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6月26日讯】我的母亲谢余立女士，是1981年，美国第一批通过针灸师验证考试的六十余位医师之一，也是当年仅有的两位通过验证的华裔人士之一。通过验证的针灸师就可以不需要在西医监督下独立行医。那一年，只有高中毕业学历的她已高龄六十四。这篇文章就是叙述我母亲“看似平凡”的一生。看她是用什么样的毅力，在大部分人的退休之龄，开展她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工作。

号称四季如春的旧金山，它的冬天还是够冷的。打从我“才”四十出头开始，每年总是要因探亲而到这闻名于世的美景城好几次，这旧金山的冰风我是早已习惯了的。今年元月某日，我缩着脖子站在Van Ness 大道与Pine街的十字路口等人行绿灯，一阵冰冷的海风迎面吹来，我下意识地拉紧头上的绒线帽，心中不禁嘀咕，是打什么时候开始，我那日渐稀疏的头发，已无法抵挡这旧金山的刺骨寒风，要靠这顶绒线帽来保暖了。是啊，老啦！年近七十的我，在公车上都经常是被人让座的对象。但是我顽固的不愿意认老，因为还有高龄已近九十五的母亲健在。

母亲虽然这两年行动不便，但直到2011年十一月以前，都还是很健谈的，不但能记忆清晰无比的与我聊起七、八十年前的往事，还对台湾的选情与两岸时政极为关心。可是在感恩节以后，她突然因宿疾肝硬化引起大量肺积水而住进医院的加护病房。两千西西的积水从肺里抽出后，她体力开始急遽衰退，记忆与语言能力也大不如前。母亲病危时，我由德州飞到旧金山，前后在华埠医院的病榻旁陪了她老人家两个多月。那天，做了她二十多年家庭医师的沈大年，面容严肃地用双手扶着我的肩膀告诉我说：“你母亲大概撑不久了，快把她想见的亲人都带来给她看看吧。”匆匆由德州赶来的家人们心里也都清楚，老奶奶时日有限。2012年3月8日下午五点五十分，母亲在三代亲人的环伺中安详地去世。16日火化后，安葬在湾区半月湾百龄园父亲的墓旁。这墓园福地位于半月湾的山顶上，是我母亲在二十多年前亲自选定的，从墓园里能清楚地遥望浩瀚的太平洋，也充分的反映出她老人家对太平洋彼岸家乡的系念。

我的母亲原名余莉丽，是民国六年（1917年）黄历八月初七出生于湖南长沙。她的祖父是湖南平江人，据说是前清左宗棠手下湘军中的一位高阶军官，曾随左宗棠领兵入新疆“平回乱”，乱平之后，当时已年近六旬的老祖父，由回疆带回了一名非常年轻的维吾尔族女子，生育子女各一，数年后，老祖父就辞世了。不久，这维族女子因语言与生活习惯不能适应，留下她所生子女之后就被遣返回疆，不知所终。她留下的儿子，就是我的外公余肖云。所以母亲有四分之一的回族血统，这由她高耸的鼻梁与深邃的眼眶可以清晰的看出来。

外公余肖云才二十出头就已成亲，娶了长沙范氏望族的女子，她就是我的外婆范新懿。清末民初时期，长沙的范家是一个很开明，思想非常前卫的大家族。暂且不提范家的男孩子，范家新字辈的女孩子们，就没有一个是缠足的。非但如此，她们也如同男孩子一样接受高等教育，还有不少是出国留学的。其中一位是范新绶，她的女儿就是曾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的彭佩云女士。范家的男孩子们也几乎个个都是北大、清华或交大等名校的毕业生。

我的外婆范新懿于民国七年偕同外公余肖云留日习医，我母亲当时尚在襁褓，就被寄养在她的外公（我的老外公）家。我的外公外婆在日本留学时，替我母亲添了两个弟弟、日生与遗生（怡生）。在遗生尚未出世时，我的外公余肖云可能是在实习医院感染了急症，竟然一病不起，葬身东瀛。外婆乃携两幼子返国，也把他们托付给我的老外公抚养，我母亲这才第一次见到两个在日本出生的弟弟。把三姐弟安顿好以后，外婆返日继续学业，年轻守寡的她，数年后在日本再婚，嫁给当时也是留日学生的刘侃元教授，日后又生了四个孩子。

虽然有其他亲人的照应，但我母亲不是在亲生父母呵护下长大的孩子，所以她自幼就养成非常独立的性格，与两个弟弟的感情也特别好。可惜日生舅因乏人照顾，于嬉戏时，在一个学校里的池塘中遇溺，时年尚未满四岁。我母亲与她的弟弟自幼在湖南长沙老外公的范家长大，以至于与她本姓的余氏家族没有太多联系，只约略知道余家是湖南平江的望族。

母亲在长沙读完初中后，就去北平读北师大女附中的高中部。一年后，因为她的九舅范新怀（交大电机工程系毕业，是我外婆范新懿的亲哥哥）在青岛电信局担任工程师，他很孝顺地把他的父母，也就是养育我母亲长大的老外公与老外婆，接到青岛去奉养，我母亲在北平时，十分想念她的外公与外婆，高二时转学到青岛女中，就住在她的亲舅舅范新怀家。

母亲在青岛女中高中部毕业后，经由她在长沙女中的一位手帕交禹竹荺女士的介绍（以后两人成为结拜姐妹），结识了禹女士新婚夫婿龙灵将军的黄埔军校六期同学，也就是我的父亲谢肇齐。当时，我父亲刚由英国留学回国不久，他是国民政府在北伐统一中国后所考选的第一批十一位进入英国皇家军校深造的军事留学生之一。青年才俊的他，被有“中国装甲兵之父”尊称的徐庭瑶将军延揽，在南京刚成立的陆军机械化学校(装甲兵学校之前身)任教官兼学生总队的总队长，成为中国装甲兵的创军元老之一。父亲每逢周末与假日，便风尘仆仆地往来于南京与青岛之间，对母亲展开热烈追求。一年多以后，两人终得“修成正果”，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四日，由徐庭瑶将军证婚，在南京成亲。

母亲原本是想先上大学，等大学毕业后才与父亲结婚。但是父亲眼见时局不稳，担心感情会日久生变，坚持要母亲先结婚后再上大学，而且希望母亲就近读南京唯一的女子学校“金陵女大”。母亲最后顺从父亲意见，考上金陵女大后就完婚。

但是婚后的第三天，我父母亲还来不及度蜜月，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机械化学校奉命溯长江西迁，我们上一代的颠沛流离就此展开。母亲以眷属身份，随军四处迁徙，生活虽然艰苦，幸好不是在肉搏战中求生存。但机械化学校的重装备，是日本轰炸机追逐的主要目标之一，躲警报成为父母亲的家常便饭。

民国二十九年，父亲在英国皇家军校的同学与挚友龚愚将军，衔何应钦将军之命，在贵州扎佐成立了一个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新兵训练基地，名为“军政部扎佐陆军演习场”。他力邀我父亲来共襄盛举，担任他的副场长。一年后，龚愚将军调升国防部要职，我父亲乃升任师长衔的演习场场长职，又过一年，三十八岁的父亲晋阶少将，才二十五岁的母亲就成了将军夫人。

相对于中国的其他沿海省份，贵州因偏处内陆还又多山，不但易守难攻，且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大部队行进，在抗日战争前期，算是比较“安全”的后方。我父亲在贵州扎佐独当一面练兵的消息传到母亲亲戚的耳中，大家都涌到扎佐来投靠我父母亲。除了我继外公一家人外，母亲在青岛的九舅，更是孝顺地亲自背着他那缠了小脚不良于行的母亲（也就是从小养育我母亲长大的外婆），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徒步由青岛走到扎佐来避战乱。一大堆亲戚来投奔，再加上母亲此时也生下我们兄弟俩，让她忙得不可开交。母亲唯一的亲弟弟余遗生（此时已改名为余耀飞，陆军官校十六期毕业），也被我父亲调到扎佐演习场来当连长。一甲子以后，我母亲回忆起这些往事，感慨之余，也有相当的欣慰，她在成长时期所最欠缺的亲情，此时多多少少已弥补了一些。

扎佐的演习场在抗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训练新兵之外，还调训各战区选送来的士官兵，施以西式的单兵战斗教育，这些士官兵结训回部队的原单位后，成为“种子教官”，大幅地增进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这个地跨三个县份的庞大演习场，被我父亲与他邀请来的一群军事留学生们经营得远近驰名。

有一次蒋委员长亲临视察，对演习场的规模与训练非常满意，乃下令中国电影制片厂到扎佐，拍摄军教片给各战区司令部作观摩之用。中影厂长袁丛美将军衔命而来，他是我父亲黄埔六期（高教班）的同学。袁将军在拍片之余，发现那演习场场长夫人长得十分抢眼，想征求我父亲的同意，要让我母亲去重庆的中影片厂试镜，结果被我那“小气”的父亲当场峻拒。母亲的长相酷似老牌影星王莱，上世纪的八十年代，王莱有一度住在旧金山的中国城附近，我母亲好几次在中国城的街头被误认为是王莱，可见相似度之高。

抗日战火最后还是延烧到贵州，民国三十三年冬，日军妄想由中国南方借道贵州北攻重庆。扎佐演习场的万余官兵被临时编成一个师，由孙元良将军节制，加入独山战役。父亲辖下的两位上校步兵团长，郑为元将军（意大利军校毕业，曾任民国七十年代的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与刘廉一将军（后来在美国陆参大毕业，曾任国防部次长）更是战功赫赫，奋力将来犯日军击退。孙元良将军也因此役建功，得颁青天白日勋章。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父亲去美国的陆军参谋大学正规班受训的一年期间，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回到青岛，这次是借住她的七舅范新度（又名范澄川，湖南工程学院纺织系毕业）在金口一路十四号的中纺宿舍里，此时我这七舅公已是炙手可热的中纺青岛分公司十三个纺织厂的总经理，各方亲戚包括继外公全家，此时又都到青岛来了，母亲再次得享亲情。记忆中母亲那同母异父的小妹妹刘平梅当时也在青岛，比我们兄弟俩只大十多岁的她，成了最常照应我们的长辈。梅姨后来在学术界发展，七十年代初期就已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并负责编撰英文教材，与姨父赵静鹏教授一样，在清华服务了几十年直到退休。思想原就十分左倾的七舅公范新度，在大陆变色时，替中共保产有功，将他辖下所有十三个纺织厂设备，原封未动的移交给中共。但是范新度是属于“臭老九” 的知识份子，管他有功没功，在文革时期，还是照样被造反的红卫兵们斗得惨兮兮的。

民国三十七年九月，父亲由美返国时，大陆上已经是硝烟四起。在兵荒马乱中，我父亲奉命担任驻在西北的骑兵编练兵团所属的骑兵第十七旅旅长。报国心切，父亲即刻收拾行李，赶赴南京江边码头等候渡轮。由于时局已相当混乱，我父亲准备先独自一人渡江去甘肃天水就任新职。临行那天，渡轮都已靠岸，行李也上了船，父母亲依依不舍地在长江码头上话别。

正当我们一家人行将离散之际，时任第四编练兵团司令长官沈发藻将军及时派人飞车赶到，在江边拦下我父亲，沈将军也就是年前鼓励我父亲去留美的直属长官，来人正是沈将军的侍从官，当即递交给我父亲一张任命状，说是已得国防部长白崇禧同意，任命他为沈将军辖下第四编练兵团驻守苏州附近的陆军第七十军三十二师师长，这才暂时免去我们一家人骨肉分离之苦。现在看来，沈将军也算是我们谢家的“贵人”之一，要不是他及时在江边拦阻，我父亲若是去了天水就任骑兵旅旅长，大局逆转之下，我们一家人再重聚就难了。

三十二师后来在往南移防时，路经江西瑞金，此处离我父亲的家乡福建省武平县武所乡（上世纪五十年代已改名为中山镇）约仅两日余脚程，我父亲有返乡探亲之意。唯当时的时局已不稳，除非劳师动众的带一个警卫连同行，不然安全有虞。几经思考，乃派自己的传令兵携函返乡，希望能把我祖母接来见一面。数日后，我大伯谢肇钧在他的一位好友潘明永陪同下匆匆赶到，告知祖母已年迈，不堪长途跋涉，遣他来与我们晤面。兄弟俩二十年来才第一次见面。

大伯在瑞金盘桓数日后，我父亲与母亲商量着如何接济家乡之亲戚，他们有预感，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帮助穷困乡亲的机会了，没等父亲开口，母亲就毫无私心地建议把积蓄中的大部分、四百银元交给大伯带回家乡。由于返乡之路不是很安全，乃将四百银元分成两份，分别缠在大伯与潘明永之腰际，两人即动身返乡。

数日后，大伯写信告知，潘明永见财起歹念，次日投宿旅店时，天尚未亮即不告而别，不知去向。让我父亲十分懊恼与愤怒。但是母亲宅心仁厚，尽往好的地方想，就劝解父亲说这潘明永还算是有一丝丝良心的，至少没有杀死大伯，夺取全部的四百银元。但是人做坏事天在看，父母亲相信这潘明永的恶报终要临头的。

大伯返乡后，依我父亲之嘱咐，买了一部新的缝纫机（大伯的职业是裁缝），剩下来的钱买下一片薄田，脱离佃农的身份，但也可能就是这片薄田，让他们成了中共眼里十恶不赦的“地主”，父母亲的善意，反让乡亲们招致厄运。

大陆变色时，父亲在粤西作战，我们母子三人则滞留广州，战况紧急下，母亲与父亲已失联，眼见情势不妙，红军即将进城。母亲乃当机立断，带领我们兄弟俩逃离广州，去九龙投奔她的姨妈范新琼（七舅范新度的亲妹妹），这又是一位范家新字辈的杰出人物，她于留学法国习画时，与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领袖彭襄（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成亲。说我这彭姨外公当时为学生领袖是一点也不为过，那时代，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每个月的政府津贴，都是经由他转交的，这当然也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郑彦棻、张道籓等两岸名流在内。（他们的长子，也就是我的表舅，是在台湾医界享有盛名的前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彭芳谷医师。）

我父亲当时是七十军副军长，兵败之后易装潜返已陷共的广州寻找妻儿，由老房东处得知我们母子三人已逃往九龙投靠姨妈，乃由广州徒步南行，一路上历经无数次的共军路检，因父亲通客、粤语，且又乔装得宜，有惊无险，在沦陷区前后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辛跋涉，终于抵达九龙与我们团聚。一家人困在牛池湾的一个铁皮屋中，约十个月后才得获准赴台。此时我已快六岁，对周遭事物已开始有相当的记忆。印象中，母亲有超强的语言学习能力。在广州与九龙不过才一年又半载，母亲的广东话就可应付日常的对话。后来在台湾也只有短短半年时间，母亲就已开始用闽南话与菜市场上的小贩们讨价还价。

民国四十年代初期，父亲的军职逐渐升迁，不可避免的必须与身旁的美军顾问打交道。这些美军顾问有不少是携眷来到台湾的，在公务之外的社交，通常是偕眷参加的。父亲曾留学英美多年，与顾问们的英语会话毫无问题，但可就苦了没机会上大学或留洋的母亲，英文只有高中程度，在宴会上几乎成了聋哑人，听不太懂也上不了口。母亲下定决心，要克服这个语言障碍，要求父亲指导她学英文。父亲在厦门的集美师范学院毕业后，曾有短时间在家乡的武平中学教英文，他的教学方式是简单的要我母亲死记单字，背诵课文，并且用简单的英语与她对话。后来母亲开始用英文写日记，父亲下班后替她审阅一遍，有谬误也立即更正，每天的英文版中国邮报也被母亲密密麻麻地圈点与作笔记。在电影院看英语片时，更是聚精会神地听影片中的对话学英语。才半年下来，我母亲的英语能力就突飞猛进，一般的会话已经可以朗朗上口了。母亲后来移民美国，因为语言没太大的障碍，很快就适应了异域的生活。

我父亲是中国少数受过完整西方现代化军事教育的军人，自视很高，他的耿直与择善固执在军中的袍泽中也是出了名的。民国四十年代初期，他在陆军官校教育长与校长的五年任内，奉老总统命，负责把陆官改制为全国第一所授学位的四年制现代化军校。为了维护学生在受教育时不被干扰的权益（例如，我父亲坚拒在学生上课时间排出学生仪队来迎宾，也就是给长官来“检阅”，说是会影响课业进度），他坚持己见，把两位直属长官，前后两任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与黄杰（众所周知，这两位将军的性格也各自迥然有异）与位高权重的总政治部主任蒋坚忍，全都给扎扎实实的得罪了。母亲的圆融与委婉，常适时的调和了父亲那“只要理直，不怕得罪长官”的个性。母亲平时最爱引用关汉卿在元曲四块玉里的那一段‘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来纾解理直但气愤难平的父亲。这段元曲是母亲年少时，她的瑾姨妈（范家新字辈的范新瑾，是我外婆范新懿的亲么妹）眼见母亲与她同辈的亲戚吵嘴，被词穷的对方讥笑“活该你没爹没娘”时，在一旁安慰她时所讲给她听的。可怜的母亲当时可是难过得痛哭了一整天。我自幼就被母亲教会这一段元曲，年少时我不太能感受其中的涵意，后来年纪渐渐大了，才能完全领略与体会。母亲辞世前，在医院病床上，还不时的要求我背诵这一段元曲，并殷殷的嘱咐我，要我牢记它隐含的处世哲理。

母亲的瑾姨妈是她童年时最照应她的长辈，在大陆变色的前一年，我这瑾姨婆把她年仅十五岁的长子丁必健托付给我母亲，我父亲也善尽职责的把他先暂时带在身旁做传令兵，最后他随军来台。我这位表舅自己也很努力，退伍后通过考试院的医务人员特考，成为放射线科医师，在宜兰县罗东的博爱医院服务数十年，直到退休。

父亲在民国五十五年从军中退休时，我正在台南念大二，母亲也还不满五十岁，她对自己没有机会念个大学学位一直耿耿于怀。到台湾不久，母亲在请领国民身份证时，就已把自己改名为余立，这“立”字也展现出母亲的独立个性。父亲退休后，母亲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下，接触到中医，对神奇的针灸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乃师从台北的一位颇负盛名的中医师陈怡魁学习中医与针灸。

我念工学院的那几年，因为要到工厂去实习与服兵役，即使寒暑假都难得回家。但民国五十八年我离台赴美求学之前，倒是在家中停留了一个多月，那时就经常瞧见母亲嘴里喃喃地低声背诵中医与针灸口诀。母亲“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是我一辈子最佳的生活启示。后来才知道，在短短的几年中，母亲已成为陈怡魁医师最信任的助手。某日，一位陈医师新收的学生要问陈医师一个施针的问题，可是他正忙得不可开交，刚巧我母亲在旁，陈医师乃随口就对这学生说：“你去问谢太太吧，她能答复这问题。”此时母亲心里相当高兴，她知道自己不久就要出师啦。

民国六十三（1974）年，针灸在美国已合法化，但是规定要在执业西医的监督下才能施针。有一位在美国南卡罗来那州的执业西医，对针灸的疗效十分着迷，就托他认识的一位卢姓台湾友人，替他在台湾征求一位通英语的针灸师。母亲此时已获得台湾的针灸文凭，经卢先生面试之后，被认定是唯一合格的应征者，再加上陈怡魁医师的大力推荐，这位执业西医就与我母亲签约，也很快拿到了美国移民局的工作签证，我那当时已五十七岁的母亲，就这样成为合法的美国针灸师了。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五十七岁时已开始在做退休的准备，而我母亲却在这时刻才接到她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约六年后的1981年，美国加州第一次举办针灸师验证考试，通过验证的针灸师就可以独立开业。应考者有五百余位针灸师与中、西医师，其中包括六十余位由港、台两地特别赶来的考生。由于试题是用英文书写的，亚裔的针灸师仅两位得以通过这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针灸师验证考试，我母亲就是其中之一。次年，纽约州议会也通过认可加州的验证考试，发给我母亲独立营业的执照。母亲乃迁居华人聚居的北加州，在湾区各处开设针灸诊所，一直工作到1998年。

母亲在她的晚年，能够成功地由家庭主妇转换跑道，成为一位颇受病人欢迎的针灸医师，绝不是偶然的。我在清理她的遗物时，看到她的大批中、西医学书籍，几乎每一本的每一页，都被她圈圈点点地仔细研读过。现在回想起来，我聪慧母亲的力争上游，固然与她在一个大家庭里“不受重视”的成长有关，（范家新字辈上一代的三兄弟没分家，且都住在同一个堂屋里，高我母亲一个辈份的新字辈叔伯阿姨，竟多达二十余位，他们全都以兄弟姐妹相称，例如母亲的七舅与九舅虽然只是堂兄弟，但在称呼上是没有分别的。至于她那些同辈份的，人数之多就更不用提啦。）但也是因为我父亲的失意于宦途，让她体验到人情之冷暖，一切都得靠自己奋斗。在官场上一朝失势，那班平日时相来往的朋友，除了极少数之外，都逐渐与我父母亲疏远，那感觉就如同“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台湾的“官场现形记”，岂是我用百十万字可以描述的，这是题外话，不想在此扯太远了。

母亲这一辈子最伤痛的事，莫过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改革开放的初期，得知她弟弟余耀飞遇害的消息。我这耀飞舅舅是外公的遗腹子，出生在日本，与我母亲一起在我老外公家长大，姐弟俩没有爹娘呵护，彼此相依为命，感情特别深厚。因为耀飞舅后来曾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在东北的四平街战役中与红军激战过，所以在中共眼中是绝对的罪不可逭，1954年被中共以“反革命”罪名逮捕，押他回到他以前从未去过的原籍，湖南省平江县，公审后惨遭活埋，得年仅三十三岁。其实耀飞舅一直受我继外公与七舅外公的影响，思想是十分左倾的。原先在我父亲的三十二师里任少校团附，是有机会随军赴台的。但是有天他留书后不辞而别，投共去啦。这些年来，我父母亲总以为对中共而言，耀飞舅是“立过功的”，至少不至于要杀害他吧。哪知事与愿违，得知噩耗后，我母亲哭得双眼红肿，竟到了需要就医的地步。我父亲一向待耀飞舅如亲弟弟，他的难过自也不在话下。那年中元普渡，擅诗文的父亲成诗一首如下；

中元夜悼亡内弟怡生

荧荧磷火月黄昏

极目茫茫不见亲

今夜平江风露冷

盂兰谁为弟招魂

由于我从小就被父母亲告知，我是“舅舅的翻版”，貌似舅舅，所以我一直非常希望找到舅舅的旧照片来“印证”一下。讵料竟被幸存的大陆亲戚们告知，因耀飞舅是以“反革命”之罪给“镇压”的，亲戚们为了避免受到牵连，自顾已不暇，哪敢为他辩护，只好与他“划清界线”，所有与耀飞舅有关的物件，都被彻底销毁，这当然包括所有他的照片在内，让我着实气恼不已。

母亲对我们兄弟俩的言教与身教，让我俩终身受用不尽。在我记忆中，母亲对父亲的下属都是以礼相待，从未颐指气使，我小时候就常见到父亲的侍从官、司机与警卫员等，是与我们全家同桌用餐的。陆军官校二十二期毕业的侍从官田英上尉（河北静海人），更是我们兄弟俩生活中的田大哥，一向亲如家人。父母亲对亲戚朋友需要帮忙的，更是十分慷慨，尤其是当知道朋友的子女要出国深造而短缺旅费时，定是解囊相助。父亲是贫农出身，小时候经常三餐不继，遑论缴学费，完全是靠善心人接济或是拿奖学金读书上学的。父亲两袖清风的退役后，还得要靠在台北的各大专院校教英文维生。等到我要出国留学时，我的旅费还是靠母亲去打会凑出来的。

母亲对“施者比受者更有福”的哲学领悟很深。记得我们刚到台湾不久，住在高雄凤山的黄埔新村里，政府对村中的军眷十分照顾，每个月都按每家的人口数配发各种粮票。住在村里有两位父亲黄埔岛上的同学，平日时相往来。我家只有四口人，这两家则分别有六与八口人，可说是食指浩繁。由于我父亲在三年内已晋升为凤山地区位阶最高的军事首长，薪资较高，而父亲的两位黄埔同学都被闲置，当然生活环境也稍差。母亲在与他们闲话家常时，听到两位主妇都在抱怨每个月的米粮不够吃，就主动的把我们的粮票分别给了她们，为怕她们婉拒，还刻意不让她们互相知道，只分别告诉她们，我们家人口少，食量小，每个月都有余粮。事实上，我们家所有的米粮，都是母亲上街自掏腰包买的。这些事情是母亲在晚年时，与我闲聊时告诉我的，为了怕伤了老朋友的自尊心，她以前从未对任何人提过。

母亲的善心，对我而言，是以身作则的。我念凤山中学初中时，班上每位同学都自带午餐便当，有一天，我发现我前座的同学因为家庭因素，中午是饿着肚子没带便当的。回家告诉母亲，她约了那位同学来家里谈，得知真相。从此以后，我每天就带两个内容相同的便当上学，一个给他，一个给我，直到他后来转学到屏东的潮州中学为止。母亲的福报是报在我身上的，这位同学成了我毕生的知交，现住美国南加州，后来也在我的困境中帮过我。

我于2002年奉母命返武平家乡祭祖，即使已有心理准备，但是当我亲眼见到乡亲们的落后生活环境，比五十多年前的台湾乡下还要糟上好几倍时，那个文化上的震撼与惊吓（Cultural shock），是我今生难忘的。返美后具实禀报母亲，让她有了全盘的了解。待母亲过世后，我在整理遗物时，喜见她历年来汇给大陆上亲友们的钱，尤其是我父亲在福建武平家乡那些一贫如洗，还被列为“黑五类”，受尽中共斗争折磨的穷苦亲戚们，已超过十万美元。此外，她每个月还固定地捐给美国的各慈善机构超过百元。其实她经济上并不宽裕，但还是要束紧腰带帮助有需要的人。汇给武平家乡的钱，主要的是用作奖学金，帮助乡里贫寒子弟们就学，让他们用良好的教育，作为将来改善生活环境的基础。母亲常告诉我，我父亲与她在年少时，都经常被善心人士接济，这是对他们的良心回报。更何况这也是积善积德，苍天有眼，会让谢家有福报的。我的父母亲都得享长寿，活到九十好几岁，这就是他们在世的福报。而我在三年前患上九死一生的脑动脉溢血症，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与死神搏斗近月，近六呎的身高，只剩下一百二十几磅，医生们都已不抱什么希望。后来居然在精密的脑部手术下逃过一劫，连一般人脑部手术后的后遗症都不太明显。这当然是我父母亲替我积的福。

今年的母亲节，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没有母亲的母亲节，心情之沉重，不言可喻。在一般人的眼中，母亲或许只是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妇，大不了是一位精通中医医理的针灸医师。但在我的心里，母亲是一位很有理想的、不平凡的人。她聪慧漂亮，乐善好施，勤奋好学，正直无私，知书达礼，乐天知命，择善固执，爱国爱家。她老人家辞世，一般的八股讣文，当不足以描述她那不平凡的一生，我在此撰文，也不足以表达对她的哀思之万一。但愿她在九泉之下，右手挽着与她结缡一甲子的丈夫，左手牵着她挂念在心多年，含恨惨死的弟弟，就如她平日教导我的‘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快快乐乐的在极乐世界里享受着她的福报。

只是这元曲的最后一段，我得把它稍微改一下，‘报应到他，积福是我。恼什么！’这才与我母亲一生的际遇更贴切一些罢。 ◇

(2012年四月于美国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