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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8日讯】孟老夫子孟庆平，外号“花省长”，天生一个风流好色之徒，没有爬上高位时，不得不压抑这种欲望，安分守己地做个“老实人”。及至当上副省长，便露出了“得志便猖狂”的嘴脸，收受贿赂不说，还爱“团结女同志”，这后一个“业余爱好”早在海南时便“有口皆碑”。
一九九八年一月廿三日，中纪委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交代问题，但却大谈自己在金钱、美女面前都毫不动心的“光荣”经历，有时甚至以攻为守，说你们可以把掌握的问题说出来，保证给你们回答得清清楚楚，还大骂Ａ、Ｂ、Ｃ几位，说孔夫子说得好：“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孟庆平还说，Ａ小姐是个坏女人，你们不要相信她，同时又为自己洗刷，说自己根本不存在跟妓女（指Ｂ小姐）睡觉的事。
孟庆平为了洗刷自己，大骂情妇，可以看出他根本不“仗义”，同一条贼船上的人，他骂别人是为了保自己，可见他的自私度不下于他好色的程度。
孟庆平是无法完全洗清自己的，他与他的情妇干过的那一档子一档子的丑事，他就洗不清。他将情妇骂为坏女人，他就为什么不“解密”一下自己与情妇在生活上穿连裆裤的事实呢？
因为，一旦坦白了与情妇在生活上穿连裆裤的事实，便会将经济上穿连裆裤的事实也牵出来。生活上的问题还只是作风问题，经济上的问题却是犯罪问题，一交待，整个生活的盘子便会碎成片片。
贪官知道，从自己的裤裆里找出情妇来，还只是小虱子，咬不死自己；如果从自己的裤裆里摸出经济问题的导火线来，这才是大虱子，会咬得自己遍体鳞伤。所以孟夫子也是“用心良苦”啊。
贪官既然是与情妇在经济上穿连裆裤的，不正可说明情妇在与贪官生活上穿连裆的同时，也是得到了实惠的。李平在香港的公司曾经超过了广西在香港的窗口公司，为什么？还不是李平在生活上与成克杰穿连裆裤的时候，点燃了成克杰执掌权柄的手。成克杰的手在伸向李平的同时，也伸向了不义之财，抓到之后，就放到李平的兜里。
中国的情妇和中国的贪官们是这样演戏的，贪官和情妇拥抱在一起，贪官在前，情妇在后，情妇的胸紧贴着贪官的背，贪官伸手接钱，接到之后就交到情妇手上让情妇藏好，然后瓜分或共享。孟庆平和他的情妇就是以这种方式演戏的。
还有一种方式，男女位置对调，情妇伸手接钱，接到之后自己藏好，然后等着共享。成克杰与情妇李平就是以这种方式演戏的。
但是外国的情妇与官员拥抱在一起的时候，她们想过钱吗？可能也想过，但不是捞别人的钱，而是从官员自己的口袋里掏点钱来。
外国的情妇怎么就那么老实呢？不能让官员开动脑筋，四处弄点？不行。不要说贪官受贿，尼克松当年连手下人雇工干脏活的五仟美元的账目没做圆，也就成了问题。
中国有一些人却丝毫不认为情妇问题有多重要，相反，他们还拚命结交贪官的情妇，让情妇向贪官吹枕边风，在他们的眼里，找到了情妇，也找到自己一块升官的敲门砖和一张发财的保证书。有的还真给情妇办到了。
外国的情妇就没这本事。外国的情妇只能靠自己赚钱。有时候也能从官员身上赚到钱，不过，是官员自己的钱，如克林顿就为了平息绯闻而忍痛向某情妇支付“风流钱”。有时候，外国的情妇也靠官员而发财，不过，是靠自己赚来，写一部自己与官员如何如何的书，或者借机出名走一条名利相结合的道路。如莱温斯基。
有时候，外国的情妇会痛骂分手后的官员情人，但不是因为没有拿到钱，而是因为她认为对方欺骗了自己的感情。
另外，中国的贪官与情妇之间没有反作用力，而外国的官员与情妇却有。比如，克林顿一有性丑闻，他就焦头烂额，而情妇反而得意，有牵制作用，但中国却不同，凡是贪官与情妇是经济上穿了连裆裤的，贪官下了马，情妇也跑不了——一喜同喜，一懮同懮，要完蛋，也成双。
这样说，不是说外国的情妇有多么好，而是说外国的情妇基本上不参与官员的政务，根本没有左右官员权力的能力，也没有调遣官员手下人给自己办什么事的能力，更别说找官员给自己一点好处，封个官办个公司什么的。
一言以蔽之，外国的情妇她干她自己的事，不管官员的政治，也不管官员的经济。而中国的情妇则不同，她们生活上与贪官穿连裆裤，经济上也与贪官穿连裆裤，假着贪官的虎威，也能分享到贪官的权力。她们与官员共同干坏事。
——这大概是中外情妇最大的不同吧。
而中外情妇的不同，又来自于中外官员权力使用上的不尽相同。一些中国贪官，能随随便便通过权力带来经济利益，而外国官员通常只能通过职业带来经济利益，在职业与权力的界线上，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外国官员看来，权力是为国家服务的，职业才是为自己服务的，而在一些中国贪官看来，权力是国家给自己的职业，自己为自己服务，就是为国家服务。
因此，如何让中国官员学会使用权力，如何分清权力与职业的关系，是中国官员的一门大课程。
我不是说外国没有贪官，但与情妇一同站在被告席的，大概十个有九个是中国的贪官吧。
中国的贪官问题和情妇问题，又不仅仅是贪官和情妇两者的问题。贪官和情妇，两只手变不出钱来，四只拳头，也打不出天下来。
那么，中国的贪官问题和情妇问题是什么人的问题？
答曰：中国人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刘洪波先生发表在二○○○年九月六日《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情妇”比较论》还不全面，当然，我也无法说得很全面。
下面就是刘先生的《“情妇”比较论》的主要论点。
“要说证据，当然可以一说一串儿。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还有一时想不出名字的大大小小的贪官，都是栽倒在石榴裙下，都是搞情妇搞出问题来的。”
“假如实在要举例，我愿意举克林顿。虽然他是个外国人，但也勉强可以说明我的观点。克林顿搞情妇的事迹多了，但我还没有听到资本主义那尔虞我诈的政坛揭露出他贪污腐败的讯息。同样的例子，是六十年代被刺死的肯尼迪，据说他的情妇也不少，还说他与梦露也有一腿，可我也没有听说他有什么“经济问题”。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死后其私生女都露面了，可见也是有情妇的，同样没有谁说他占了法国多少公款，吃了多少回扣，乱批了什么工程，培养出几个大款。”
“最惨的是尼克松，他搞没搞过情妇我不知道，但他相信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这可谓一语道破官员为什么往往会有情妇的问题。但他老先生贵为总统，却连手下人雇工干脏活的五仟美元的账目都做不圆，以至于被人顺藤摸瓜抄老底，最后下台。”
“贪不贪，症结在权力是否受到监督而不在于搞不搞情妇。反腐败与反搞情妇，不应混来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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