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5日訊】按照咬玩先生的安排，第二位主講人是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的賀雪峰教授，他主講農村問題。首先我必須聲明一句，對于賀先生能到場并免費講座要表示誠摯的謝意！盡管我完全不同意賀先生會上的觀點。
此前，我在[關天]上看過北京网友轉述的于建嶸博士講的農村專題，不僅同意于博士的觀點，而且極為敬重他治學的嚴謹和深入農村扎扎實實為農民說話做事情的精神，很為學界有這樣的青年學者驕傲。有了這個背景，我對賀教授就有了預期。誰知，此學者非彼學者，賀先生話一出口，包括我在內的一些現場听眾就大跌眼鏡，質疑和反對的一個接一個，整個會場進入了討論的高潮，只是可惜沒有听到一個支持賀先生的聲音，教授先生成了劍靶，一番為當局辯護的苦心几乎被刺成蜂窩。孤掌難鳴，賀先生未等會餐開始，即匆匆告辭，情形与其說是因事先走一步，倒不如說是落荒而逃。
正如万胜博士所批評的，賀教授的講話內容“在許多宣傳材料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了無新意，如果僅以此講話而論，賀教授沒有學術，只有不學無術——當然，此話有些以偏概全。賀先生的講話本有三個內容，只是后面部分越說聲音越小，大概是失去了展開談的信心和勇气。其實他的所謂三個內容只為了講清三個“道理”：中國目前不及于人家主要是人口太多造成的；從1949年以來，我國取得了巨大成就，應該看清這些；請多做實際工作，少談些無用的民主自由。這三句話又可以歸納出一個中心：心甘情愿地為當局充當辯護士。
賀先生的這些觀點几乎是從1989前后那些愚民的宣傳小冊子和党校教科書上复制下來的，兩三年前在[關天茶舍]里就已經被我等駁得體無完膚，真不明白這位40多歲的教授為何至今還生活在上個世紀。相比于心不太急先生，我的表現只能用“心太急”來描述。未等賀先生講完，我就按捺不住，不留情面，立即駁斥。我的反對意見其實還是早就用過的那些：
人口問題。以韓國和安徽比較，他們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還要多30人，韓國与朝鮮比較，國土面積差不多，前者4600万人，后者只有2100万人，日本与中國比較，它們是彈丸之地，“養活”1.2億人口，我們是有13億人，但國土面積多大？人口怎么能拿來說事？
發展問題。發展得好不好，不能自己与自己比，應該与旁邊的國家比，比如美國与巴西，東德与西德，中國与日本，這樣比過后得出的結論才有點价值。如果不是秦耕先生打斷了我的發言，我本來准備說到小說《1984》，那里面的大洋國，廣播里天天都是“在老大哥英明領導之下又取得巨大成就”，人民卻天天都在挨餓，看看朝鮮每年的元旦獻辭，再看看朝鮮民不聊生的現狀，活脫脫就是一個老大哥淫威下的大洋國翻版。說明這個問題，10日在回家的車上時我想到了一個新點子，雖然是事后諸葛亮，但記下來可能也有助于朋友們今后用來對付類似賀教授這樣的腐儒。我的點子是受聚會時那位武漢大學的漂亮美眉啟發想出的。假設她穿一步裙，我的臭肩与伊的香肩相并，同時齊步走，她每步盡管風情万种，由于受裙裾限制，卻只能跨出有限距离，我呢，正常步幅前進，三步后我們必定拉開距离，十步后她就會
遠落后我身后。賀教授的觀點就如同只從她的角度分析，与出發點比起來是向前走了一大段，确實可以得出她前進了的結論，但与同時前進的我比起來呢？卻是一步一步拉大差距。用這個現場說法就能很好地說明發展与發展得不夠好的關系，恰如孟德斯鳩所言，專制中國盡管也可以發展得相當好，但絕對不能發展得足夠好，總是受到限制嘛。我們可以想一想，如果中國沒有1950年代的公私合營，一直就是民營經濟占主導，會与戰后日本韓國拉下那么大的距离么？如果沒有10年文革的瞎折騰，又會是一种什么樣的局面？如果沒有1989后的左傾回潮，又會是一种什么樣的局面？我們原本是可以在上個世紀末就与日本肩并肩地成為世界經濟超級強國的。
要不要談民主自由問題呢？這個話万胜先生用一句話就駁得賀教授啞口無言：你不談自由民主，你主張做實事，請問你為農民做了什么實事？此刻我還要再問兩句，中國當代難道還真的有什么事是比民主更急迫的實事嗎？賀教授日常所做的“實事”難道真的比建設民主中國更有价值更有意義嗎——我不否認賀教授日常所做的也許确有某些意義？從1840年以來，中國積貧積弱一切之种种，莫不与專制獨裁有關，我們吃夠了專制的苦頭，21世紀了，我們還在專制的歧路上徘徊。如果按賀教授這樣的幫閑知識人的態度，我們最佳的選擇不是解除專制，而是繼續樂此不疲，任憑專制獨裁千秋万代一統江湖——因為只要把實事做好了就行，專制不專制沒有關系。但是，這樣的主張能說服人嗎？我勸賀先生應當好好的反思一下，當日為什么會成為“十夫所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