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特稿】今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63周年，但是每当触及到这个历史的伤口，就会心潮起伏怒火难忍，直至产生争论、诉诸国际司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基于各种现实利益和政治环境的原因，人们对南京大屠杀似乎是采取回避态度的，但是从目前的发展势头来看，要想回避、抹煞这段历史已经越来越做不到了。
尽管有人否定有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存在，在今年南京大屠杀的前夕，由9名主审法官组成的“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在东京进行了持续5天的“模拟审判”，最后宣布：“在充分的事实面前，所有法官一致认定，裕仁天皇犯有反人类罪行”。虽然日本社会的少数右翼势力依然沉浸在昔日军国主义的梦幻中无法自拔，但却无法阻挡正义的历史车轮，近年来不断有当年历史真相的资料被专家学者挖掘出来，国际社会也正对回避这段历史的各种政治力量逐渐形成了新的压力。
世人常把日本侵华战争的暴行与纳粹进行比较，并对国际社会忽略前者而重视后者，不能理解，甚至感到不平。其实，纳粹暴行之被世界舆论关注，有两个因素是并行不悖的，一个是被害者坚持不懈的追求历史公道，一个是德国上下对这段历史刻骨铭心的忏悔。对照一下，发生在东方63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在这两方面似乎都无法比拟：日本当局与德国领导人对战争罪责的表现有天壤职别，而中国人民在追求历史公道的时候，一直受到了自己政府的阻挠刁难甚至镇压，象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是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直到最近两年才建立起来的，民间的对日索赔活动迄今为止还是在政府的严密监控和打压之下，日前南京发生的移碑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中共当局的暧昧态度，难怪义愤填膺的南京大学生要上街游行。
要还南京大屠杀的本来面目，伸张正义，讨回公道，关键可能还要看作为这一事件的两个当事者的民族，所具备的反省能力到达了一种什么境界。侵略者、侩子手的忏悔固然是不能少的，从日本战后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以及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历史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来看，我相信其认罪忏悔只是时间问题；眼下倒是更需要受害者的觉悟和行动。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在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北京当权者竟然以眼前的政治利益替代正义公道，从滥用权力、牺牲受害者的基本权益－－没有法律根据的放弃战争赔款，到以“稳定压倒一切”禁止民间的对日索赔活动，俨然就象昔日追随“皇军”前后的走卒，说它是南京大屠杀的“帮凶”并不为过。
只要你看一看，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权罔顾国际社会的人权批评，持续不断地践踏人权，丧心病狂地镇压法轮功，就不难发现，这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共维持一党专制的常态，整个中共政权就是建筑在剥夺人民基本权力的基础之上的，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6000多万，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远非南京大屠杀的人数所能比拟；就在江泽民任内“歌舞升平”的环境中，据报道已经有一百多位法轮功的学员被迫害之死，成千上万的学员被投进监狱、劳改场所和精神病院。所以，在没有人性违反人道残害人民这一点上，中共和当年南京大屠杀的施暴者是一脉相承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时空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许多当事人已走进了历史，中日两国的关系也今非昔比，但是只要中国还是由一个践踏人权、迫害法轮功的政权统治，中国人就没有人权和自尊，就不可能真正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讨回公道。相反我们要警惕，中共在具体的政治利益驱使下，用煽动仇日的手段转移自身的政治危机；当然，在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对于同胞们以纪念南京大屠杀和对日索赔切入现实政治的良苦用心，我是非常理解和同情的。但是如果我们一面要求日本对南京大屠杀忏悔道歉，一面却容忍中共残暴镇压法轮功、肆意践踏人权，那就是我们自身还缺少真正的反省。与其如此，中国人民的当务之急是躬身自省“清理门户”，切实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建立一个保障人权的新中国。
东京模拟法庭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海内外所有致力于中国政治转型的力量，可以联合起来办一个类似的模拟法庭，清算一下中共残害人权的劣迹，过去李鹏访问联合国的时候，海外民运人士曾经有过这样的尝试，但比较这次东京模拟法庭的活动，可以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同样的，法轮功为何不也试一试呢。我坚信，当中国人民拥有充分自尊、各项人权得到基本保障的时候，也就是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伸张正义和讨回公道之日。
－－原载《星岛日报/星岛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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