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2日訊】結識左海倫教授不少年了，每見其人，總覺得她很健碩；這回讀了她的書，才知道她一九二四年生於天津，抗戰時到四川，在台灣生活了二、三十年，七十年代中到美國，今歲已是叫名八十的神仙了。上月她寄來新作《文思三部曲》，讀後竟令我悟出了許多道理。代序〈緣起〉說，來美國前，新竹清華大學新設了一個「人文學講座」，她應聘為理工科學生講了這些人文課題。事隔了二十多年，在友人和子女的鼓勵下，集稿成書；飲譽中外的商務印書館，又將它們裝禛成精美的《三部曲》，這對海倫女士和讀者來說，都是美不勝收的喜事。
海倫女士有很多獨到的見解，如她把知識歸納為「生產性」和「消費性」兩大類，就對我很有啟發。我想，「書」的確可分「忙」和「閒」兩種，前者是為安身立命，後者是為濡沫心靈。芸芸人類眾生，心靈感受差異極大，特別是明銳的人，不撫慰心靈，往往還比愚鈍者痛苦。我讀了她的這套閒書，牽出了萬千頭緒，反倒閒不起來，有感而不發不可了。
常言云「文史不分家」，即是中國學術專注「文史」的傳統；而先秦時代思想言論又很自由，因此早早就發展出了「諸子百家」的哲理。於是，「文、史、哲」構成了中國人文科學的線索；海倫教授正是以《詩論—文學的貴族》、《司馬遷與史記—經驗築成的巨塔》、《談儒話墨說道》三卷敘說這些古道，她通今兼西，又把老舊的國學現代化了。之於我這樣學理工出身的人，讀深入淺出的以古文化為主題的書，自然很有裨益。
作者本來要把書名叫做《古道的魅力》。她的《詩論》推崇《楚辭》，史論獨薦《史記》，哲理只表彰「儒、墨、道」。這番取捨很符合實際，中國社會愈古愈自由，中國學術也愈古愈有道理；待到封建專制漸入佳境，禁絕了思想自由，「國學」就乏善可陳了。因此，政治和學術是一對孿生胎兒，寬鬆的政治必有自由之學術，自由的學術思想又將推動社會的進步。
說來，上世紀人物毛澤東要別人「厚今薄古」，自己卻「線裝書」不釋手。「古」的確是中國學術的天堂，而「今」則是一片精神之廢墟；連毛澤東自己愛的也是古，只是他不許別人去學它、愛它、反省它。因此，我們與其說中國文化早熟；還不如說從秦始皇到毛澤東，原本魅力無窮的中國文化，歷盡了兩千多年的自虐。
近一百五十年來，中國歷經了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科學、軍事、宗教諸方面的刺激，自上而下都得了「事事不如人」的感覺，因此實施了形形色色的「維新」、「革命」、「改革」、「開放」；這些明明是在追隨西方，卻總要套上不認輸的「中體西用」或「有中國特色」的標籤。為甚麼呢？我想是中國文化太博大，太精深，乃至追隨西方的後人，有愧對祖先的自責。
「文化」一詞是外來的，現在這個詞被用得很廣泛，如台灣的「黨文化」、「茶文化」、「吃文化」，和大陸的「文化程度」等，雖約定成俗，未嚐不可，但卻是太浮濫了，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
「文化」（culture）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現象，它同義於生物學的術語「培養基」一詞；簡言之，它是人類思維和行為習慣的養成背景。柏陽先生說中國傳統文化像「醬缸」，是一個不失恰當的比喻，因為「醬缸」裝的是產生「醬油」的培養基。事實上，產生不同品種和品質醬油的原因，並不在於黃豆，而在於令之發酵的菌種；於「人類文明」來說，就是那些世代相承的「傳統」。而各類「文明」，正是各種「文化」或「傳統」釀造的成果。
因此，早熟而自虐的中國文化的「千年老窖」，自然會釀造出「佳釀」和「毒醚」；然而，總有些人要把它們混製成一種「文化雞尾酒」，向世人勸飲。當有人批評它的專制性時，必有人說這是反對傳統和國粹；而事實證明它有毒素時，又總有人能夠品嚐出它的香醇。因此，研究中國傳統文明，就必須將它「分餾」，而《三部曲》正是這種文化解析的成果。
海倫女士對「功利主義」有著力的批評，她說「墨子認為兼愛等於兼利……這就是墨子只以功利唯物的立場做理論根據」，就非常中肯。而她所說的「共享功利的社會，到最後也不可能刺激人民向上的進取心。因為凡是財貨為多數人共有時，人，只會付出最少量的關心……這是人性的弱點」，她七十年代說的這些老話，已經為九十年代共產主義的失敗所印證。
但是，我以為「功利主義」並非墨子一家的特徵，而是中國社會的普遍性格。從物性上看，我們這個民族是「抗病力」和「忍耐力」極強的人種，因此其微觀個體大多耐勞而不互助，節儉乃至自私，短視而急求功利；這就是中華民族缺乏合作意識，一盤散沙，無神無懼的人性根源；也是「專制」橫行的社會基礎。孔子也是一個無神論者，但他的儒學提倡「仁」，提倡「求仁得仁」的「內省」，即是要人類自覺互愛，也就是要克服這個民族劣質。
馬克思將人類分成窮富階級，與孔子根據人們對「義利」的態度，將大眾分成「君小」兩類，就很像蘇東坡看廬山的「橫看成嶺側成峰」了。不過「窮富」只是游移的物質擁有現象；而「義利」卻是穩定的心理內質。對於「心物」或「慾類」組成的社會，如果不研究「心」，不提倡「自省」，還有甚麼實際意義呢？就此而言，孔子或許要比馬克思高明了一點。
孔子晚年才專注述作。流傳至今的諸多「子曰」，也是「不惑」之言。而他的「君小之說」，實在是觀察我民族行為的失望之見。而他提出的萬世哲言：「己所不慾，勿施於人」，即是非常寬容的人類「道德底線」；這對功利的中華民族來說，則是對症下藥，切中族弊了。
人們常以「功利小人」或「道德君子」來褒貶人物，「功利」即是不顧他人、不計後果，或即不擇手段的心態；而「道德」則是顧計他人和後果的心靈約束。因此，「君子」與「小人」之別，在於是否願意「自省」。在一個無神的民族中，「仁」無以實現的障礙，就在於那些「無所畏懼」的「小人」；用毛澤東自我標榜的話來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也。今世人們對共產黨有許多怨憤，但總有人不忍心稱周恩來為「小人」，因為他是個尚能自省的人。
孔子若活到今天，對兩千多年「尊孔」的結果，一定是很失望的。一千年前起頭的「宋明理學」，還將儒學演變成「存天理、滅人慾」的禁慾訓條，導致了社會的停滯。而「五四」打倒了「孔家店」，卻又在中國捧出了毛澤東這樣的功利主義的「真小人」，給社會帶來了無窮災難和遺害。
海倫女士有許多妙句，如：「智慧不是人人都有的特質，知識也許能揭示半個真理，歷史還在證明的過程中。」，就道出了有慾的人類控制自我的「虛弱」或「有限」。我想，即便一千年後，這種道德的「無奈」，仍然只能以「自省」和「恐嚇」來約束。而對我們這個功利、無神的民族來說，儒學也就突顯出了它的「先哲性」和「實用性」了。對誤入了「強加於人」的歧途的中國社會，回歸孔子的「己所不慾，勿施於人」的原教旨，才是正道。@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九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