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9日訊】現代的國際政治格局是由主權國家所構成的。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這種現行的政治形態彷彿是天經地義的。然而事實上，國家主權這一概念直到16世紀才出現在歐洲。在近代歐洲文明隨著西方國家的遠征軍而傳遍全球之前，世界上許多地方的政治範疇中根本就沒有主權國家的概念。
中國傳統文化數千年來一直沿襲著「天下」的概念，對當時的中國人而言，所謂的「國」，就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魯國、齊國等國，或是五代十國時期的南唐、吳越等國，是有待於一個強大的中央王朝去統一的天下的一部份。對於當時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來說，「國」就是長州、薩摩、土佐等世襲的封建領地，是掌管天下的德川幕府分封給大名（諸侯）的自治領地。
即使是在歐洲本土，在漫長的古希臘羅馬時代以及中世紀也都不存在國家主權的概念。對中世紀的歐洲人來說，主只有一個，那就是他們所信奉的天主。在當時，羅馬天主教會擁有巨大的財富以及凌駕於一切世俗君主之上的權威，梵蒂岡的權威是無人敢質疑的。然而，隨著羅馬教廷的日益腐化，教會的權威在人們心目中也隨之每況愈下。到了16世紀，天主教會的權威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巨大挑戰。其一是由馬丁‧路德的驚世之作《九五論綱》所引發的宗教改革運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新教；其二是由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所煽起的世俗君主的野心，其中尤以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脫離天主教會自立國教為甚。
基督教是一種普世主義，所宣揚的是一種普世的價值觀，就是今天讓中共政權最煩心的「普世價值」。當然那時候的普世價值和我們今天的普世價值還是有差異的。作為一種強大的普世主義，基督教曾經把歐洲凝聚在一起，凝聚在羅馬教會超越世俗王權的宗教權威之下。然而當這種普世價值隨著羅馬教廷的腐敗而衰落的時候，國家主義就乘勢而起了，於是國家主權的概念也應運而生。法國法學家讓‧博丹將國家主權定義為「授予國家的絕對的、永恆的權力」。在此之前，只有天主的權力才能和「絕對」、「永恆」這樣的詞語聯繫起來。在同一範圍內是不可能存在兩個不同的絕對權力的，這就俗話所說的「一山不容二虎」。因此關於國家主權的「絕對」和「至高無上」這一沿襲至今的定義意味著從此在地上，國家取代了天主而成為人們的主。
出於維護固有的觀念和既得利益，天主教保守派從新教一出現就對其發動了殘酷的迫害，由此而引發了長期的宗教戰爭，而歐洲的君主和諸侯們則出於各自利益的考量，或加入天主教陣營，或加入新教陣營。基督教內部同室操戈的結果是兩敗俱傷，趁教權在內訌中削弱的機會，世俗君主的王權乘勢崛起，並最終壓倒了教會的權力。
三十年戰爭是歐洲宗教戰爭最後的高潮。這場使新舊兩教都筋疲力盡的漫長戰爭結束後所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了國家主權的地位。從此，歐洲進入了由主權國家主導的政治格局。撇開那些神聖化的法學和外交字眼，國家主權說白了就是「我的地盤我作主」，是經歷了漫長的三十年戰爭之後那些歐洲的君主們互相承認彼此在各自地盤中的無上權力而形成的一種共識，也可以說是為日後的權力博弈所搭建的政治框架，所制定的遊戲規則。隨著西方文明在近現代的全球化，這種政治遊戲規則也就成了現代國際政治的通用規則。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在政治上標誌著王權對教權的勝利，而在其背後的意識形態上，則標誌著國家主義對基督教這一普世價值的勝利。由此而構建起來的政治格局，所形成的社會環境進一步推動了國家主義的興起和基督教普世主義的衰落。而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則是一對孿生兄弟，事實上你很難將二者區分，比如後世的法西斯主義，其原義是「國家社會主義」，也被稱為「民族社會主義」。
縱觀過去的歷史，意識形態和社會形態二者相輔相成。所有的社會形態都是在某種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形成的，而社會形態一旦形成，又會反過來加強相應的意識形態，二者互相推動，互相強化，直到物極而反，被新的意識形態及其所產生的社會形態所取代。王權取代教權，民權又取代王權，歷史就是這麼一路發展過來的。
在中世紀，歐洲的戰爭要麼是基督教和異教之間的戰爭，比如十字軍東征；要麼是國王和貴族們相互間爭奪領地和王位繼承權的戰爭，比如英法百年戰爭；要麼是基督教內部的教派戰爭，比如三十年戰爭。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及其所確立的政治框架，本來是為了消除教派間的戰爭，事實上也做到了這一點，然而它所帶來的卻是比宗教戰爭更殘酷，更血腥，範圍更大，波及更廣的戰爭形態——民族戰爭。歐洲歷史上的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民族戰爭的經典範例。2008年的俄國與格魯吉亞之戰，依然是民族戰爭的延續。
愛因斯坦說過一句讓所有地球人都笑不出來的笑話，他說：「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人類將用什麼武器，不過我可以肯定第四次世界大戰人類所用的必定是棍棒和石塊」。
17世紀英國著名思想家霍布斯為了向世人展示一個社會如果沒有最高權威將會是什麼樣，曾經描繪了一種「自然狀態」，那是一種充滿暴力和欺詐的狀態，是「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戰爭」。在這樣的自然狀態裡，「沒有是與非，正義與非正義觀念的容身之處」，因為「在沒有共同權威的地方就沒有法律，沒有法律的地方就無所謂正義。暴力和欺詐是戰爭中兩種主要的美德」。
歐洲的面積和中國差不多，而歐洲國家的面積也和中國的行省差不多。在中國古代，行省之間的矛盾可以由皇帝一句話擺平，羅馬帝國時代的歐洲也是一樣，因為有一個最高權威可以處理地方之間的糾紛。羅馬帝國崩潰以後，在中世紀，強大的羅馬天主教會以其宗教上的絕對權威彌補了帝國崩潰之後的權威真空。然而這種宗教權威說到底還是一種建立在普世價值之上的道德權威。當教會上層道德墮落，國家主義興起，基督教普世主義衰微之後，這種權威也就不復存在。於是歐洲就陷入了一種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那就是「每一個國家對每一個國家的戰爭」。從此，以大欺小，恃強凌弱就成了之後的幾百年裡歐洲的政治常態，並隨著歐洲文明的全球化而成為全世界的政治常態。
一個人搶劫另一個人是犯罪，一個民族搶劫另一個民族是光榮，這就是民族主義的興起給歐洲帶來的新的「文明」。波蘭是這一「文明」的嚴重受害者，在18世紀，波蘭曾被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前後三次瓜分。到了20世紀，納粹德國和共產主義蘇聯又再一次瓜分波蘭，可謂創巨痛深。而瓜分波蘭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和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至今還被各自的國家奉為英雄，受到崇拜，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價值觀？
從19世紀開始，在標榜「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達爾文主義的推波助瀾下，這種恃強凌弱的歐洲「文明」公然大行其道，並最終引發了毀滅性的兩次世界大戰，整個歐洲由此盛極而衰，現代文明的主導權從歐洲移至美國。
其實在歷史上，歐洲曾經有一次極好的機會可以避免民族戰爭所帶來的毀滅性災難，只是這個大好機會被當時目光短淺的君主們斷送了。19世紀初期，上天曾經給歐洲降下一位救星，他的成功將使歐洲免於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然而當時這個人卻被大半個歐洲視為災星，他的大名是——拿破侖。
歐洲這麼小一個地方，卻有那多民族，那麼多國家，哪一個民族都想稱雄，哪一個國家都不是省油的燈，怎麼辦？打仗。誰的拳頭硬就聽誰的，這就是霍布斯所說的「自然狀態」。然而國家大小不同，武力強弱也不同，在這種「每一個國家對每一個國家的戰爭」的自然狀態下，為了本國利益的最大化，歐洲國家發展出一種名為「均勢」的外交思想，限制一國獨大，維持整體上的力量均衡態勢。說白了就是「槍打出頭鳥」，誰也別想擁有絕對優勢。
均勢是一種力量上的平衡，在短期內可以維持一個和平的局面，然而歷史是在不斷向前發展的，各國間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在歐洲這樣一個廟小武僧多的體系內，要想長期維持均勢的動態平衡幾乎是不可能的，俾斯麥統一德國就是最好的例證。德國統一之後，歐洲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先的均勢格局已經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了，於是就有了兩次世界大戰。
歷史反覆證明，要想在歐洲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區域內維持長期的和平與繁榮，最有效的不是均勢這一政治手腕，而是普世價值，以及基於這種普世價值的絕對權威。這些年來再一次將歐洲逐步凝聚在一起的正是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以及為這種普世價值保駕護航的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武裝力量。如果沒有這支強大的威懾力量存在，在去年的俄格戰爭中，俄國絕不會滿足於現今的這點戰果，這一點凡是瞭解俄國過去歷史的人都很清楚。
今天歐洲的和平、繁榮與團結，受益於二戰之後美國的軍事保護，更重要的是受益於美國所帶去的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正是這種普世價值，彌合了過去的幾個世紀中民族主義給歐洲所造成的深重創傷與裂痕，使得整個歐洲能夠彼此包容，互相幫助，以共同的價值觀來協調各國之間的立場，日益充分地體現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的價值和優勢。
然而美國在二戰之後給歐洲帶去的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原本起源於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最初所爭取的本是信仰自由。1620年，自由主義的種子隨著搭載清教徒移民的「五月花號」飄洋過海，在北美大陸紮下了根。三百多年以後，早已在北美大陸開遍的自由之花隨著美國大兵的軍艦再次回到歐洲，為飽受戰亂之苦的歐洲帶去了新的普世價值——久違了的自由主義。
在基督教普世主義式微之後，歐洲曾經一度興起新的普世主義，那就是隨著歐洲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而崛起的自由主義。隨著拿破侖不斷在戰場上贏得勝利，自由、平等和博愛的普世觀念也隨之傳遍整個歐洲。當時包括黑格爾在內的許多歐洲知識份子都把拿破侖視為歷史的代言人，認為這種新的價值觀代表著歷史的進步，是不可阻擋的。然而，拿破侖的勝利被舊勢力視為是一種災難，是對原有的均勢格局的致命威脅。歐洲的君主們出於維護均勢，從而維護各自既得利益的目地，先後七次組織反法同盟，對法國群起而攻之，最後利用俄國地理上的巨大空間及其所造成的漫長的行軍時間和嚴酷的生存環境而拖垮了拿破侖那支所向無敵的大軍的戰鬥意志。
舊勢力的復辟改變了許多人對歷史發展的預期。在黑格爾的早期著作中，民族精神祇是世界精神的一部份，世界精神將最終佔據優勢並為個體民族精神發現自我並獲得自由提供背景。然而拿破侖失敗之後，黑格爾長期以來堅持的樂觀精神大為改變。在他的後期著作中，那些彌合民族精神與世界精神之間矛盾的觀點消失了，民族國家間的暴力競爭被認為是國際政治的永恆性質。黑格爾被後世稱為現代極權主義的鼻祖，法西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深受黑格爾的影響。
俄國是舊勢力的代表，拿破侖失敗之後，俄國沙皇發起了所謂的「神聖同盟」，其根本目地在於扼殺一切進步力量，維護舊的次序，從而維護那些君主們的既得利益。專制君主們所打壓的主要目標是自由主義，在他們眼裡，自由主義是君主政權的最大威脅，是最可怕的「敵對勢力」，其次是受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俄國對血腥鎮壓波蘭的民族主義向來不遺餘力，然而對自家的大俄羅斯主義卻推波助流，因為在沙皇看來，俄國憤青們的愛國主義熱情有利於自己的統治。
一邊打擊自由主義和異族的民族主義，一邊強化專制，助長本民族的民族主義，19世紀的歐洲君主們真可謂是機關算盡，然而人算畢竟不如天算。俾斯麥藉助民族主義的力量統一德國之後，歐洲的傳統均勢被徹底打破，民族之間的衝突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的霍亨索倫王朝、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俄國的羅曼諾夫王朝自食其果，隨著世界大戰而灰飛煙滅。最可悲的正是俄國皇室，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慘遭共產黨滅門，婦女兒童，無一倖免。
一次世界大戰還不算，再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的君主們在19世紀播下的種子終於在20世紀結出了難以下嚥的苦果。在短短的半個世紀內，兩次世界大戰讓歐洲人血流成河，昔日富麗堂皇的歐洲變成一片廢墟，要不是美國人在二戰後實施了旨在復興歐洲的馬歇爾計劃，今天的歐洲肯定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當19世紀的歐洲君主們忙於扼殺自由主義的時候，當民族主義和達爾文主義氾濫歐洲的時候，當共產主義的邪惡幽靈在歐洲徘徊的時候，在遙遠的大洋彼岸，在一個名為「美利堅」的新世界，到處盛開的自由主義鮮花結出了纍纍的碩果。二戰之後，正是這些碩果給滿目瘡痍的歐洲帶去了希望和復興。
若非當年歐洲的君主們死活非要搞垮拿破侖，歐洲何至於繞這麼大一個彎路？拿破侖的故鄉科西嘉島以前並非法蘭西領土，拿破侖本人也志向恢宏，抱負遠大。從他正式終結神聖羅馬帝國以及冊封自己的獨子為羅馬王等作為可以看出，拿破侖的志向不限於在法蘭西稱帝，而是藉助法蘭西的國力，重新整合歐洲的力量和資源，開創一個大歐洲的新時代。這正是現在的歐盟正在做而未做成的宏圖大業。
如果拿破侖成功了，歐洲的政治格局最可能類似於日本江戶時代幕府掌控下的封建制，君主們的領地和王朝也可以得到保全，從此關起門來搞建設，一心一意求發展，再也無須對鄰國的強大提心吊膽，無須費盡心機去維持脆弱的均勢，無需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上那麼折騰了。
在德川家康建立幕府體制之前，日本處於被稱為「戰國」的長期內戰狀態。德川幕府時代長達兩百餘年的和平證明這種政治體系的內部穩定性遠遠優於歐洲大陸的均勢體系。在這種體系內，民族主義不會得勢，共產主義邪說就更沒有立錐之地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導致歐洲大陸那些古老王朝覆滅的正是那些君主們自己的短視。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歐洲過往歷史上的慘痛教訓，值得我們深思啊！
反觀當前中共的所作所為，與19世紀的歐洲君主們如出一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隨著蘇聯解體而徹底破產之後，為了對抗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這些年來中共一直在助長民族主義。本來是社會主義，再加上民族主義，這不就成了民族社會主義了嗎？不就是法西斯主義了嗎？要知道德國是主要由日爾曼人組成的單一民族國家，而中國是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許多少數民族從語言文字到文化習慣都和漢族相差甚遠，你中共政權搞民族主義那一套，那不是自己找抽嗎？那不是飲鴆止渴嗎？結果怎麼樣了呢？這兩年大家有目共睹。那還不是最壞的結果，讓中共再這麼折騰下去，形勢只會越來越糟。
對於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來說，始終存在一個民族向心力和民族離心力的問題。向心力越大，社會內部就越團結，國力越強，國家越欣欣向榮；離心力越大，社會越是不安定，少數民族越是離心離德，國家就越走向分崩離析。那麼國家的凝聚力取決於什麼？取決於財富嗎？取決於武力嗎？取決於「兩少一寬」的懷柔政策嗎？都不是。這些年中央沒少向少數民族地區砸錢，更沒絲毫放鬆過對西藏和新疆的鐵腕統治，結果怎麼樣了呢？是向心力更強了呢還是離心力更強了？事實告訴我們，是離心力更強了。
歷史上的無數事實證明，光靠金錢收買不了一個民族的心，單憑武力也無法長久地維繫一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國家的真正凝聚力，在於它的存在價值。關於存在價值，我在上篇詳細地闡述過，一個國家的存在價值取決於它的價值觀。而且對於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它的主流價值觀必須是普世的，必須是包容的，非此不足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和睦與民族團結。
那麼當前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什麼？是唯權是從，是唯利是圖。這樣的國家，存在價值能有多大？這樣的價值觀，離普世價值又有多遠？整個國家的社會價值觀如此，還奢談什麼崛起？
古代中國曾經擁有自己的普世價值，那就是儒家思想。因為擁有自己的普世價值，所以中國不僅能夠發展成為一個多民族的大國，而且中國的影響力也曾遍及整個東亞。日本德川幕府的開創者德川家康就是一位漢文化的愛好者，他參照漢文化所建立幕府體制為日本帶來了兩百年的和平與繁榮。然而當近代西風東漸之後，儒教價值體系卻江河日下，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崩潰很大程度上是由帝制所依托的儒教價值體系的崩潰所導致的。
在儒教看來，現代普世價值的自由主義作風是「無父無君」，而在現代普世價值眼裡，儒教的「三綱五常」那一套是專制思想。推崇權威，注重人治的儒家思想始終無法與崇尚自由、民主、法治的現代普世價值很好的兼容。作為一種普世主義，中國的儒教和歐洲的基督教一樣，曾經輝煌過，然而由它們唱主角的年代畢竟早已成為過去。中華民族若要復興，必須有一種全新的價值觀，而且是能夠為不同民族所接受的普世價值。
由一群法輪功學員組成的神韻藝術團近年來聲譽鵲起。自二零零六年全球巡演以來，神韻藝術團以盡善盡美的舞台藝術、展現中華神傳文化的深邃內涵而廣受不同國家、不同族裔、不同信仰、不同社會階層的各界觀眾的推崇，好評如潮。神韻二零零九年的全球巡迴演出，迄今已走遍美、歐、澳、亞四大洲的八十多個城市，上演約三百場，帶給八十萬現場觀眾無限的欣喜與感動。神韻晚會的精湛表演，展現了正統的中國古典舞等藝術，是純真、純善、純美的神傳文化的極致體現，表達了神佛信仰、天人合一的豐富內涵，也弘揚了人性的光輝與生命的價值。
許多華人觀賞神韻藝術之後每每談及從中找到了中華文化的根，為華人社會能有如此完美的藝術表演而深感自豪。而世界各地的藝術名流們在對神韻藝術的精湛技藝讚不絕口的同時，也常常讚許神韻將引領人類藝術的再度復興。神韻的全球巡演，喚醒了人們心靈深處的純真、善良與平和，正在引導世人走光明與美好的未來。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固然在於表演者的技藝高超，然而更主要的是神韻藝術所展現的真、善、忍的精神內涵深深觸動了人類善良的本性，從而在觀眾內心激起了強烈的共鳴，所以神韻才能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才能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而在中國國內，廣大法輪功學員歷經中共邪黨長達十年的殘酷打壓，依然不屈不撓，從不間斷地以各種方式向中國人民講清真相，揭露邪惡，破除謊言，從而有力地證實了真善忍這一理念超凡的頑強生命力。
歷史雖然漫長，然而最關鍵的地方往往只有幾步。當今無論是中國還是全世界都正在經歷著一次重大的轉變，中國已經錯過了寶貴的六十年，不能一錯再錯了！畢竟治亂分合的道理擺在那裏了，中國下一步究竟走向何方？是治，還是亂？是分，還是合？就看中國人自己如何選擇了。
倘問路在何方，路，就在我們的腳下。@*
200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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