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9日讯】现代的国际政治格局是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种现行的政治形态仿佛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事实上，国家主权这一概念直到16世纪才出现在欧洲。在近代欧洲文明随着西方国家的远征军而传遍全球之前，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政治范畴中根本就没有主权国家的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来一直沿袭着“天下”的概念，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所谓的“国”，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国、齐国等国，或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吴越等国，是有待于一个强大的中央王朝去统一的天下的一部分。对于当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来说，“国”就是长州、萨摩、土佐等世袭的封建领地，是掌管天下的德川幕府分封给大名（诸侯）的自治领地。
即使是在欧洲本土，在漫长的古希腊罗马时代以及中世纪也都不存在国家主权的概念。对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主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所信奉的天主。在当时，罗马天主教会拥有巨大的财富以及凌驾于一切世俗君主之上的权威，梵蒂冈的权威是无人敢质疑的。然而，随着罗马教廷的日益腐化，教会的权威在人们心目中也随之每况愈下。到了16世纪，天主教会的权威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巨大挑战。其一是由马丁‧路德的惊世之作《九五论纲》所引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教；其二是由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所煽起的世俗君主的野心，其中尤以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脱离天主教会自立国教为甚。
基督教是一种普世主义，所宣扬的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就是今天让中共政权最烦心的“普世价值”。当然那时候的普世价值和我们今天的普世价值还是有差异的。作为一种强大的普世主义，基督教曾经把欧洲凝聚在一起，凝聚在罗马教会超越世俗王权的宗教权威之下。然而当这种普世价值随着罗马教廷的腐败而衰落的时候，国家主义就乘势而起了，于是国家主权的概念也应运而生。法国法学家让‧博丹将国家主权定义为“授予国家的绝对的、永恒的权力”。在此之前，只有天主的权力才能和“绝对”、“永恒”这样的词语联系起来。在同一范围内是不可能存在两个不同的绝对权力的，这就俗话所说的“一山不容二虎”。因此关于国家主权的“绝对”和“至高无上”这一沿袭至今的定义意味着从此在地上，国家取代了天主而成为人们的主。
出于维护固有的观念和既得利益，天主教保守派从新教一出现就对其发动了残酷的迫害，由此而引发了长期的宗教战争，而欧洲的君主和诸侯们则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或加入天主教阵营，或加入新教阵营。基督教内部同室操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趁教权在内讧中削弱的机会，世俗君主的王权乘势崛起，并最终压倒了教会的权力。
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宗教战争最后的高潮。这场使新旧两教都筋疲力尽的漫长战争结束后所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的地位。从此，欧洲进入了由主权国家主导的政治格局。撇开那些神圣化的法学和外交字眼，国家主权说白了就是“我的地盘我作主”，是经历了漫长的三十年战争之后那些欧洲的君主们互相承认彼此在各自地盘中的无上权力而形成的一种共识，也可以说是为日后的权力博弈所搭建的政治框架，所制定的游戏规则。随着西方文明在近现代的全球化，这种政治游戏规则也就成了现代国际政治的通用规则。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政治上标志着王权对教权的胜利，而在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上，则标志着国家主义对基督教这一普世价值的胜利。由此而构建起来的政治格局，所形成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推动了国家主义的兴起和基督教普世主义的衰落。而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则是一对孪生兄弟，事实上你很难将二者区分，比如后世的法西斯主义，其原义是“国家社会主义”，也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
纵观过去的历史，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二者相辅相成。所有的社会形态都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社会形态一旦形成，又会反过来加强相应的意识形态，二者互相推动，互相强化，直到物极而反，被新的意识形态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王权取代教权，民权又取代王权，历史就是这么一路发展过来的。
在中世纪，欧洲的战争要么是基督教和异教之间的战争，比如十字军东征；要么是国王和贵族们相互间争夺领地和王位继承权的战争，比如英法百年战争；要么是基督教内部的教派战争，比如三十年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其所确立的政治框架，本来是为了消除教派间的战争，事实上也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它所带来的却是比宗教战争更残酷，更血腥，范围更大，波及更广的战争形态——民族战争。欧洲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民族战争的经典范例。2008年的俄国与格鲁吉亚之战，依然是民族战争的延续。
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让所有地球人都笑不出来的笑话，他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将用什么武器，不过我可以肯定第四次世界大战人类所用的必定是棍棒和石块”。
17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霍布斯为了向世人展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最高权威将会是什么样，曾经描绘了一种“自然状态”，那是一种充满暴力和欺诈的状态，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在这样的自然状态里，“没有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观念的容身之处”，因为“在没有共同权威的地方就没有法律，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正义。暴力和欺诈是战争中两种主要的美德”。
欧洲的面积和中国差不多，而欧洲国家的面积也和中国的行省差不多。在中国古代，行省之间的矛盾可以由皇帝一句话摆平，罗马帝国时代的欧洲也是一样，因为有一个最高权威可以处理地方之间的纠纷。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在中世纪，强大的罗马天主教会以其宗教上的绝对权威弥补了帝国崩溃之后的权威真空。然而这种宗教权威说到底还是一种建立在普世价值之上的道德权威。当教会上层道德堕落，国家主义兴起，基督教普世主义衰微之后，这种权威也就不复存在。于是欧洲就陷入了一种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那就是“每一个国家对每一个国家的战争”。从此，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就成了之后的几百年里欧洲的政治常态，并随着欧洲文明的全球化而成为全世界的政治常态。
一个人抢劫另一个人是犯罪，一个民族抢劫另一个民族是光荣，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兴起给欧洲带来的新的“文明”。波兰是这一“文明”的严重受害者，在18世纪，波兰曾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前后三次瓜分。到了20世纪，纳粹德国和共产主义苏联又再一次瓜分波兰，可谓创巨痛深。而瓜分波兰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至今还被各自的国家奉为英雄，受到崇拜，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从19世纪开始，在标榜“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的推波助澜下，这种恃强凌弱的欧洲“文明”公然大行其道，并最终引发了毁灭性的两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由此盛极而衰，现代文明的主导权从欧洲移至美国。
其实在历史上，欧洲曾经有一次极好的机会可以避免民族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只是这个大好机会被当时目光短浅的君主们断送了。19世纪初期，上天曾经给欧洲降下一位救星，他的成功将使欧洲免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然而当时这个人却被大半个欧洲视为灾星，他的大名是——拿破仑。
欧洲这么小一个地方，却有那多民族，那么多国家，哪一个民族都想称雄，哪一个国家都不是省油的灯，怎么办？打仗。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这就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然而国家大小不同，武力强弱也不同，在这种“每一个国家对每一个国家的战争”的自然状态下，为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欧洲国家发展出一种名为“均势”的外交思想，限制一国独大，维持整体上的力量均衡态势。说白了就是“枪打出头鸟”，谁也别想拥有绝对优势。
均势是一种力量上的平衡，在短期内可以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然而历史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各国间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在欧洲这样一个庙小武僧多的体系内，要想长期维持均势的动态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俾斯麦统一德国就是最好的例证。德国统一之后，欧洲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先的均势格局已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于是就有了两次世界大战。
历史反复证明，要想在欧洲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区域内维持长期的和平与繁荣，最有效的不是均势这一政治手腕，而是普世价值，以及基于这种普世价值的绝对权威。这些年来再一次将欧洲逐步凝聚在一起的正是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以及为这种普世价值保驾护航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武装力量。如果没有这支强大的威慑力量存在，在去年的俄格战争中，俄国绝不会满足于现今的这点战果，这一点凡是了解俄国过去历史的人都很清楚。
今天欧洲的和平、繁荣与团结，受益于二战之后美国的军事保护，更重要的是受益于美国所带去的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正是这种普世价值，弥合了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民族主义给欧洲所造成的深重创伤与裂痕，使得整个欧洲能够彼此包容，互相帮助，以共同的价值观来协调各国之间的立场，日益充分地体现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和优势。
然而美国在二战之后给欧洲带去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原本起源于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最初所争取的本是信仰自由。1620年，自由主义的种子随着搭载清教徒移民的“五月花号”飘洋过海，在北美大陆扎下了根。三百多年以后，早已在北美大陆开遍的自由之花随着美国大兵的军舰再次回到欧洲，为饱受战乱之苦的欧洲带去了新的普世价值——久违了的自由主义。
在基督教普世主义式微之后，欧洲曾经一度兴起新的普世主义，那就是随着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而崛起的自由主义。随着拿破仑不断在战场上赢得胜利，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普世观念也随之传遍整个欧洲。当时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许多欧洲知识份子都把拿破仑视为历史的代言人，认为这种新的价值观代表着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然而，拿破仑的胜利被旧势力视为是一种灾难，是对原有的均势格局的致命威胁。欧洲的君主们出于维护均势，从而维护各自既得利益的目地，先后七次组织反法同盟，对法国群起而攻之，最后利用俄国地理上的巨大空间及其所造成的漫长的行军时间和严酷的生存环境而拖垮了拿破仑那支所向无敌的大军的战斗意志。
旧势力的复辟改变了许多人对历史发展的预期。在黑格尔的早期著作中，民族精神祇是世界精神的一部分，世界精神将最终占据优势并为个体民族精神发现自我并获得自由提供背景。然而拿破仑失败之后，黑格尔长期以来坚持的乐观精神大为改变。在他的后期著作中，那些弥合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之间矛盾的观点消失了，民族国家间的暴力竞争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的永恒性质。黑格尔被后世称为现代极权主义的鼻祖，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深受黑格尔的影响。
俄国是旧势力的代表，拿破仑失败之后，俄国沙皇发起了所谓的“神圣同盟”，其根本目地在于扼杀一切进步力量，维护旧的次序，从而维护那些君主们的既得利益。专制君主们所打压的主要目标是自由主义，在他们眼里，自由主义是君主政权的最大威胁，是最可怕的“敌对势力”，其次是受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俄国对血腥镇压波兰的民族主义向来不遗余力，然而对自家的大俄罗斯主义却推波助流，因为在沙皇看来，俄国愤青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一边打击自由主义和异族的民族主义，一边强化专制，助长本民族的民族主义，19世纪的欧洲君主们真可谓是机关算尽，然而人算毕竟不如天算。俾斯麦借助民族主义的力量统一德国之后，欧洲的传统均势被彻底打破，民族之间的冲突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自食其果，随着世界大战而灰飞烟灭。最可悲的正是俄国皇室，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惨遭共产党灭门，妇女儿童，无一幸免。
一次世界大战还不算，再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君主们在19世纪播下的种子终于在20世纪结出了难以下咽的苦果。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两次世界大战让欧洲人血流成河，昔日富丽堂皇的欧洲变成一片废墟，要不是美国人在二战后实施了旨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今天的欧洲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当19世纪的欧洲君主们忙于扼杀自由主义的时候，当民族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泛滥欧洲的时候，当共产主义的邪恶幽灵在欧洲徘徊的时候，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在一个名为“美利坚”的新世界，到处盛开的自由主义鲜花结出了累累的硕果。二战之后，正是这些硕果给满目疮痍的欧洲带去了希望和复兴。
若非当年欧洲的君主们死活非要搞垮拿破仑，欧洲何至于绕这么大一个弯路？拿破仑的故乡科西嘉岛以前并非法兰西领土，拿破仑本人也志向恢宏，抱负远大。从他正式终结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册封自己的独子为罗马王等作为可以看出，拿破仑的志向不限于在法兰西称帝，而是借助法兰西的国力，重新整合欧洲的力量和资源，开创一个大欧洲的新时代。这正是现在的欧盟正在做而未做成的宏图大业。
如果拿破仑成功了，欧洲的政治格局最可能类似于日本江户时代幕府掌控下的封建制，君主们的领地和王朝也可以得到保全，从此关起门来搞建设，一心一意求发展，再也无须对邻国的强大提心吊胆，无须费尽心机去维持脆弱的均势，无需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那么折腾了。
在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体制之前，日本处于被称为“战国”的长期内战状态。德川幕府时代长达两百余年的和平证明这种政治体系的内部稳定性远远优于欧洲大陆的均势体系。在这种体系内，民族主义不会得势，共产主义邪说就更没有立锥之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导致欧洲大陆那些古老王朝覆灭的正是那些君主们自己的短视。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欧洲过往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啊！
反观当前中共的所作所为，与19世纪的欧洲君主们如出一辙。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随着苏联解体而彻底破产之后，为了对抗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这些年来中共一直在助长民族主义。本来是社会主义，再加上民族主义，这不就成了民族社会主义了吗？不就是法西斯主义了吗？要知道德国是主要由日尔曼人组成的单一民族国家，而中国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许多少数民族从语言文字到文化习惯都和汉族相差甚远，你中共政权搞民族主义那一套，那不是自己找抽吗？那不是饮鸩止渴吗？结果怎么样了呢？这两年大家有目共睹。那还不是最坏的结果，让中共再这么折腾下去，形势只会越来越糟。
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始终存在一个民族向心力和民族离心力的问题。向心力越大，社会内部就越团结，国力越强，国家越欣欣向荣；离心力越大，社会越是不安定，少数民族越是离心离德，国家就越走向分崩离析。那么国家的凝聚力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财富吗？取决于武力吗？取决于“两少一宽”的怀柔政策吗？都不是。这些年中央没少向少数民族地区砸钱，更没丝毫放松过对西藏和新疆的铁腕统治，结果怎么样了呢？是向心力更强了呢还是离心力更强了？事实告诉我们，是离心力更强了。
历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光靠金钱收买不了一个民族的心，单凭武力也无法长久地维系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国家的真正凝聚力，在于它的存在价值。关于存在价值，我在上篇详细地阐述过，一个国家的存在价值取决于它的价值观。而且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它的主流价值观必须是普世的，必须是包容的，非此不足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和睦与民族团结。
那么当前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是唯权是从，是唯利是图。这样的国家，存在价值能有多大？这样的价值观，离普世价值又有多远？整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如此，还奢谈什么崛起？
古代中国曾经拥有自己的普世价值，那就是儒家思想。因为拥有自己的普世价值，所以中国不仅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而且中国的影响力也曾遍及整个东亚。日本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就是一位汉文化的爱好者，他参照汉文化所建立幕府体制为日本带来了两百年的和平与繁荣。然而当近代西风东渐之后，儒教价值体系却江河日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崩溃很大程度上是由帝制所依托的儒教价值体系的崩溃所导致的。
在儒教看来，现代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作风是“无父无君”，而在现代普世价值眼里，儒教的“三纲五常”那一套是专制思想。推崇权威，注重人治的儒家思想始终无法与崇尚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普世价值很好的兼容。作为一种普世主义，中国的儒教和欧洲的基督教一样，曾经辉煌过，然而由它们唱主角的年代毕竟早已成为过去。中华民族若要复兴，必须有一种全新的价值观，而且是能够为不同民族所接受的普世价值。
由一群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神韵艺术团近年来声誉鹊起。自二零零六年全球巡演以来，神韵艺术团以尽善尽美的舞台艺术、展现中华神传文化的深邃内涵而广受不同国家、不同族裔、不同信仰、不同社会阶层的各界观众的推崇，好评如潮。神韵二零零九年的全球巡回演出，迄今已走遍美、欧、澳、亚四大洲的八十多个城市，上演约三百场，带给八十万现场观众无限的欣喜与感动。神韵晚会的精湛表演，展现了正统的中国古典舞等艺术，是纯真、纯善、纯美的神传文化的极致体现，表达了神佛信仰、天人合一的丰富内涵，也弘扬了人性的光辉与生命的价值。
许多华人观赏神韵艺术之后每每谈及从中找到了中华文化的根，为华人社会能有如此完美的艺术表演而深感自豪。而世界各地的艺术名流们在对神韵艺术的精湛技艺赞不绝口的同时，也常常赞许神韵将引领人类艺术的再度复兴。神韵的全球巡演，唤醒了人们心灵深处的纯真、善良与平和，正在引导世人走光明与美好的未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固然在于表演者的技艺高超，然而更主要的是神韵艺术所展现的真、善、忍的精神内涵深深触动了人类善良的本性，从而在观众内心激起了强烈的共鸣，所以神韵才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才能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而在中国国内，广大法轮功学员历经中共邪党长达十年的残酷打压，依然不屈不挠，从不间断地以各种方式向中国人民讲清真相，揭露邪恶，破除谎言，从而有力地证实了真善忍这一理念超凡的顽强生命力。
历史虽然漫长，然而最关键的地方往往只有几步。当今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都正在经历着一次重大的转变，中国已经错过了宝贵的六十年，不能一错再错了！毕竟治乱分合的道理摆在那里了，中国下一步究竟走向何方？是治，还是乱？是分，还是合？就看中国人自己如何选择了。
倘问路在何方，路，就在我们的脚下。@*
200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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