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4日訊】（新唐人熱點互動採訪報導）聯結收看
主持人：剛才袁先生說過，有一個便衣過來跟您說，您這樣做是危及國家安全。您認為什麼您就只是跟剛那個人說了幾句話，就威及國家安全呢？
袁勝：這就跟那個國內的宣傳有關，因為我常到國外來嘛，根據國外看到的情況和國內群眾的反應，實際上他們的政策是外鬆內緊，給老百姓的感覺法輪功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警察知道他們認為這個問題已經到觸及他們敏感神經，他認為已經影響他的統治了，所以他把這個問題看的特別重。所以他上來了以後，從他的態度和行動，我明顯感覺到他這個問題看得非常嚴重非常嚴重。
主持人：您認他為什麼把這個問題看得特別嚴重呢？
袁勝：就是因為他知道法輪功在國內是一直被打壓的，他們就想把他鎮壓下去，他就用非常不人道的行為，後面鎮壓非常嚴重，只有他們內部知道，但是對外面，讓老百姓感覺好像法輪功沒什麼。
主持人：沒怎麼樣，好像國家也沒對他們怎麼樣。
袁勝：沒怎麼樣，對，老百姓感覺好像寬鬆多了，沒什麼事情了，好像是。但是他們內部知道，比如說「退黨」，國外都在宣傳退黨大潮，因為老百姓也長期被它欺騙，有好多東西慢慢的醒悟，發現被這個欺騙了好多年，而且有頭腦的一看就反思。
中國經過歷次的運動，已經使很多的人，中國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受到這種不同程度的危害，所以有些他就反思了，它們為了掩蓋，不能讓老百姓看出來，它背後特別殘酷，它想把他打下去，必須非常殘酷。
警察一上來從他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來，他們公安內部，特別對法輪功的打壓是特別的殘酷，從他的態度上就能反應出來事實了。
主持人：那還有一個就是袁先生所提到的，那個事情發生的過程，我覺得很有意思，就是在警察要扣他，不讓他上飛機的時候，他們那些機組人員，還有地勤人員，就是當地機場的人員，反而來跟警察據理力爭說你怎麼能不讓他走，不就說兩句這有什麼不行？那您怎麼看這種非常極端的兩極現象呢？
李天笑：我覺得這裡邊至少有兩個因素可以考慮，一個就是當時袁先生講到「退黨」和「法輪功」的事情的時候，實際上這些機組人員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知道法輪功的事情，可能不贊同中共政權對法輪功的鎮壓，或者在某種程度上他是同情法輪功的。
比如說袁先生在他服務單位的工作表現、人緣關係都非常好，他們覺得煉法輪功的人是比較老實忠厚的，他不可能對國家造成威脅。那麼在這樣情況下，而且又是涉及到飛機300多位旅客，時間已經到了，已經耽誤那麼長時間了，對警察本身就有反感了。
在這種情況下站出來，覺得他們是出於對法輪功的了解，還有從旅客的利益出發，也是出於對袁先生本身，他的本質、他的為人一種正確的評價，是從這上面來講的。
還有一點，說明一個問題，警察在行惡的時候，明顯做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時候，如果大家都能站出來說一句話，實際上警察看到人這麼多都站出來評理的時候，這時候他自然就會退縮。
就是說邪惡總是怕光明、怕正義的。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例子也典型的說明了，就是說中國人你不要怕！當世界上邪惡勢力，中共這個警察為非作歹，向你來做不好事情的時候，你就站出來，大家都站出來的話，這個事情就會得到制止。
主持人：我想再問一下袁先生，後來到了洛杉磯之後，那一夜之內，我想也是想了很多，我看到你有一個聲明，就是「痛苦的決擇」，那你是怎麼來最後的決定，要留在美國，要申請庇護呢？
袁勝：因為當時出現這個情況以後，一路也沒什麼休息，因為這個負擔太重了，吃東西也沒什麼吃。同事都開始安慰我，一看我不怎麼說話嘛！他們知道我心理可能都勸我。
因為他們沒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但是我知道，我長年飛國外，我知道報導，後面是非常殘酷的。所以呢，我自己又不能跟他們講。因為講了，有些東西他們也不是很了解，反而誤導他們，他們沒有意識到。
一路上負擔很重，當時想著回去後怎麼辦？開始是根本就沒想到，可能到美國來定居要求庇護，所以就在想回去會怎麼辦？然後就想了一些問題，他們會問我什麼問題？會怎麼對付我？怎麼行動？我家人會是怎麼受影響？就想我到這邊來會怎麼辦？然後腦中思想鬥爭非常激烈。
到了洛杉磯以後，我躺著睡覺，都沒什麼睡，睡不著。我想這個事情怎麼會這樣，後來呢，越想就越想到福建那個同修以前所遭受到的迫害。
主持人：一起煉法輪功的。
袁勝：對，他們受到迫害。有的還沒我現在這麼嚴重，一般發現《九評共產黨》了，還不知道是誰？就判你四年監牢。我這已經到這個程度了，一定比他們還要殘酷。我想結果啊，可能家都回不了。經過反覆的思考，當時是非常痛苦這種事情，所以我想來想去，唯一的辦法就是這樣。
我就現在回去的話肯定也見不到我的家人，不把你迫害致死或失踪的話，迫害你就是說打你打的很慘的話，家人看了也會痛哭流涕，更要痛苦。
如果留在美國請求庇護的話，雖然我跟親人見不著，但是他們知道我這邊是安全的，他們那邊只要是沒有什麼大的迫害對他影響不是很大的話，我想我們兩邊這樣最起碼都能好好生活的。
經過這段互相不在一起的調整期後，可能互相都可以平靜下來，以後還有見面的可能，只有這種選擇沒有別的選擇了，所以最後臨時做了這樣的選擇。
主持人：那你下了這個決定之後有沒有跟家人說呢？
袁勝：這個決定下了以後，我想我現在都那麼難決定，我家人肯定更接受不了，後來我來了以後就跟妻子打電話，打了電話以後，我當時想也不能說太多，因為要給她一個反應的過程，她一聽她肯定也不能馬上給我做決定。
所以我來了以後再打電話，打了以後，我說我可能回不去了，她說怎麼回事？她可能有點意識因為我一直煉功的，她雖然不煉，但她知道這個事在國內有點危險，然後她就說怎麼回事？我在機場講法輪功的問題。
在那種情況下，他們對我的態度，要不是當時飛機要起飛的話，肯定我連來都來不了，我說我過來已經很僥倖了，當時就要扣押我，所以我就跟她講我可能回不去了。
她說那你看著辦吧！她說你把你自己那邊照顧好就行了，這邊的孩子我盡量照顧好，然後我就說了些，我想讓她有個思考餘地，因此我就說到這裡她就掛了電話了。
後來我再給她打電話，看她的反應，她講了很多，就勸我回去，她說她肯定要受到連累的，有可能也要坐牢，她估計往壞的地方估計。她說我能不能回去啊？我說回去是肯定不行。
因為她在國內對這個鎮壓的殘酷是不理解的，她還異想天開說，你回來大不了這個工作不幹了，我們幹點別的工作，所以收入各方面沒以前好，但是還比我住在外面要好。
但我說沒她想的這麼簡單，我說回去最好的就我在監獄裡關著，它們殘酷的折磨我，你們看了也很痛苦，這還是好的結果；有可能我就失踪了，你們可能也找不到我，因為他們對蘇家屯事件和各種事件，他們就根本不太清楚也不太知道。
主持人：那你有沒有跟家人說這件事情是吧？
袁勝：我以前沒有跟他們講，我想這事件一旦知道這麼殘酷能對他們可能身心打擊太大。因為他們不太清楚，第二次打電話勸我有沒有回來的可能性。
主持人：那我們看到在過去的一些案例中，比如這種事情出來之後，單位領導或者是公安部門都會去找家人，讓家人去勸說的，那這件事情在你身上發生了沒有？
袁勝：我今天和昨天打電話的時候就發現他們在勸說，勸說你們讓他回來吧！我們會對他像以前一樣不會怎麼樣的。我愛人肯定是相信了。
如果不是這幾天出來後接觸，我可能也會慢慢被他們說動，我愛人一直在哭，她說：你們領導都等在我身邊，你回來吧！你領導已經說了沒問題的，就跟從前一樣。
當時我心裡很清楚，因為不只我一個人，前面還有都多的同修，他們沒有我情況這麼嚴重，但最後也是用這種辦法，所以回去也是沒用的。
主持人：那我想問一下葉律師，比如說像這種情況，他的單位的領導就說他回來保證他沒事，您認為他單位的領導有沒有這種控制能力？
葉寧：問題是袁先生一旦回去的話，這個管轄權就從單位的領導轉到610辦公室，單位的領導是管不了610辦公室，610辦公室是不會聽命於單位領導這個調遣的。
在這種情況下，袁先生回國遭受嚴重的、極其殘酷的迫害的可能是非常現實的。我覺得袁先生的選擇是正確的，也是理智的。
李天笑：我覺得在電話機旁邊給你打電話的領導人，他們可能也不是他們自己在自由的說話，他們已經是接受610辦公室的警察或者甚至是外交部門更高層的來對待這個事情。
因為這在中共看來是國際事件了，那麼在這個情況下所以它們是在通過這種軟性的東西，把你弄回去以後，迫害的可能性是非常現實就如葉律師所講的。
我想做為你本人來講，實際上袁先生是從中共長期嚴酷的現實中過來的，所以他最能體會到在這種情況下，他會遭受什麼樣子的迫害。
我這裡也有一些例子，比方說中共統治底下擁有《九評》，現在抓起來就是判刑。有幾個簡單的例子，一個在石家莊的家裡面搜出來《九評》就被判五年半；另外遼寧的一對夫婦被查出來家裡有《九評》，分別判了十三年和十二年的重刑。
主持人：就因為家裡有這本書嗎？
李天笑：對，家裡搜出來有這本書。當然還有其他的例子，有一個就說他家裡是說他是剛去派發《九評》被判刑三年。那麼現在袁先生這個情況跟他們是非常類似的。
在中共現在內部公安已經講了，就是反正是派《九評》、《江澤民其人》，還有「退黨」等這些東西那就是判刑，這是毫無疑問的。
所以袁先生選擇申請政治避難也好或者其他的方式，這都是被中共逼出來的，中共的暴政使他不能回去，這是非常明確的，並不是他自己不想回去，他是不得已的這麼一種行為。
主持人：那我們已經有位觀眾朋友在線上等了好半天，我們現在接一下加拿大喬小姐的電話。
喬小姐：你好，我有一個問題想問袁先生，就說他在機場不是有一位小老鄉，跟他聊天的那位小老鄉，我說他會不會是中共派的特務，因為我常聽說中共會找一些人，看起來很老實的人，然後裝著跟你聊天，然後套《九評》、法輪功的情況，一旦發現有人提的話，他就會去告發你，然後警察會來抓人、抄家，你覺得這個小老鄉有沒有這種可能呢？
袁勝：你說的情況這是經常的，報導也報導了很多次了，在上海也有這種情況。但是這個我不能保證，因為他們單位大概是受中共的宣傳可能有關係，他太相信中共了，相信它們的宣傳都是對的，所以我估計是這方面可能性比較大。可能因為是上級跟他講了遇到這樣的事情要匯報，所以我估計可能性不太。
李天笑：我插一句，中國有句古話說：「朋友之間要講義氣不能出賣朋友」，在這個問題上，就明顯的看出來，黨性高於人性，中國傳統的「仁義禮智信」和朋友之間的交情，就是人家告訴你一些事情，是對你私人有好處也是出於好意告訴你的，你何必告訴別人讓他被抓起來呢？這完全是出賣了道義，從道德的角度講，我覺得也是非常不可取的。
主持人：那剛才袁先生也說到，現在國內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對法輪功、對傳《九評》、促三退，是一個外緊內鬆的政策，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它一緊了，老百姓都知道，唉呀！這個事情不能說不能談。
袁勝：它一緊了以後等於宣傳老百姓就會考慮，他就會更多的了解法輪功你為什麼要這樣？他們是怎麼回事？所以它又要嚴格的鎮壓，它知道它做的是錯的，它又不想老百姓知道它是假的、壞的，所以它只好用這個辦法，只有用控制的好了。
如果它做的太快的話，讓老百姓都知道，做的行為特別大，老百姓肯定了解，它要把事實擺出來，讓他們知道法輪功哪裡不好；它們哪裡對，這樣一擺出來很明顯老百姓也有一個判斷能力，一看它們把它們的本質暴露出來，它只有用這樣可以適當的鬆緊可以控制。
（待續）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 2006/8/14 7：37 A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