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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素 :最低時薪多少才合適

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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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3年12月18日訊】讓人不樂見的是,現在全球薪資水平的絕對值在逐步提高,但是其相對值卻逐年下降。換句話說,世界財富正以加速度形式流向富人口袋,所謂「窮者更窮、富者更富」。以加拿大為例,在過去30年間,富人年收入翻了2倍多,但中產階層收入變化不大。即便同屬工薪階層,工資額最高10%和最低10%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擴大。
  
最近,增加時薪在美國成了一個時髦話題。領跑美國最高時薪的西部舊金山市,有提議要將目前法定最低時薪10.55美元漲到15美元。而加州明年7月將最低時薪提升至9元,到2016年1月提升至10元;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提議,要將聯邦最低時薪從7.25升至10.10美元。在筆者居住的安大略省,其最低時薪10.25加元已經凍結3年,安省勞工組織目前把最低時薪14加元作為其爭取目標。
  
我們知道,收入差距拉大,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滋生仇恨和犯罪。那麼,薪資提到多少才算是合理水平呢?
  
由於各國、各地區的經濟、文化、政治制度差異很大,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一條國際公認的訂定標準。在國際上,比較國家薪資高低主要使用2個參數,一個是用於勞動薪酬的總量占GDP的份額大小,也即「功能性分配」,或稱「分配率」;另一個是收入分配中的勞動份額和資本份額的比例。
  
首先看分配率。目前,在發達國家,分配率普遍在54%-65%之間。以2000年為例,美國的分配率58.3%,德國53.84% ,英國55.27%。在發展中國家,按照大陸經濟學家郎鹹平給出的數字,南美洲平均分配率38%,東南亞28%,中東大概是25%,非洲國家20%,中國的這一比例約在8%。可以看出,各國薪資水平的絕對數和相對數差異都很大。分配率在反映一個國家勞動者生活水平的同時,也反映出勞動者在所在國家政體中的政治地位。
  
以製造業為例, 2010年,丹麥每小時直接工資水平接近35 美元,加拿大約24美元,美國略高於23 美元,希臘 13 美元,巴西在5 美元和6 美元之間,菲律賓稍低於1.5美元;2008 年,中國小時工資水平是1.36 美元(美國勞工統計局2010,2011 年數據)。
  
其次,從近年勞動和資本分配比例的變化情況看,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裏,勞動者和資本所有者的總收入以近乎一致的速度增長,但近幾十年來,勞動份額出現下滑趨勢。OECD 研究發現,自1990 年至2009 年期間,在 30 個有數據的發達國家中,有 26 個國家國民收入中勞動薪酬所佔份額下降,其中位數占比從66.1%下降到了61.7 %,與之對應的是資本份額(也稱「利潤份額」)的上升。
  
造成以上現象的原因,有一種解釋是技術進步對勞動份額的降低承擔主要責任,因為技術「增強的是資本而非勞動」,勞動份額降低是「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綜合結果」 。而筆者有一個學術之外的理解,是整體社會道德的下滑,使人變得越來越貪婪、為私;在美國,四分之三的企業總營業盈餘用於紅利分配,這說明,資本的所有者對於與人分享利潤變得越來越斤斤計較。
  
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最低工資仍是政策議程和公共領域中倍受爭議的話題。國際勞工組織在其《體面勞動議程》中,鼓勵成員國通過最低時薪標準來減少「有工作貧困」,建議各國政府確定最低時薪標準時與社會夥伴協商,出台平衡措施,充分考慮到勞動者及其家庭的需要和各項經濟因素,包括生產率水平、經濟發展的要求以及保持較高就業水平的要求。
  
按照這一思路,歐盟委員會近日表示,各成員國應建立「體面和可持續的工資制 」,並指「確定適當水平的最低工資標準,可以扼制有工作貧困現象上升的勢頭,也是確保體面工作質量的重要因素。」
  
筆者認為,要在全球層面實現分配的「再均衡」,除了提高法定最低時薪、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等技術性處理手法,提升社會的整體道德意識、鼓勵樂善好施的行為也是不可忽略的一個主要方面。
  
(參考資料:國際勞工組織(ILO)《2012/13 全球工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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