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时候种种”
“现在是中国最好的时候，不仅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好的时候，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候。”这话出自何人之口？不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已经不说“形势大好”，或者“不是大好，而是特好，从也没有这样好过”了。现在说这话的，是两位著名知识份子，一位是中国著名作家，另一位是一向被视为党内改革派、同时又是知识份子中杰出人物的人。
只听到结论，未听到两位先生的论据，但是由于听到类似的话已经多次，故不难猜测一二。
首先是中国人比过去富了。这是事实，最穷的人似乎也不那么穷了。高楼林立，公路四通八达，建造的速度又那么快！物资丰富，市场上应有尽有。十年来银行里私人存款翻了几番，城里人（当然不是所有人）住宅装修、衣着饮食达到了或接近于世界最高水平，私人轿车也多起来，更是十年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自由也多了。只要你有钱，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只要你不反对政府。
问题是富了又怎么样？个人自由扩大了又怎么样？何清涟在她的《中国的陷阱》里描述了层之较低的中国人发了财并未造福于本人、后代及社会。层次高的就没有这个问题吗？至于自由，唉，更是一言难尽。只要看一看上访者的队伍就够了。自由度最高的是黑社会和一切戴着真假大盖帽的人。多数中国人免于恐惧和不受剥夺的自由比过去反而更少了。
还有，一九九二年以来形成的这种现状，似乎并不那么安全，中国今后不会天下太平。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一个是自然。
社会分配不公：未来的动乱之源
看法当然也不会一致。比如我问过一位亲戚：国内有的人买名贵汽车，难道不怕有一天被人给砸烂吗？他很不以为然，说“那怎么可能！”可是另一些人却表示那种事完全可能发生，一位经商致富的年轻人甚至担心说不定哪一天穷人就会来“吃大户”，故此很想提倡阔人办点社会公益事业以缓和社会冲突。
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是二十世纪末世界性的头号问题，无论穷国、富国，概不例外。然而中国的情形却又非同一般，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短短十几年中已超过了有二百余年资本主义历史的美国。但这还不是危险所在，最令中国的穷人难以忍受的是中国的富人几乎无不是靠不义之财发家的。“昨天你还和我一样是穷光蛋，怎么忽然间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呢？”中国未来社会动乱之源恐怕就在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这个小小的火花。在美国，穷人对富人的不满和怨恨自然也有，但是同时又有一系列因素冲淡这种不平之感，比如，人家有个好爹，留下了大笔遗产，你不平，问你爹去！人家受的教育好，那当然也得由于家里有钱，可是学生成绩，也得靠个人下苦功呀，你肯吗？还有，人家运气好，赶上了好时机，又能看准时机投大钱、出大力，你不行，认命吧！在中国，则不然。白手兴家，靠个人勤奋和聪明致富的不是没有，然而不多。多数是靠特权、关系，或者心毒手黑。再者，中国的新富一般爱炫耀，又多穷奢极侈，好像生怕对穷人的刺激还不够似的。第三，除了中国固有传统以外，五十年间社会分配和社会地位的相对平等，也使中国人更加难以接受贫富和贵贱的悬殊。
最大忧虑是对人的忧虑
研究一下一九九二年以来中国第二次“大跃进”的过程，亦即邓小平发动的全民下海大发财运动，会很有意思。这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创举。尤其因党政军民（“民间团体”）干部和单位一起踊跃投入，而显得热闹非凡。邓小平的“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督促，自然只能使全国上下更加发烧，于是国库之门大开，大腐败－－大发展－－大发财三位一体，轰轰烈烈，和四十多年前毛泽东的那场大跃进一样不惜代价和不计后果。
据《中国的陷阱》作者何清涟的观察，八十年代不过是出现了一些百万富翁，到了九十年代，忽然涌现出大批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八十年代中国资金外逃的数额，相当于同期引入外资的一半；到了九十年代，外逃的和外来的资金数额就相等
了。
也是何清涟，在那本书中写道：“如果当前的绝大部分人的财富占有不具有合法性或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那就应该进行道德评价（在另一处她叫作“论理追问”）和理论征伐。虽然这种道德评价不能够改变财富的占有状态，但至少表述了对社会现状的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理论征伐虽不一定对政府政策有直接影响，但至少可以让社会公众知道何者为是，何者为非。”
一位经济学家的一本谈经济问题的著作，居然用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谈论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最大的忧虑是对于人的忧虑，这在中国经济学界是前无古人的。文学界有一个梁晓声，由于始终如一地表达了人文关怀和对于社会公正的关注，被一个评论家认为“仇富”心态。何清涟书中不断抑制着的愤怒的呐喊，也遭到“有情绪”的非议。那两位持“最好的时候”论的先生，赞赏的也正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这一种富。中国知识界新的分野已朗然在目了。
“只要富了就好。”“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什么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是邓小平的逻辑。“现在发生的任何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你不搞市场经济。”“无论什么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这是九十年代中国一些知识界精英的逻辑。他们首先用这个道理说服了自己，因而才能面对重重社会危机而心安理得，然后就来向中国和世界宣道：“现在是中国最好的时候！”
中国人的危机
为什么他们看不见中国为这次“大跃进”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呢？从好的方面、从认识论的方面去解释，就是他们观察中国现实的时候，不是看政治（又主要是中南海），就是看经济，偏偏看不见社会，看不见人（他们那个小圈子以外的中国人）。
但是现在呢？曾有一个时期，西方舆论界对一九九二年以来中国所创造的“奇迹”－－独裁政制不变而能使经济高速增长赞不绝口。其实中国真正的奇迹乃是中国人精神上的变化。可以说中国在短短十几年中完成了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从中世纪初期至今六百年间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演变。正反两方面都有，但反面居多。“精英”们说这不足怪，因为西方当年也曾如此。此话不假。虽然人家远远未达到使正常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难以为继的程度，而在中国，信用的丧失、欺骗与暴力之成为经济生活的常规，加上一个置身于法律之上的官僚阶层的存在和国家机器的全面腐败，则已使平等的竞争和货真价实的交易成为不可能。
人和他的生存环境，都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坏的时候。北京的空气已经呛人，但空气还不至于绝灭，水就难说了。一些地区农民已为抢夺水源而发生械斗。城市则不需要械斗，只能忍耐干渴和饮用污水。作家郑义即将完成一部关于中国环境的巨著。经他依据中外直接和间接的资料所作的计算，中国每年因环境破坏而造成的计算，最少也在人民币十万亿元以上。这相当于一年国民经济总生产值的几倍。仅此一端，已足证明邓小平的高速经济增长战略是得不偿失的，是一笔“赔钱的买卖
”。
共产党腐败十倍于国民党
在一九九八年说“现在是中国最好的时候”之令人费解，还因为那些使中外人士最为赞赏的某些现象已经显现了其难以令人赞赏的另外一面。“市场上一切应有尽有”，但全面滞销；“物价稳定”甚至通胀负增长，是民众购买力下降的反映；“高楼大厦林立”，但百分之七十空着，使几千亿到上万亿元的资金动弹不得；五万亿元存款这只“笼中虎”，当局千方百计去引诱，硬是不肯出笼。所有这一切，令国内既得利益集团、海外“爱国华人”和西方亲华分子引为中国之骄傲的东西，现在成了中国政府最头痛的问题！
但是也只有这个政府，对它来说，“现在是中国最好的时候”。不是说它能像五十年代那样享有极高的权威，虽然一再错误还能得到中国人的拥护。是在一个相反的意义上，就是说，一个政府把中国搞到如此田地，如此丧尽权威，仍然能够不倒，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先例。就说国民党政府吧，它当年的腐败比今天的共产党连十分之一也不如。盗匪固然很多，又哪里有今天这样流寇遍野，连农村里天一黑人都不敢出门？哪里有人贩子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家长怀里抢走男孩的事？至人心和世风，一九四九前哪里有过这么多骗子和妓女？然而国民政府还是垮台了，共产党却还能堂而皇之地在北京执掌政权，还得到世界的承认！
症结所在：邓小平的错误抉择
原因不只一个，但重要的一个是：现在中国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取代这个政府。几十年来中共成功地消灭了党内外一切可能威胁它的潜在力量。然而这个事实的另一面却又是它同时也就消灭了能够推动它本身良性演化和在危急时刻能够缓和社会冲突和防止中国陷入全面动乱的那个力量。
邓小平的改革以经济始，并以经济手段两次推迟了中共统治危机（一九七八、一九九二），然而现在有足够迹象表明这场改革以现存秩序也将终于经济－－很可能就是包围银行挤兑存款的平民百姓。
写到信的结尾，我仍然觉得应该再怀疑一次我的观点。思之再二，只能说：中国确实出现了一个阶层，对于他们，现在确是中国最好的时候。有了房子，有了汽车，走进市场，一切应有尽有，价格又低廉到令全世界消费者惊羡的程度－－鸡蛋、猪肉、各种蔬菜水果的市价都已降到生产成本以下。可是这难道是生产者“最好的时候”吗？
其实，仅就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这一个事实而言，中国已很难有历史上“最好的时候”了。不是说中国这块土地绝对养不活、养不好这些人口，问题是二十年前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抉择。
(【争鸣】 目录一九九八年八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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