老啦！年近七十的我，在公車上都經常是被人讓座的對象。但是我頑固的不願意認老，因為還有高齡已近九十五的母親健在。
母親雖然這兩年行動不便，但直到2011年十一月以前，都還是很健談的，不但能記憶清晰無比的與我聊起七、八十年前的往事，還對台灣的選情與兩岸時政極為關心。可是在感恩節以後，她突然因宿疾肝硬化引起大量肺積水而住進醫院的加護病房。兩千西西的積水從肺裡抽出後，她體力開始急遽衰退，記憶與語言能力也大不如前。母親病危時，我由德州飛到舊金山，前後在華埠醫院的病榻旁陪了她老人家兩個多月。那天，做了她二十多年家庭醫師的沈大年，面容嚴肅地用雙手扶著我的肩膀告訴我說：「你母親大概撐不久了，快把她想見的親人都帶來給她看看吧。」匆匆由德州趕來的家人們心裏也都清楚，老奶奶時日有限。2012年3月8日下午五點五十分，母親在三代親人的環伺中安詳地去世。16日火化後，安葬在灣區半月灣百齡園父親的墓旁。這墓園福地位於半月灣的山頂上，是我母親在二十多年前親自選定的，從墓園裡能清楚地遙望浩瀚的太平洋，也充分的反映出她老人家對太平洋彼岸家鄉的繫念。
我的母親原名余莉麗，是民國六年（1917年）黃曆八月初七出生於湖南長沙。她的祖父是湖南平江人，據說是前清左宗棠手下湘軍中的一位高階軍官，曾隨左宗棠領兵入新疆「平回亂」，亂平之後，當時已年近六旬的老祖父，由回疆帶回了一名非常年輕的維吾爾族女子，生育子女各一，數年後，老祖父就辭世了。不久，這維族女子因語言與生活習慣不能適應，留下她所生子女之後就被遣返回疆，不知所終。她留下的兒子，就是我的外公余肖雲。所以母親有四分之一的回族血統，這由她高聳的鼻樑與深邃的眼眶可以清晰的看出來。
外公余肖雲才二十出頭就已成親，娶了長沙范氏望族的女子，她就是我的外婆范新懿。清末民初時期，長沙的范家是一個很開明，思想非常前衛的大家族。暫且不提范家的男孩子，范家新字輩的女孩子們，就沒有一個是纏足的。非但如此，她們也如同男孩子一樣接受高等教育，還有不少是出國留學的。其中一位是范新綬，她的女兒就是曾任中共人大副委員長的彭佩雲女士。范家的男孩子們也幾乎個個都是北大、清華或交大等名校的畢業生。
我的外婆范新懿於民國七年偕同外公余肖雲留日習醫，我母親當時尚在襁褓，就被寄養在她的外公（我的老外公）家。我的外公外婆在日本留學時，替我母親添了兩個弟弟、日生與遺生（怡生）。在遺生尚未出世時，我的外公余肖雲可能是在實習醫院感染了急症，竟然一病不起，葬身東瀛。外婆乃攜兩幼子返國，也把他們託付給我的老外公撫養，我母親這才第一次見到兩個在日本出生的弟弟。把三姐弟安頓好以後，外婆返日繼續學業，年輕守寡的她，數年後在日本再婚，嫁給當時也是留日學生的劉侃元教授，日後又生了四個孩子。
雖然有其他親人的照應，但我母親不是在親生父母呵護下長大的孩子，所以她自幼就養成非常獨立的性格，與兩個弟弟的感情也特別好。可惜日生舅因乏人照顧，於嬉戲時，在一個學校裡的池塘中遇溺，時年尚未滿四歲。我母親與她的弟弟自幼在湖南長沙老外公的范家長大，以至於與她本姓的余氏家族沒有太多聯繫，只約略知道余家是湖南平江的望族。
母親在長沙讀完初中後，就去北平讀北師大女附中的高中部。一年後，因為她的九舅范新懷（交大電機工程系畢業，是我外婆范新懿的親哥哥）在青島電信局擔任工程師，他很孝順地把他的父母，也就是養育我母親長大的老外公與老外婆，接到青島去奉養，我母親在北平時，十分想念她的外公與外婆，高二時轉學到青島女中，就住在她的親舅舅范新懷家。
母親在青島女中高中部畢業後，經由她在長沙女中的一位手帕交禹竹荺女士的介紹（以後兩人成為結拜姐妹），結識了禹女士新婚夫婿龍靈將軍的黃埔軍校六期同學，也就是我的父親謝肇齊。當時，我父親剛由英國留學回國不久，他是國民政府在北伐統一中國後所考選的第一批十一位進入英國皇家軍校深造的軍事留學生之一。青年才俊的他，被有「中國裝甲兵之父」尊稱的徐庭瑤將軍延攬，在南京剛成立的陸軍機械化學校(裝甲兵學校之前身)任教官兼學生總隊的總隊長，成為中國裝甲兵的創軍元老之一。父親每逢週末與假日，便風塵僕僕地往來於南京與青島之間，對母親展開熱烈追求。一年多以後，兩人終得「修成正果」，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四日，由徐庭瑤將軍證婚，在南京成親。
母親原本是想先上大學，等大學畢業後才與父親結婚。但是父親眼見時局不穩，擔心感情會日久生變，堅持要母親先結婚後再上大學，而且希望母親就近讀南京唯一的女子學校「金陵女大」。母親最後順從父親意見，考上金陵女大後就完婚。
但是婚後的第三天，我父母親還來不及度蜜月，蘆溝橋事變就爆發了。機械化學校奉命溯長江西遷，我們上一代的顛沛流離就此展開。母親以眷屬身份，隨軍四處遷徙，生活雖然艱苦，幸好不是在肉搏戰中求生存。但機械化學校的重裝備，是日本轟炸機追逐的主要目標之一，躲警報成為父母親的家常便飯。
民國二十九年，父親在英國皇家軍校的同學與摯友龔愚將軍，啣何應欽將軍之命，在貴州扎佐成立了一個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新兵訓練基地，名為「軍政部扎佐陸軍演習場」。他力邀我父親來共襄盛舉，擔任他的副場長。一年後，龔愚將軍調升國防部要職，我父親乃升任師長銜的演習場場長職，又過一年，三十八歲的父親晉階少將，才二十五歲的母親就成了將軍夫人。
相對於中國的其他沿海省份，貴州因偏處內陸還又多山，不但易守難攻，且不利於日軍的機械化大部隊行進，在抗日戰爭前期，算是比較「安全」的後方。我父親在貴州扎佐獨當一面練兵的消息傳到母親親戚的耳中，大家都湧到扎佐來投靠我父母親。除了我繼外公一家人外，母親在青島的九舅，更是孝順地親自背著他那纏了小腳不良於行的母親（也就是從小養育我母親長大的外婆），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徒步由青島走到扎佐來避戰亂。一大堆親戚來投奔，再加上母親此時也生下我們兄弟倆，讓她忙得不可開交。母親唯一的親弟弟余遺生（此時已改名為余耀飛，陸軍官校十六期畢業），也被我父親調到扎佐演習場來當連長。一甲子以後，我母親回憶起這些往事，感慨之餘，也有相當的欣慰，她在成長時期所最欠缺的親情，此時多多少少已彌補了一些。
扎佐的演習場在抗日戰爭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除了訓練新兵之外，還調訓各戰區選送來的士官兵，施以西式的單兵戰鬥教育，這些士官兵結訓回部隊的原單位後，成為「種子教官」，大幅地增進了中國軍隊的戰鬥力。這個地跨三個縣份的龐大演習場，被我父親與他邀請來的一群軍事留學生們經營得遠近馳名。
有一次蔣委員長親臨視察，對演習場的規模與訓練非常滿意，乃下令中國電影製片廠到扎佐，拍攝軍教片給各戰區司令部作觀摩之用。中影廠長袁叢美將軍啣命而來，他是我父親黃埔六期（高教班）的同學。袁將軍在拍片之餘，發現那演習場場長夫人長得十分搶眼，想徵求我父親的同意，要讓我母親去重慶的中影片廠試鏡，結果被我那「小氣」的父親當場峻拒。母親的長相酷似老牌影星王萊，上世紀的八十年代，王萊有一度住在舊金山的中國城附近，我母親好幾次在中國城的街頭被誤認為是王萊，可見相似度之高。
抗日戰火最後還是延燒到貴州，民國三十三年冬，日軍妄想由中國南方借道貴州北攻重慶。扎佐演習場的萬餘官兵被臨時編成一個師，由孫元良將軍節制，加入獨山戰役。父親轄下的兩位上校步兵團長，鄭為元將軍（義大利軍校畢業，曾任民國七十年代的國民政府國防部長）與劉廉一將軍（後來在美國陸參大畢業，曾任國防部次長）更是戰功赫赫，奮力將來犯日軍擊退。孫元良將軍也因此役建功，得頒青天白日勛章。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在父親去美國的陸軍參謀大學正規班受訓的一年期間，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倆回到青島，這次是借住她的七舅范新度（又名范澄川，湖南工程學院紡織系畢業）在金口一路十四號的中紡宿舍裡，此時我這七舅公已是炙手可熱的中紡青島分公司十三個紡織廠的總經理，各方親戚包括繼外公全家，此時又都到青島來了，母親再次得享親情。記憶中母親那同母異父的小妹妹劉平梅當時也在青島，比我們兄弟倆只大十多歲的她，成了最常照應我們的長輩。梅姨後來在學術界發展，七十年代初期就已在清華大學當教授，並負責編撰英文教材，與姨父趙靜鵬教授一樣，在清華服務了幾十年直到退休。思想原就十分左傾的七舅公范新度，在大陸變色時，替中共保產有功，將他轄下所有十三個紡織廠設備，原封未動的移交給中共。但是范新度是屬於「臭老九」 的知識份子，管他有功沒功，在文革時期，還是照樣被造反的紅衛兵們鬥得慘兮兮的。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父親由美返國時，大陸上已經是硝煙四起。在兵荒馬亂中，我父親奉命擔任駐在西北的騎兵編練兵團所屬的騎兵第十七旅旅長。報國心切，父親即刻收拾行李，趕赴南京江邊碼頭等候渡輪。由於時局已相當混亂，我父親準備先獨自一人渡江去甘肅天水就任新職。臨行那天，渡輪都已靠岸，行李也上了船，父母親依依不捨地在長江碼頭上話別。
正當我們一家人行將離散之際，時任第四編練兵團司令長官沈發藻將軍及時派人飛車趕到，在江邊攔下我父親，沈將軍也就是年前鼓勵我父親去留美的直屬長官，來人正是沈將軍的侍從官，當即遞交給我父親一張任命狀，說是已得國防部長白崇禧同意，任命他為沈將軍轄下第四編練兵團駐守蘇州附近的陸軍第七十軍三十二師師長，這才暫時免去我們一家人骨肉分離之苦。現在看來，沈將軍也算是我們謝家的「貴人」之一，要不是他及時在江邊攔阻，我父親若是去了天水就任騎兵旅旅長，大局逆轉之下，我們一家人再重聚就難了。
三十二師後來在往南移防時，路經江西瑞金，此處離我父親的家鄉福建省武平縣武所鄉（上世紀五十年代已改名為中山鎮）約僅兩日餘腳程，我父親有返鄉探親之意。唯當時的時局已不穩，除非勞師動眾的帶一個警衛連同行，不然安全有虞。幾經思考，乃派自己的傳令兵攜函返鄉，希望能把我祖母接來見一面。數日後，我大伯謝肇鈞在他的一位好友潘明永陪同下匆匆趕到，告知祖母已年邁，不堪長途跋涉，遣他來與我們晤面。兄弟倆二十年來才第一次見面。
大伯在瑞金盤桓數日後，我父親與母親商量著如何接濟家鄉之親戚，他們有預感，這可能是最後一次幫助窮困鄉親的機會了，沒等父親開口，母親就毫無私心地建議把積蓄中的大部份、四百銀元交給大伯帶回家鄉。由於返鄉之路不是很安全，乃將四百銀元分成兩份，分別纏在大伯與潘明永之腰際，兩人即動身返鄉。
數日後，大伯寫信告知，潘明永見財起歹念，次日投宿旅店時，天尚未亮即不告而別，不知去向。讓我父親十分懊惱與憤怒。但是母親宅心仁厚，儘往好的地方想，就勸解父親說這潘明永還算是有一絲絲良心的，至少沒有殺死大伯，奪取全部的四百銀元。但是人做壞事天在看，父母親相信這潘明永的惡報終要臨頭的。
大伯返鄉後，依我父親之囑咐，買了一部新的縫紉機（大伯的職業是裁縫），剩下來的錢買下一片薄田，脫離佃農的身份，但也可能就是這片薄田，讓他們成了中共眼裡十惡不赦的「地主」，父母親的善意，反讓鄉親們招致厄運。
大陸變色時，父親在粵西作戰，我們母子三人則滯留廣州，戰況緊急下，母親與父親已失聯，眼見情勢不妙，紅軍即將進城。母親乃當機立斷，帶領我們兄弟倆逃離廣州，去九龍投奔她的姨媽范新瓊（七舅范新度的親妹妹），這又是一位范家新字輩的傑出人物，她於留學法國習畫時，與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領袖彭襄（巴黎大學文學博士）成親。說我這彭姨外公當時為學生領袖是一點也不為過，那時代，許多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們每個月的政府津貼，都是經由他轉交的，這當然也包括周恩來、鄧小平、鄭彥棻、張道籓等兩岸名流在內。（他們的長子，也就是我的表舅，是在台灣醫界享有盛名的前台北榮民總醫院院長彭芳谷醫師。）
我父親當時是七十軍副軍長，兵敗之後易裝潛返已陷共的廣州尋找妻兒，由老房東處得知我們母子三人已逃往九龍投靠姨媽，乃由廣州徒步南行，一路上歷經無數次的共軍路檢，因父親通客、粵語，且又喬裝得宜，有驚無險，在淪陷區前後歷經兩個多月的艱辛跋涉，終於抵達九龍與我們團聚。一家人困在牛池灣的一個鐵皮屋中，約十個月後才得獲准赴台。此時我已快六歲，對週遭事物已開始有相當的記憶。印象中，母親有超強的語言學習能力。在廣州與九龍不過才一年又半載，母親的廣東話就可應付日常的對話。後來在台灣也只有短短半年時間，母親就已開始用閩南話與菜市場上的小販們討價還價。
民國四十年代初期，父親的軍職逐漸陞遷，不可避免的必須與身旁的美軍顧問打交道。這些美軍顧問有不少是攜眷來到台灣的，在公務之外的社交，通常是偕眷參加的。父親曾留學英美多年，與顧問們的英語會話毫無問題，但可就苦了沒機會上大學或留洋的母親，英文只有高中程度，在宴會上幾乎成了聾啞人，聽不太懂也上不了口。母親下定決心，要克服這個語言障礙，要求父親指導她學英文。父親在廈門的集美師範學院畢業後，曾有短時間在家鄉的武平中學教英文，他的教學方式是簡單的要我母親死記單字，背誦課文，並且用簡單的英語與她對話。後來母親開始用英文寫日記，父親下班後替她審閱一遍，有謬誤也立即更正，每天的英文版中國郵報也被母親密密麻麻地圈點與作筆記。在電影院看英語片時，更是聚精會神地聽影片中的對話學英語。才半年下來，我母親的英語能力就突飛猛進，一般的會話已經可以朗朗上口了。母親後來移民美國，因為語言沒太大的障礙，很快就適應了異域的生活。
我父親是中國少數受過完整西方現代化軍事教育的軍人，自視很高，他的耿直與擇善固執在軍中的袍澤中也是出了名的。民國四十年代初期，他在陸軍官校教育長與校長的五年任內，奉老總統命，負責把陸官改制為全國第一所授學位的四年制現代化軍校。為了維護學生在受教育時不被干擾的權益（例如，我父親堅拒在學生上課時間排出學生儀隊來迎賓，也就是給長官來「檢閱」，說是會影響課業進度），他堅持己見，把兩位直屬長官，前後兩任的陸軍總司令孫立人與黃杰（眾所周知，這兩位將軍的性格也各自迥然有異）與位高權重的總政治部主任蔣堅忍，全都給紮紮實實的得罪了。母親的圓融與委婉，常適時的調和了父親那「只要理直，不怕得罪長官」的個性。母親平時最愛引用關漢卿在元曲四塊玉裡的那一段『南畝耕，東山臥，世態人情經歷多。閒將往事思量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甚麼！』來紓解理直但氣憤難平的父親。這段元曲是母親年少時，她的瑾姨媽（范家新字輩的范新瑾，是我外婆范新懿的親麼妹）眼見母親與她同輩的親戚吵嘴，被詞窮的對方譏笑「活該妳沒爹沒娘」時，在一旁安慰她時所講給她聽的。可憐的母親當時可是難過得痛哭了一整天。我自幼就被母親教會這一段元曲，年少時我不太能感受其中的涵意，後來年紀漸漸大了，才能完全領略與體會。母親辭世前，在醫院病床上，還不時的要求我背誦這一段元曲，並殷殷的囑咐我，要我牢記它隱含的處世哲理。
母親的瑾姨媽是她童年時最照應她的長輩，在大陸變色的前一年，我這瑾姨婆把她年僅十五歲的長子丁必健託付給我母親，我父親也善盡職責的把他先暫時帶在身旁做傳令兵，最後他隨軍來台。我這位表舅自己也很努力，退伍後通過考試院的醫務人員特考，成為放射線科醫師，在宜蘭縣羅東的博愛醫院服務數十年，直到退休。
父親在民國五十五年從軍中退休時，我正在台南唸大二，母親也還不滿五十歲，她對自己沒有機會唸個大學學位一直耿耿於懷。到台灣不久，母親在請領國民身份證時，就已把自己改名為余立，這「立」字也展現出母親的獨立個性。父親退休後，母親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下，接觸到中醫，對神奇的針灸產生了莫大的興趣，乃師從台北的一位頗負盛名的中醫師陳怡魁學習中醫與針灸。
我唸工學院的那幾年，因為要到工廠去實習與服兵役，即使寒暑假都難得回家。但民國五十八年我離台赴美求學之前，倒是在家中停留了一個多月，那時就經常瞧見母親嘴裡喃喃地低聲背誦中醫與針灸口訣。母親「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是我一輩子最佳的生活啟示。後來才知道，在短短的幾年中，母親已成為陳怡魁醫師最信任的助手。某日，一位陳醫師新收的學生要問陳醫師一個施針的問題，可是他正忙得不可開交，剛巧我母親在旁，陳醫師乃隨口就對這學生說：「你去問謝太太吧，她能答覆這問題。」此時母親心裏相當高興，她知道自己不久就要出師啦。
民國六十三（1974）年，針灸在美國已合法化，但是規定要在執業西醫的監督下才能施針。有一位在美國南卡羅來那州的執業西醫，對針灸的療效十分著迷，就託他認識的一位盧姓台灣友人，替他在台灣徵求一位通英語的針灸師。母親此時已獲得台灣的針灸文憑，經盧先生面試之後，被認定是唯一合格的應徵者，再加上陳怡魁醫師的大力推薦，這位執業西醫就與我母親簽約，也很快拿到了美國移民局的工作簽證，我那當時已五十七歲的母親，就這樣成為合法的美國針灸師了。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五十七歲時已開始在做退休的準備，而我母親卻在這時刻才接到她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約六年後的1981年，美國加州第一次舉辦針灸師驗證考試，通過驗證的針灸師就可以獨立開業。應考者有五百餘位針灸師與中、西醫師，其中包括六十餘位由港、台兩地特別趕來的考生。由於試題是用英文書寫的，亞裔的針灸師僅兩位得以通過這美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針灸師驗證考試，我母親就是其中之一。次年，紐約州議會也通過認可加州的驗證考試，發給我母親獨立營業的執照。母親乃遷居華人聚居的北加州，在灣區各處開設針灸診所，一直工作到1998年。
母親在她的晚年，能夠成功地由家庭主婦轉換跑道，成為一位頗受病人歡迎的針灸醫師，絕不是偶然的。我在清理她的遺物時，看到她的大批中、西醫學書籍，幾乎每一本的每一頁，都被她圈圈點點地仔細研讀過。現在回想起來，我聰慧母親的力爭上游，固然與她在一個大家庭裡「不受重視」的成長有關，（范家新字輩上一代的三兄弟沒分家，且都住在同一個堂屋裏，高我母親一個輩份的新字輩叔伯阿姨，竟多達二十餘位，他們全都以兄弟姐妹相稱，例如母親的七舅與九舅雖然只是堂兄弟，但在稱呼上是沒有分別的。至於她那些同輩份的，人數之多就更不用提啦。）但也是因為我父親的失意於宦途，讓她體驗到人情之冷暖，一切都得靠自己奮鬥。在官場上一朝失勢，那班平日時相來往的朋友，除了極少數之外，都逐漸與我父母親疏遠，那感覺就如同「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台灣的「官場現形記」，豈是我用百十萬字可以描述的，這是題外話，不想在此扯太遠了。
母親這一輩子最傷痛的事，莫過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改革開放的初期，得知她弟弟余耀飛遇害的消息。我這耀飛舅舅是外公的遺腹子，出生在日本，與我母親一起在我老外公家長大，姐弟倆沒有爹娘呵護，彼此相依為命，感情特別深厚。因為耀飛舅後來曾當過國民黨的軍官，在東北的四平街戰役中與紅軍激戰過，所以在中共眼中是絕對的罪不可逭，1954年被中共以「反革命」罪名逮捕，押他回到他以前從未去過的原籍，湖南省平江縣，公審後慘遭活埋，得年僅三十三歲。其實耀飛舅一直受我繼外公與七舅外公的影響，思想是十分左傾的。原先在我父親的三十二師裡任少校團附，是有機會隨軍赴台的。但是有天他留書後不辭而別，投共去啦。這些年來，我父母親總以為對中共而言，耀飛舅是「立過功的」，至少不至於要殺害他吧。哪知事與願違，得知噩耗後，我母親哭得雙眼紅腫，竟到了需要就醫的地步。我父親一向待耀飛舅如親弟弟，他的難過自也不在話下。那年中元普渡，擅詩文的父親成詩一首如下；
中元夜悼亡內弟怡生
熒熒磷火月黃昏
極目茫茫不見親
今夜平江風露冷
盂蘭誰為弟招魂
由於我從小就被父母親告知，我是「舅舅的翻版」，貌似舅舅，所以我一直非常希望找到舅舅的舊照片來「印證」一下。詎料竟被倖存的大陸親戚們告知，因耀飛舅是以「反革命」之罪給「鎮壓」的，親戚們為了避免受到牽連，自顧已不暇，哪敢為他辯護，只好與他「劃清界線」，所有與耀飛舅有關的物件，都被徹底銷毀，這當然包括所有他的照片在內，讓我著實氣惱不已。
母親對我們兄弟倆的言教與身教，讓我倆終身受用不盡。在我記憶中，母親對父親的下屬都是以禮相待，從未頤指氣使，我小時候就常見到父親的侍從官、司機與警衛員等，是與我們全家同桌用餐的。陸軍官校二十二期畢業的侍從官田英上尉（河北靜海人），更是我們兄弟倆生活中的田大哥，一向親如家人。父母親對親戚朋友需要幫忙的，更是十分慷慨，尤其是當知道朋友的子女要出國深造而短缺旅費時，定是解囊相助。父親是貧農出身，小時候經常三餐不繼，遑論繳學費，完全是靠善心人接濟或是拿獎學金讀書上學的。父親兩袖清風的退役後，還得要靠在台北的各大專院校教英文維生。等到我要出國留學時，我的旅費還是靠母親去打會湊出來的。
母親對「施者比受者更有福」的哲學領悟很深。記得我們剛到台灣不久，住在高雄鳳山的黃埔新村裡，政府對村中的軍眷十分照顧，每個月都按每家的人口數配發各種糧票。住在村裡有兩位父親黃埔島上的同學，平日時相往來。我家只有四口人，這兩家則分別有六與八口人，可說是食指浩繁。由於我父親在三年內已晉升為鳳山地區位階最高的軍事首長，薪資較高，而父親的兩位黃埔同學都被閒置，當然生活環境也稍差。母親在與他們閒話家常時，聽到兩位主婦都在抱怨每個月的米糧不夠吃，就主動的把我們的糧票分別給了她們，為怕她們婉拒，還刻意不讓她們互相知道，只分別告訴她們，我們家人口少，食量小，每個月都有餘糧。事實上，我們家所有的米糧，都是母親上街自掏腰包買的。這些事情是母親在晚年時，與我閒聊時告訴我的，為了怕傷了老朋友的自尊心，她以前從未對任何人提過。
母親的善心，對我而言，是以身作則的。我唸鳳山中學初中時，班上每位同學都自帶午餐便當，有一天，我發現我前座的同學因為家庭因素，中午是餓著肚子沒帶便當的。回家告訴母親，她約了那位同學來家裏談，得知真相。從此以後，我每天就帶兩個內容相同的便當上學，一個給他，一個給我，直到他後來轉學到屏東的潮州中學為止。母親的福報是報在我身上的，這位同學成了我畢生的知交，現住美國南加州，後來也在我的困境中幫過我。
我於2002年奉母命返武平家鄉祭祖，即使已有心理準備，但是當我親眼見到鄉親們的落後生活環境，比五十多年前的台灣鄉下還要糟上好幾倍時，那個文化上的震撼與驚嚇（Cultural shock），是我今生難忘的。返美後具實稟報母親，讓她有了全盤的瞭解。待母親過世後，我在整理遺物時，喜見她歷年來匯給大陸上親友們的錢，尤其是我父親在福建武平家鄉那些一貧如洗，還被列為「黑五類」，受盡中共鬥爭折磨的窮苦親戚們，已超過十萬美元。此外，她每個月還固定地捐給美國的各慈善機構超過百元。其實她經濟上並不寬裕，但還是要束緊腰帶幫助有需要的人。匯給武平家鄉的錢，主要的是用作獎學金，幫助鄉里貧寒子弟們就學，讓他們用良好的教育，作為將來改善生活環境的基礎。母親常告訴我，我父親與她在年少時，都經常被善心人士接濟，這是對他們的良心回報。更何況這也是積善積德，蒼天有眼，會讓謝家有福報的。我的父母親都得享長壽，活到九十好幾歲，這就是他們在世的福報。而我在三年前患上九死一生的腦動脈溢血症，在醫院的加護病房裏與死神搏鬥近月，近六呎的身高，只剩下一百二十幾磅，醫生們都已不抱甚麼希望。後來居然在精密的腦部手術下逃過一劫，連一般人腦部手術後的後遺症都不太明顯。這當然是我父母親替我積的福。
今年的母親節，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個沒有母親的母親節，心情之沉重，不言可喻。在一般人的眼中，母親或許只是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婦，大不了是一位精通中醫醫理的針灸醫師。但在我的心裏，母親是一位很有理想的、不平凡的人。她聰慧漂亮，樂善好施，勤奮好學，正直無私，知書達禮，樂天知命，擇善固執，愛國愛家。她老人家辭世，一般的八股訃文，當不足以描述她那不平凡的一生，我在此撰文，也不足以表達對她的哀思之萬一。但願她在九泉之下，右手挽著與她結縭一甲子的丈夫，左手牽著她掛念在心多年，含恨慘死的弟弟，就如她平日教導我的『南畝耕，東山臥，世態人情經歷多。閒將往事思量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甚麼！』快快樂樂的在極樂世界裡享受著她的福報。
只是這元曲的最後一段，我得把它稍微改一下，『報應到他，積福是我。惱甚麼！』這才與我母親一生的際遇更貼切一些罷。 ◇
(2012年四月於美國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