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报导】
（四）五月十三日晚，八百多名学生到天安门绝食。北京各界都沸腾起来了。绝食队伍迅速扩大到三千人。我深深被电视画面里学生的忘我精神所感动：人们拿着馒头给绝食的学生吃，他们说“我爱馒头，但我更爱自由”，妈妈劝孩子复食，孩子说：“我爱妈妈，但我更爱苦难的祖国”，泪水模糊了眼睛，但理智告诉我，矛盾再也不能升级了。自五月五日起，体改所往各高校派了联络员，我叮嘱他们：劝学生适可而止，不要酿成流血。赵紫阳几个缓和冲突的意见都因李鹏反对而未成功。五月十五日公安部的朋友告诉我：体改所已内定为“反革命组织”，我已上了黑名单，给邓朴方打电话，他说：“我已无能为力了”。看来得准备后事了。
记得八八年下半年，针对中国现实、体改所作了一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不稳定问题的研究，社会不稳定由五个因素构成：民众的不满意程度、领导层的不满意程度、反对派的组织化程度、控制传媒的能力和控制军队的能力。中国的改革与民主力量显然处于劣势，这就决定了这场运动虽然波澜壮阔，最后还是难免失败。所以我一直采取温和的方针，在决策者与学生中作沟通、调解的工作，并不许体改所人员直接介入运动。体改所大部分人年轻、能干、热情，面对这场运动怎么可能不介入呢？他们中一些人还嫌我过于温和，密谋要推翻我呢。
五月十六日我把一些机要的东西存放了起来。十七日夜知道了赵紫阳
下台和准备戒严的消息。彻夜未眠，反复思考，看来比八七年更严重的事要发生了，流血恐难避免，但还没估计到会屠城。所里的年轻人一个个哭着跑来跟我说，北京市委已经在广场断电断水，许多学生都晕过去了，要救救这些孩子。我决定动用所长基金，并向朋友借车，买了食品、饮料送到广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看来时局逼迫，不能没有一个公开的态度了，总要留点正气在人间。我决定召开一个会，发一个声明。
（五）
五月十九日上午，在体改所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三十余人的会议。中午以“三所一会”名义发表的《六点声明》碍传播出去，下午即传遍了机关、学校、大街小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六点声明》是这样写的：
（一）这次以大学生为先锋，绝大多数社会阶层广泛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谱写了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二）事情演变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完全是由于党和政府在决策上的失误和拖延所致。
（三）建国以来，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脱离人民，违背良知、与人民群众的意见直接对立。原因在于传统政治体制不能按法制轨道运作，没有政治公开性，形成了只关心上层权力斗争，不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为重的局面。
（四）目前事态还在恶化。坚持已有的失误而继续失误，以致采取极端举动（如军管），将会导致真正的动乱，甚至造成民族分裂。这种黑暗的前景是经历过十年文化革命的中国人民所无法接受的。
（五）为此，我们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由全国人民共同作出判断和选择；
我们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行使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进行审议：
我们呼吁，各界声援活动务必保持理智和秩序、珍惜这次学生运动已经取得的成果；
我们呼吁，绝食人员多多保重身体，争取尽快结束绝食，你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祖国需要你们以更新、更持久的方式去取得新的胜利！
（六）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
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国际研究所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十二时
这份声明在李鹏宣布戒严前已从几百份变成几千份、几万份到处张贴。由于它符合多数人的愿望和心理，所以在各界民众和党政机关内影响很大，许多人打电话或亲自来表示“坚决支持”。下午我召开了全所大会，讲了对这次运动的看法，发声明的理由，是希望大家努力继续作好两方面的工作：劝领导人理解学生的爱国精神，缓解矛盾，避免流血，劝学生适可而止，退出广场，不激化矛盾。并宣布辞去所长职务。当时，场面热烈，掌声、哭声汇成一片。
（六）二十日上午我去看鲍彤，他刚毅的脸上充满了正气和义愤。一见到我，就说“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唯一合理解决问题的方针。可是，又一次非法的推翻了合法的总书记！戒严？和人民对抗，和人心对抗，会有什么好结果呢？这是困兽犹斗！”我插了一句：“也许会狗急跳墙呢？！”他激动地站起来说：“我真想挂一个‘中共中央委员鲍彤’的牌子，到天安门和学生们一起绝食、抗议！学生明明是爱国的，非说是动乱，还有是非吗？”我们对李鹏的倒行逆施都极表愤慨。
上百万的民众上街阻挡军队和军车入城，出现了僵持的局面。二十二日夜我又给邓朴方打电话，说：“朴方，我从没求你办过什么事，今天我第一次求你，为了老百姓，为了苦难的中国，为了不发生流血惨剧，求你转告老爷子撤退军队，解除戒严！”朴方也很着急说：“能不能劝学生尽快退出广场？”我答应尽量想办法。第二天，康华副总裁黄大树和战略所所长孟琏来找我。黄一见我就傲慢地说：“酿成这么大的乱子，事后总会整人的，你是逃不掉的。现在的问题是要避免大流血，你的影响力大，劝学生立即撤出广场，事情还好办一点。将来那些闹事的、档案里塞上材料，分到边远地方也就是了。”明知被当枪用，事后也不会有好下场，当想到可能发生大流血时，我也只好答应勉为冯妇了。
就在二十二日，杨尚昆在讲话中胡言乱语地点了“三所一会”的名。二十七日体改委秘处长洪虎来传达，我当即站起来说：“我抗议！杨尚昆造谣！并念了一首诗：“赤膊条条任去留，此身于世何所求。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当晚国务院的朋友告诉我，李鹏要抓你，你要小心。几个参与起草“三所一会”声明的朋友已飞离北京，劝我赶快离开，但我不能走。几位体改所留学的朋友要回来和我“共生死”，也被我劝阻了，因为于事无补。当晚找鲍彤已找不到了，后来才知道他已被诱捕。
（七）
二十八日夜，两个元老子弟找我谈。他们说：“老陈，十年来你为改革作了那么多贡献！何必把命运和赵紫阳拴在一起呢？只要你发个声明，支持李鹏，批判赵紫阳，保你没事，还会重用你。”我笑了，说：“文革中我没被打死，是个幸存者，当反革命时，看农民活得不象人，才执意改革。我不是什么赵紫阳的人，但我支持他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针。让我违心地支持李鹏，做不到！我不图功名利禄，不会卖身求荣，也不会投井下石。”两个小时的谈话，不欢而散。早上，我又给邓朴方打了电话，说：“如果共产党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和百姓，一定会遗臭万年！我也再不会为这个政权、这个党服务。”朴方说：“冷静一点，不要那么激烈，问题没那么严重。”与此同时，传来李鹏下令“不惜一切手段、活的、死的都可以”，要抓住我的消息。
我在日记中写到：“改革行不通了吗？一定要流血吗？祖父戊戌变法上书失败被通缉，父亲‘九一八’后到南京绝食，我应如何？置个人于度外。”“民众不畏死，奈何以死惧？倘流血可唤醒民众，得来民主自由，吾愿为之。”我作好了随时被抓走的准备。人在这时反而很坦然。事态还在恶化。为安顿后事，六月二日上午，我召开了体改所最后一次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作了一个《论实事求是》的报告，特别告诫大家，在大环境不事实求是的情况下，从来都是“坦白从严，会害人害己”、“抗拒从宽，因查无实据”，希望大家自勉。值得欣慰的是，在“六四”后的高压审查中，即使王震杀气腾腾地说了“什么三所一会”，赵紫阳的大小舰队，要杀一批，抓一批，流放一批以后，体改所的人除一、两个软骨头外，都理直气壮地坚持了真理。
（八）
六月三日夜，最不愿听到的事情发生了！从夜里十一点起，枪声不断响起。所里的年轻人满身血迹地不断从木樨地、六部囗、天安门跑回来，痛哭失声地描述军队杀人的情景。六月四日凌晨三时，我起草了辞职和退党声明。声明讲了五条：
（一）这次以学生为先锋，各阶层广泛参加的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二）以李鹏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发动了这场清算改革的军事政变是逆历史潮流的，不得人心的，这种倒行逆施已经写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经济改革不解决产权问题，政治改革不解决民权问题，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成功；
（四）中国共产党公开以人民为敌，屠杀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民众，已堕落为法西斯式的政党；
（五）我郑重宣布：自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党，并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九）
六月五日凌晨，北京仍时有枪声，到处抓人，气氛肃杀。正在这时，一位元老给我送来一封信，里面只写着两行大字，一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行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晚，我化妆后自丰台火车站离开了北京，在不相识朋友的帮助下，途经十二省市，辗转一个月。七月五日离开中国，七月七日到达香港。以后才知道，我不仅上了第一批秘密通缉的七名知识份子名单，而且许家屯(8)告诉我，他接到了李鹏给沿海省市发出的“不惜一切手段务必将陈一咨缉拿归案”的手令。可惜马克思不收我这个叛逆，阎王爷也不收我这个无罪之人，佛祖和耶稣都保佑我，才让我从天罗地网中逃出生天。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于纽约
注译：
(1)《中国：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联经出版社1990年出版。
(2)胡德平，胡耀邦长子，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经济局局长。
(3)李铁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国家教委主任。
(4)李昭，胡耀邦夫人，离休干部，原任北京市纺织局局长。
(5)鲍彤,中共中央委员，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主任。
(6)李锡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北京市委书记。
(7)邓朴方，邓小平长子，时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8)许家屯，中共中央委员，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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