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1日訊】(希望之聲《九評空中讀書會》節目) 連接收聽
《九評之三》評中國共產黨的暴政
六、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
李唐：今天在《九評空中讀書會》裡，我們繼續討論文化大革命的這一段歷史。
李樂：文革持續了10年。
李唐：對，文革10年。在繼續討論之前，我們先把《九評共產黨》裡面這一段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內容為聽眾朋友頌讀一次。
（朗讀開始）
六、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
文化革命是共產黨邪靈附體全中國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773萬人。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千冊縣誌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國著名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軍隊、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員骨幹。
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並非紅衛兵、造反派的一時過激行為，而是共產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常常被遮掩起來而不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3萬3千6 百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萬5千196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4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的父母也未能倖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長時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趕出北京。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和謝富治為首的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甚麼紅衛兵對超過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市、區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黨拋棄，不少人被宣佈為「聯動分子」而入獄。其它的隨大批「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當時主持遣返活動的西城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修訂後發表的。
繼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農村，農村也掀起了又一輪對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中要點之一是公安幹警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情報，協助抄家。大興縣的屠殺運動直接來自縣公安局的指令。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在廣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2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1萬9千多人。單從這一省的統計，就有近5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文革中，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澤東當年講的這句話在肆虐一時的造反運動中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那麼暴力和殺戮也就廣泛傳播開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2778戶，共4519人。全地區10個縣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壞」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黨」製造了35萬餘人被殺的血案。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11萬。
由此可見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共產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兇手多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如果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麼文化革命中這種你鬥我，我鬥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只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甚麼？
這就是為了造就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產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空前絕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規定有甚麼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甚麼可以做，要怎樣去做，而除此之外甚麼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國人民實行著宗教崇拜一樣的「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言必稱語錄，「狠鬥私字一閃念」，「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許崇拜一位「神」，只誦讀一本「經」——毛主席語錄。進而到不背語錄、不敬祝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打電話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語錄。人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或狂熱興奮，或麻木不仁，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黨的邪靈之下。製造謊言、容忍謊言、依靠謊言業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方式。
(朗讀結束)
李唐：我們在《九評》的內容中看到這一段話，這段話我覺得真的可以說明文革的本質之一，這邊有一段話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也就是從歷次的暴力運動裡面他們都各有一個明確的敵人，但到了文革的時候其實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敵人了。
李樂：那時候就很亂吧！
李唐：就很亂，大家就鬥來鬥去，彼此互鬥，抓了就鬥，文革的本質之一就是「亂鬥」，沒有任何的中心思想、沒有任何的敵人。
李樂：對，那時候好像你要鬥誰都可以。
李唐：在這裡有一個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謂的「516反革命組織」。
李樂：聽起來像國民黨的。
李唐：對，文革進行了一年就出現了一個叫「516反革命組織」，那「516反革命組織」到底是什麼呢？沒有人知道，它是怎麼來的也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組織也沒人說清楚，就開始反起所謂的「516」來了。我們看到韋君宜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他說他後來才知道這是造反派自己反自己，也就是造反派的這一派打造反派的另外一派，互相揪咬，越咬越多。
李樂：就是人家講：狗咬狗，一嘴毛。
李唐：對，在沒有敵人的情況之下，就自己去製造敵人、自己去區分敵人，反正我就是要鬥、就是要造反，只有透過鬥、透過造反才可以證明我是真正忠於社會主義、忠於毛主席。所以搞到後來變的很荒謬，他說被打成「516」的這些人還要一個一個上台去坦白交待，而且要講的煞有其事，有的人還會說我的介紹人是誰、我如何宣誓的、有上級，描述的好像是一個真正的組織一樣。
李樂：那後來他如何發現這是假的？
李唐：後來其實也沒有人去翻這個「516」是真的假的，就是韋君宜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現這一切全部都是胡扯。
李樂：根本沒有「516」。
李唐：對，他有一段話是這麼說的：「不久我看到了，這樣荒謬的造反加造反，實在只能使這個國家走進無底深淵，他們無論那一派，所搞的一切全都是胡扯！把這些胡扯作為國家大計捧出來，只能使人持冷」。他覺得這一切都是胡扯，就是造反加造反，鬥到後來想要揪出更多的人、揪出更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然後這些年輕人就開始互鬥，但是因為這些年輕人過去沒有什麼歷史，沒有的話就只好砲製，就砲製一個所謂的「516組織」出來了。
李樂：砲製一個虛假的罪名然後就開始互鬥。
李唐：對，所以他說當時這些年輕人後來有的人當時就後悔了，他說他們單位裡面一個被打成「516」的人就跟他懺悔，說：他到現在才知道什麼是整人、什麼是挨整，以後他不幹了。
李樂：他算有良心的了。
李唐：他才後悔他過去所幹的這些都是胡搞瞎搞。
李樂：像《九評》中有提到，其實中共知道這件事情，但是它只是不出面。
李唐：對，當時其實所有的東西都在共產黨牢牢的掌控裡面。我們聽眾朋友、或是大部分人對於紅衛兵、造反派都很熟悉，知道紅衛兵當時所謂的大砸搶抄，還殺了很多人，比如說像當時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卞仲雲，就無故死於女學生之手，沒有什麼罪狀，只是因為他是校長。他說當時這些16、7歲的孩子，一時之間變成了兇神惡煞，開口閉口都是：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師令，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等等。
當時他們根本不懂什麼叫做資本主義文化，才十幾歲根本也沒看過什麼資本主義嘛，在當時中國也從來沒有過資本主義，他們不懂什麼是資本主義文化，但是他們就說反正學校裡面唸的都是，所以通通不要，就不上學了。但是後來很荒謬的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大學恢復了，大學恢復了怎麼樣呢？
李樂：再回去讀囉！
李唐：對，是誰回去讀呢？是這些高小，他們的小學分為初小跟高小，高小畢業生去讀大學，然後這個叫做“打倒反動學術權威”。
李樂：為什麼小學生去上大學？這樣的話程度應該接不上來吧？
李唐：對，但他們就要“打倒反動學術權威”，就是說過去誰誰誰才能讀大學的，那個叫做“打倒反動學術權威”，那我們要把它打倒。
李樂：就是意識形態。
李唐：對，完全就是為反而反就對了。
李樂：就等於煉鋼一樣。
李唐：我們有一句話叫“政治正確”，它要完全就是政治正確。那我們看見這麼多紅衛兵在搞，但是事實上紅衛兵也是被利用的棋子。
李樂：被中國共產黨利用的一個部分。
李唐：對，在《九評》中我們就看到了，它說：「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且各級委員會已經建立的時期。
李樂：為什麼呢？
李唐：從那個時期開始，我們要知道一下子在短短的幾年間可以死幾百萬人，要能夠一下子殺這麼多人的話，事實上一定是一種制度性的殺人。就像納粹在二次大戰時期要殺這麼多的猶太人，他都必須要以國家所握有的這種武力作為基礎才可能，我們說雖然納粹殺猶太人，但是他殺的沒有毛澤東當政殺的人多。
所以說這種大規模殺人絕對不可能在這種失控的行為底下，我想失控的行為也許是很恐怖的沒有錯，但是死十幾萬人、上百萬人就非常不得了了，對不對？你說一個人去打死一個人，他能有多少的力氣？一天能打死多少人？那只有國家動用武力去殺人才有可能。我們看到文革死了7百多萬人。
比如說我們所看到的一個資料，像廣西的青州，在文革時期屬於所謂的重災區，文革的時候死的人算是很多的，當時在文革的時候死了10,420人。青州這個地方在1967年元月，當時群眾組織奪權了，這時候就好像陷入無政府狀態，但是事實上在2月的時候解放軍就進駐了，而且它是支援向左運動的。解放軍進來了，這個組織就已經不是失控的狀態了，軍隊都進來了。
3月的時候，各級還成立了指揮部，是臨時的官方機構。5月的時候，各級政法機關實行了軍事管制。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國家或者是說共產黨，事實上仍然是控制的很緊，這種失控的狀態並沒有維持太久。
李樂：我覺得如果是大面積的失控的話，那可能連共產黨都得倒台。
李唐：對，所以那時候主要的殺人者事實上都是這些幹部、民兵、黨支部的書記等等，他們都是大屠殺直接的組織者、指揮者。所以說造成最多人死亡的並不是紅衛兵。
李樂：我覺得這樣講的話，解開了我心中的一個結。紅衛兵16、7歲或是更小一點點，就算你是大學生，你算是一個有組織能力的人好了，可是也不可能達到那麼大的數量，雖然他們全國大串聯，可是也不太可能達到那麼大的數量。
李唐：對啊。而且我們後來看到紅衛兵後來的遭遇也是很慘，就是很典型的叫做“兔死狗烹”，兔子拿到了，狗就可以把牠吃了。到1966年底，連紅衛兵都被共產黨拋棄了，我們看到《九評》裡面講：「不少被宣布為連動份子而入獄」，什麼叫“連動份子”呢？就是當時有一個組織被稱之為所謂的“連動組織” ，這也是被冠上帽子的。所謂的連動就是最早造反的以北京中學為主的這些老紅衛兵組織，很多紅衛兵就被扣上是與連動這個組織有關的，所以他們是連動份子，然後就入獄了。
李樂：他們一定意想不到。
李唐：對，然後其他的就隨著大批的知識青年送到鄉下參加勞改了。
李樂：好慘！
李唐：對，這個勞改我們就看到韋君宜他自己也有把這段歷史稍微說到，他說：「這些胡鬧了2、3年的學生們，最後的結果是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全體趕到北大荒雲南邊境、內蒙古、陜北邊區，書這時候就是你想讀也不讓你讀了，這時候孩子們在農村裡受夠了苦才慢慢明白，自己那樣對待父母與師長是錯的，明白了自己已經把青春白白的扔掉，但是難以挽回了。」
他說後來有一些人就把自己的苦寫成了小說，比如梁曉生、阿成、石鐵生、張亢亢、葉新（音）這些人，現在都有點名氣。可是他們的小說裡只寫了自己如何的受苦，但是卻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人老實的寫出自己當年16、7歲的時候究竟是怎麼響應文化大革命的號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麼樣變成反對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搶為光榮的，一代青年是怎麼樣志願變成無知的。我覺得這是歷史一個很大的悲劇與歷史傷痕。
李樂：之前我每次看到“邪靈”兩個字的時候我都還抱有疑問，可是一直講講講，從之前的不光彩起家史然後一直到我們現在講的《三評－暴政起家》，如果把共產黨比喻成一個邪靈的話，我覺得是蠻貼切的。
李唐：對，我們看到文化大革命在這邊它所講的就是一個邪靈附體，真的是邪靈附體！我們看到整個全國上下跟著它一起發瘋了，那真的就是一個邪靈附體的一個景象嘛！全國上下跟著它瘋狂，你看殺人、互鬥已經到了完全沒有理智的地步了。
李樂：已經到紅眼的地步了，而且你不鬥還不行，不跟著幹還不行，那時候的聲勢就很浩大。我記得《天仇》的作者寫到他二哥，他二哥在高中的時候寫了一篇心裡的話，因為這樣就被抓去勞教，後來回來之後他二哥就開始不太講話，就看很多書。後來他看到作者去搞紅衛兵的時候，只是冷冷看著他，那時候作者還自己非常的興奮，可是他二哥比他更早經過一些批鬥什麼的，他就瞭解了。
李唐：挨過整自己都知道了。
李樂：對，作者是到後來才漸漸思考到這件事情。
李唐：是啊！我們今天節目的時間到這裡也差不多了，我們文化大革命這一段就分兩篇為聽眾朋友做了一個討論，我們明天空中再見囉！
李樂：謝謝大家的收聽！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九評空中讀書會》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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