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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6日讯】 一个多世纪前，亚洲社会深深被一种病痛所伤。1886年，一位亚洲留欧学生给他的祖国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根据有关人类痛苦的记载，曾有一种恶性的肿瘤，只要你轻轻地触碰，就会引发极度的痛楚。” [1] 年轻的何塞·黎萨尔独自在遥远的欧洲，他想念祖国，把菲律宾与他看到的欧洲国家比较，认为自己的民族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就像一颗“毒瘤”。人的尊严给黎萨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成为他写作的主题，如他的不朽著作《不许犯我》和《起义者》。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菲律宾早已获得了独立国家的尊严与荣耀，外族的奴役给整个民族造成的压抑感也已烟消云散。然而，仍然有一种世纪性的病痛在折磨着菲律宾人民，也折磨着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这就是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及其给社会底层人民所带来的严重伤害。
“第三波”过去了，军法管制早已结束了，东亚金融危机也带来了惩罚和告诫，但普遍的贪污腐败仍在菲律宾持续。1998年，菲律宾选民甚至以创历史最高纪录的票数把一个超级蛀虫选为新一任总统，没有谁强迫他们，这是他们自愿的选择。直到埃斯特拉达东窗事发，劣迹昭然，一种被深深欺骗的感觉和幻灭的感觉（连“罗宾汉”也贪污！）给菲律宾穷人带来了极度的痛楚（为什么总统换了一个又一个，受伤的却总是我？）。在印尼，窃国大盗苏哈托下台已经两年了，对他和他的家族的审判一直没有结果，而新的贪污又发生在新的权贵阶层当中。在亚洲，人们有时还把“冰清玉洁”的形象自动奉送给政坛中的女性领导人，然而从南亚到东南亚，许多知名的女性政治领导人背后都有一个富豪家族，她们的丈夫、兄弟、子女、密友同样拥有大量来路可疑的钜额资产。
强人下台和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触动非常有限。1986年的人民力量革命使菲律宾人能够重新自由选举国家领导人，然而民主政体仍然无法割除贪污毒瘤。泰国、菲律宾、印尼的媒体已经拥有了高度的言论自由，然而这些国家的贪污病害远远超过言论不那麽自由的新加坡。在“亚洲价值观”的旗帜下，马来西亚巫统权贵们的金钱政治活动和“党的利益”紧密结合。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反腐败”、“反朋党”只是攻击、惩罚政治异己的一种策略，其实口中喊“反腐败”的那些政坛中人，也难脱腐败嫌疑，所以最终“反腐败”沦为了一种政治策略、一种政治表演。不久前一位印尼的华社领袖对笔者说，印尼人非常羡慕中国反腐败的力度，因为印尼高层腐败官员鲜有被惩处者。笔者立刻去做“比较研究”，发觉他的羡慕不无道理，不由得“呵呵”了一番。
事实证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转型过程远未结束，具有亚洲特色的“裙带资本主义”依然树大根深，民主政治框架缺少了政治文化的革新和高素质的公民社会依然效能有限。以下是对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特征、社会根源与制度根源的一个简单分析。
何谓裙带资本主义？
汉语中的“裙带现象”，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后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裙带”在英文中有一个意思大致相当的词：Crony。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Crony是指一个集团中的成员，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们之间交往密切、互相支援，并为彼此利益不惜采取不诚实的行动。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Crony capitalism（裙带资本主义）一词在学术界和媒体中迅速流行起来，它又被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
最先被较为系统地揭露出来的个案是菲律宾马科斯执政时期的“密友资本主义”。1986年马科斯政权垮台，马科斯家族和菲律宾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弊端立刻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按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为尊者讳”和“痛打落水狗”的习惯，尽管苏哈托是马科斯是同一个时期的家族统治、贪污腐败的典型，但苏哈托的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得到普遍的揭露和批评。
外国投资者在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环境中学会了一个词：“关系”（因其含义深厚而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而只好直呼“Guangxi”），例如他们在印尼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在印尼获得投资利益，必须寻求有势力的合伙人，最理想的合伙人就是苏哈托家族成员，最低限度也是苏哈托最亲密的朋友。没有他们的直接参与，外国投资商就很难签订投资协定，即使签署了协定，经营起来也是寸步难行。
一项对菲律宾企业领导人和重要企业集团代表的采访，总结出马科斯“密友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些主要特点：
1. 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以及运用政府的职能机构将经济特权授予私人部门中的一些小集团。马科斯的密友在经济的一切部门都很活跃，他们的势力主要来自政府配给的垄断权。农业出口、银行业、房地产业、服务业、赌博业、酒店业、面向国内市场的制造业、建筑业和伐木搬运业等等总是分配被那些同马科斯夫妇亲近的人。
2. 这些所谓密友是总统或总统夫人的亲戚或亲密伙伴，这些人在马科斯上台之前并不出名也不特别富裕，其中有的人是马科斯在法律学校的同学，如糖王罗伯托·本尼迪克托，有的则是马科斯第一次竞选总统期间的捐赠者（也许相当于“开国元勋”）。
3. 这些密友对总统的支援既可能是政治上的也可能是经济上的，或两者兼有。一个以农产品为主的出口集团控制着经济的要害部门以及众多的选民。这些人成了地区的政治头目，负责控制他们的地盘并向马科斯提供选票。
4. 每一位马科斯的密友都有一批追随他的小密友。
5. 不是马科斯密友（或密友的小密友）的企业家都在不公平的竞争中遭受了损失。 [2]
关于裙带资本主义，保罗·克鲁格曼将它定义为“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这种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随着日积月累，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
按吴敬琏、钱颖一等人的理解，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笔者支援这一富于现实性的定义。
按保罗·萨缪尔森的说法，裙带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美国也有，在韩国、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流行的是一种亚洲式的裙带资本主义（《探索智慧之旅──哈佛、麻省理工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
何谓亚洲式的裙带资本主义？笔者认为，亚洲式裙带资本主义除了“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的结合”的共性之外，还具有以下特性：
一、前现代性。以保护人─被保护人、恩主─扈从关系这种前现代的政治文化作为支撑。无权势者缺乏独立人格，依附心态非常严重。
二、体制性。体制上的诸多缺陷，如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统治，经济生活中过多的政府干预，法制不健全等等，为亚洲裙带资本主义提供了深厚的体制和政策土壤。这也导致了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如政策性的行业垄断、侵吞、回扣、在企业和基金会兼任职务、利用大型公共工程牟利、非法占有国家土地等等。
三、家族性。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沿着血亲、姻亲、部族关系畸形地集中起来，无论是政治领导人的家族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密友们的家族，均能在这种裙带资本主义体制中成为超级富豪家族，家族、密友利益超然于法律和市场经济的应有秩序，贪污金额普遍巨大。在这样的国家中，只有私人政治，没有公共政治。
四、全社会性。上行下效，各种层次的朋党关系、密友关系从低到高形成了全社会性的金字塔式的网路结构，公务员乃至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特别是精英和权贵阶层的大面积腐败，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根源之一：根深蒂固的前现代政治文化传统
卡尔·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社会”时指出，在这种社会类型中个人对社会不是独立的。 [3] 东南亚从殖民者到来之前直至今日（今日的新加坡例外），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即“保护人──被保护人（Patron-client）”之间的“庇护制”或“信托制”。一个有一定财富和权力的人（即所谓“恩主”），允诺利用其财富和权力去帮助和保护某些人，后者则成为其附从，以忠诚、感恩的态度对恩主提供支援来作为回报。整个国家就是由这样大大小小的金字塔结构所编织成的一个巨型金字塔。
在这种严密、稳定而又畸形的结构中，普通民众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性，成为政客的私人拥趸，他们仅服从于这样的大大小小的“恩从关系”，对政治家族、官员的效忠程度远远超过对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效忠，政治立场私人化，政治活动非制度化，领导人家长化，现代公民社会难以形成。所以，尽管家族腐败、官员腐败现象严重，只要最低限度的温饱能够解决，下层民众就已经感恩戴德，默认现实。而社会中层以上，由于已经侧身于既得利益者之中，并且需要来自上一层的庇护和恩赏，自然愿意维持现状。
在微观经济形态上，东亚的企业除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外的私营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它也是裙带式的），很少有真正的公众拥有的企业。家族企业内部缺乏法治，也缺乏民主和监督，习惯搞行贿、拉关系、黑箱操作等不诚实的小动作，热衷于权钱交易，更从而成为国家裙带资本主义繁殖的温床。
所以，裙带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裙带式的社会形态之上。
裙带式社会是法制观念淡薄的社会和对权力缺乏监督的社会，其社会成员往往倾向于运用自己掌握的某种稀缺资源，如权力、金钱等等，在违反和抵制法规的基础上，为一己的私利进行交易，此即“反法制的互利性”。
裙带式社会也是宗族观念、宗派观念盛行的社会。
在泰国，一位政府部长从传统上而言有义务照顾自己的下属，从而也得到下属的尊重，敬仰和服从。这样，部里的所有成员就成为以他为“族长”的“宗族”成员，部长也极力保护其雇员的利益，并为本部争取尽可能多的预算。泰国人还特别注重校友同学这一层关系，同学间的庇护关系非常牢固，这不仅是物质利益的互换，也是他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上的义务所在。 [4]从而，庇护、徇私不仅不是错误，反而是一种被传统所认可的“美德”。
印尼的情况则是更上层楼，国家领导人视国家为自己的宗族、采邑和私产。印尼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个案，统治印尼达32年的前总统苏哈托和封建君主差不多，他在印尼建立起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家族统治，并通过巧取豪夺聚敛了钜额家族财富。他的子女、心腹、密友或垄断行业获取暴利，或在政界、军界掌管要害部门。他的副总统哈比比即使不是如民间传说是他的私生子，二人关系也同父子关系差不多。在苏哈托时期，印尼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都家族化、私人化了。
苏哈托与封建君主有所不同的地方，是他还需要“选举”来装点自己和应付国际社会舆论。印尼总统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协商会议选举产生。人民协商会议共有1000名成员，在苏哈托时期其中有600名成员是由政府指定，或者说由苏哈托指定，另外400名成员则全部来自执政党或亲政府的政党。这样，总统基本上是由候选人指定的人来选出，焉有不“当选”之理。并且，苏哈托还主张在“人协”中以“协商”和“鼓掌通过”来替代投票，连虚假的投票都免了。1993年，苏哈托就是由“人协”鼓掌通过再次“当选”总统的。这样，在现代民主政治框架的表相之下，还是传统的家长制主导了实际操作。
马科斯执政时期的菲律宾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典型个案。马科斯是总统，他的夫人伊梅尔达被宣布为继承总统职位序列的第一人，而伊梅尔达又想把当省长的儿子培养成为总统，总统夫妇两大家族的成员不是显宦，便是富豪，而军队中大部分高级将领都是总统的同乡伊洛戈省人。马科斯还常常利用手中的专断权力将种种经济特权授予他的密友和支持者，后者最突出的“优点”则是对马科斯非常忠诚，并且极尽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之能事。这些密友本身也有大量的扈从，据守着大大小小的地盘，当政治竞选开始时，负责为上一级的恩主提供选票和贿选资金，马科斯则是这个私人政治系统中最大的恩主。
这表明尽管引进了自由选举制度（菲律宾在政治框架上是最为“美国化”的东南亚国家），但菲律宾的政治文化仍具有浓厚前现代色彩的私人性和依附性，而现代社会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遭到了藐视。
与马科斯相比，同样是不体面地下台的埃斯特拉达（他也曾经是马科斯的密友和小兄弟）有点小巫见大巫。马科斯的裙带资本主义是铁腕式的，埃斯特拉达的裙带资本主义则是江湖式的（靠在一起吃喝玩乐和共同贪污来培养密友之间的“义气”和“信用”），所以当菲律宾的社会中上层（他们拥护具有美国背景的阿罗约夫人）起来反对埃斯特拉达的时候，埃既不敢动用军队逮捕弹劾他的国会议员，也没有机灵地仿效马科斯坐直升机逃跑（这倒符合埃的草莽性格）。埃斯特拉达垮台事件的发生，可以看作是菲律宾社会的一个进步。但在埃下台和入狱后，仍有数量众多的菲律宾穷人表示了对埃的支援并与政府对抗，这说明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对埃的盲目崇拜和政治经济方面的人身依附──不少人是由于拿了埃的密友们的津贴而参与支援埃的示威行动，他们从来不效忠于国家，而只效忠于私人。
没有独立的现代公民意识、公民个人和公民社会，就会有腐败和罪恶借前现代的关系网络和政治文化横行、泛滥。
根源之二：威权主义体制和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度
二战后东亚普遍流行以发展为导向的“威权主义体制”（Authoritarianism Regime），一些相近的说法包括“有领导的民主”、“有选择的独裁”、“开明专制”、“贤王政治”等等。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威权领袖”还创造出一套“亚洲价值观”学说，为这一体制提供理论上的辩护。 [5]
这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组织一个“好人政府”，对社会事务实行较多控制，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作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有自由投票体制但不鼓励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多元化，权力过于集中，政府有足够的权威和资源向民众规定义务，并在它认为必要时强制后者执行。在威权主义体制下，议会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象征符号起着政治修饰作用。与西方国家的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其成立过程的合法性有所不同，威权主义体制的合法性主要来自政治领袖的个人威望和政府的施政绩效，以及民族主义、集体主义、个人无条件服从集体和上级的价值观说教。威权主义体制下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压减公民的政治权利，而以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作为补偿。为了求得经济高速增长和把蛋糕做大，威权政府的第一个直觉就是强化宏观经济调控和积极干预市场。
二战后东亚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威权主义体制和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的政策，来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这是欠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中，自然而然选择。事实上，正是有了政府在统筹社会资源、产业政策、强制储蓄、高度社会动员、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获得较高的增长速度，在生产力水平方面有长足的进步。重视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是，由于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市场建设、社会成熟程度、国际环境的不同和变化，使得在发挥政府作用时，应具体考虑其权力范围、干预程度和干预时限，否则，如果不能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而对政府功能进行改革和调整，那麽权力过于集中的恶性作用就会反过来破坏发展成果。
过于强调“政府主导”，导致了诸多的市场扭曲问题。如政府指示银行给某特定企业贷款，这个受政府特殊庇护的企业则凭借政府的权势和银行的奉命支援，于是盲目扩张，铺张浪费，效率低下，成本上升，亏空巨大，肥了私人和当权者，却给企业和国家经济埋下了严重的隐患，随着可能因某个导火索而引发经济的大面积坍塌。韩国在军人当政时期形成的政府－银行－企业三位一体制度，使政府和银行都陷入企业的低效率发展和钜额亏损的泥潭当中，为了救活这些有“关系”的企业，只好继续给它们贷款，结果越陷越深。企业没有效率，就扩张规模，反正钱来得容易，结果出现了一大批“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这些巨型企业涉足十几个以至几十个互不相干的产业中，结果效率更为低下，国家经济严重泡沫化。
另一方面，随着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的范围不断扩大，市场中的政策因素和权力因素加重，引发了众多的行贿动机。从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这又鼓励官员们和行政部门扩大对市场的干预以获得更多、更持久的利益，此即所谓“造租运动”──把更多的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制造出来。于是，各种配额、优惠、补贴、减免税、政策性贷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种收费、证照等纷纷介入市场。
政府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和政府/官僚阶层的自我扩张倾向，使企业家放弃其应有的职责和道德准则，丧失了企业家精神，沈迷于编织权钱交易的关系网。由于政府管得过宽、过细，并且经常颁发“计划”和“特殊优惠政策”，企业家们发觉，只要和政府部门搞好关系，就能在贷款、税收、进出口、外汇、垄断性经营等方面获得对自己企业有利的“政策”。这种环境诱使企业家不在提高企业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方面下功夫，而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企业之外，花在拉拢官员方面。正直、守法的企业家享受不到公平合理的待遇，在法制不健全、政府权力过大的整体环境之下，他们也只好寻求政治上庇护人和“恩主”。
于是，体制性的腐败大面积发生，官员和企业家互为密友，互为依靠，贪赃枉法，官员违反职业操守庇护企业家密友，企业家则纷纷“认养”官员。
在菲律宾的政治经济中，接近实权派一直是财富的来源：食糖配额、美元配额、免税等等，不会公平地分配，而是由向官员行贿竞赛中出价最高者获得。在马科斯执政时期，由于实施军管法，政府权力高度膨胀，这也就造成了政府内部的高度腐败。马科斯的一位属下在谈到马科斯执政期间决策的高度集权时说：事无巨细，总统都要亲自对每一件时作出决定，这样他就没有时间进行监督，也没有鼓励官员们自己对工程项目承担责任。 [6] 在马科斯政权垮台之后，政府和官僚阶层仍保持着浓厚的寻租兴趣。埃斯特拉达和他的手下官员卷入了从合法赌博到股票交易等许多商业活动，埃的密友和密友的密友们均能从政府合同中得到好处，或使政府的有关政策条款对自己有利。
印尼在苏哈托执政时期，不仅政府积极介入市场，连军队也大办公司（这样的公司在市场上自然谁都让三分）。印尼军队自独立后长期拥有“双重职能”（保土安民、平衡政治），实际上他们还拥有“积极参与经济建设”的“第三职能”。这是相当不正常的现象。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马来西亚，新兴的马来统治集团为了达到其“重组社会”（即提高占全国人口多数的马来人的经济实力、经商能力和收入水平，改变华人经济一支独秀的局面）的目标，积极干预市场，这就使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难解难分，出现了执政党巫统大办公司，政府大搞巨型工程和政府加强对市场的“指导”等现象，其中主要的受益者是新兴马来政治精英和与他们有联系的华族商人、马来商人乃至西方商人。这就是为舆论所诟病的“朋党体制”。
马来西亚参与独立运动的第一批精英主要来自乡村知识份子和宗教界人士，大多具有奉献和自律的精神。而随着国家机器的建构和官僚体制的正规化，以及工业化的开展，马来精英的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他们多半是公务员、企业家和职业政客。加之威权统治保障了他们的合法地位和较少受监督的权力，公民难以置喙，更说不上制衡，金钱政治也就在所难免了。
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家翁诗杰批评说：马来人政治已从最初的“甘榜（乡村）政治”转型到新的阶段──“商业化政治”。 [7] 据报道，马哈蒂尔这位“威权领袖”对“下属们的贪污行为”感到震怒，下令对“金钱政治”开战。巫统已要求关闭在该党名下的1.6万家公司，它们都涉嫌利用巫统的权力进行不公平竞争。马哈蒂尔多次含泪呼吁巫统党员干部们“抛弃搞金钱政治的人”。但笔者认为，仅仅抛弃“人”是不够的，是制度滋生金钱政治，而不是人。
安瓦尔派系的一员大将、巫统青年团总团长查希在与马哈蒂尔对抗失败后，他的经济问题随之被揭露出来。据调查，查希在95家公司担任董事及在24家公司共持有数千万马元的股权。一个年轻人怎能担任近百家公司的董事？这只能是与他的政治地位有关。查希本来和他的许多上下级同僚一样，是不会有事的，然而他在政治上上错了船，于是人们才“猛然”发觉查希原来收取了大量的权力租金。 [8]
在相当程度上，默许乃至纵容官僚阶层和执政党成员寻租致富，是东亚威权主义体制自我巩固的一个重要手段，也就是说，威权主义体制产生了腐败和裙带风，而腐败和裙带风在某种程度上又被统治集团视为维护统治的“需要”。马来西亚政治精英阶层对经济资源的高比例控制虽打着“重组社会”的旗帜，但不排除利用经济分肥来维持统治阶层内部稳定的可能性。由于党和政府的基干力量均参与了经济利益分肥，他们对权力核心的效忠程度也不断增加和巩固，政坛的秩序也就愈加稳定。
但是这种“稳定的政治局面”对全社会来说是极不公平的。1996年联合国人力发展报告指出：马20%最富有人口的财富与20%最贫穷人口的财富之比率，是东盟国家甚至是亚洲最高的，达11. 7倍。 [9] 政府主导的“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大部分好处落到为数不多的马来人公司手里，尽管一些马来商人跻身于东南亚富豪之列，但大量的马来人仍旧生活在贫困之中。
根源之三：自由的选举制度与薄弱的法制基础
亚洲威权主义体制毕竟与极权统治有所不同，它并不排斥公开的多党竞争、议席竞争，甚至执政党内也有竞争，譬如马来西亚巫统党内除党主席职位长期不受挑战之外，其他职位都可以是差额竞选。
从经验上看，亚洲国家一轮轮金钱政治高潮与定期的自由投票选举有密切的关联。法治基础薄弱和失序的自由选举体制构成了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制度根源。李光耀在他新出版的回忆录中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一个国家从极权走向民主，应该会越来越清廉；但事实上刚好相反，越民主，贪污越严重。为什么？李光耀解释说，民主政治是选举的政治，而选举都是要花钱的。
美国的种种选举也是要花钱的，而且其金额堪称世界第一，但由于对政治家的经济状况有着严格的监督，对竞选资金的获得和运作有严格的法规管制，阳光照耀着竞选和自由投票，从而并没有因选举而酿出惊人的或大面积的腐败。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引入了政治上的自由竞争模式，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等等，但由于国民整体的法治意识和国家整体的法治基础薄弱，引发了“恶的自由选举”（套用钱颖一先生的术语）。
从“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到“坏的市场经济”，从“自由投票是公平的”到“恶的自由选举”，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在欠发达国家发生了错位和扭曲。这种制度本身是善的或向善的，关键是它在从理念和制度框架向官僚系统延伸，向人延伸，与本土的社会关系网路接触时，遭到了前现代体制和前现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制约乃至绑架，从而造成制度脆弱，法治乏力，自由选举虚假。在上述错位和扭曲中，为了一种“通过自由投票而当选”的虚假的合法性，促成了政治家（他们需要“民意支援”来装饰自己，而相当部分的“民意”需要“购买”，包括来自代议士的“支援”也需要购买）和企业家（政治献金的提供者和“优惠政策”的享受者）之间的权钱交易的竞选联盟。
选民对政坛的普遍腐败、昏庸失望之余，产生了“既然谁当选都一样，那麽谁付给我现金或恩惠最多，我就投谁的票”的“政治倾向”。从而，制度化、法制化的自由选举变成了人情化、金钱化的选举，变成了不伦不类的政治怪胎。从而，尽管这样的“民主政治”表面上好看，有演讲、拜票、集会、走访贫民窟、握手、电视辩论、彩旗和标语飞扬、差额选举等等，但实际上投票已经被人情、恩从关系、密友关系、金钱和由金钱造势所带来的“个人魅力”所左右。
埃斯特拉达从腐败到垮台一案非常典型地表明了民主化过程在发展中国家的脆弱性和不成熟性。在菲律宾，虽然有一套表面上看起来民众参与度很高的政治体制，但它的政治文化发展水平、它的国民民主素质还远远滞后。选民以高票数把腐败至极的埃斯特拉选为总统，除了选民们被埃的“罗宾汉”银幕形象所迷惑的因素，埃在全国各地的密友、哥们、职业支持者大洒金银，用金钱造势，同样是“功不可没”。这足以说明 “民主政治”在菲律宾的基础是多么的脆弱，选民手中的“自由投票权力”是多么的可怜。
政治家为了当选，在激烈的“民意竞争”和金钱竞选当中，只有走贪污和预先出卖经济优惠的路子筹集钜额资金。菲律宾学者的一项研究指出：“在菲律宾，要想赢得大选的胜利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就是产生贪污的原因”，贪污已成为“政治体系中的普遍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了一种可以接受的政治现实”。 [10]
世界银行曾经建议菲律宾减少公职选举的费用，破除政治献金陋习，使预算程式走向透明，使司法体制走向独立。世界银行还指出竞选时的贿赂涉及受授双方，故应加强民间监督和政府监督，煞住金钱政治歪风。 [11] 菲律宾之所以出现上述“政治颓败”，主要原因是该国从前现代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并没有彻底改变其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土地寡头和商业寡头的权力基础并没有受到太多破坏，而国民的自主参政意识和独立人格并没有真正培养和动员起来。所以，世行的建议虽然很有针对性，但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还需较长的时间和广泛的社会革新。
自从20世纪30年代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商界人士用金钱收买选票支援官僚政客竞选，而官僚政客当选后以社会公共资源回报资助者的风气愈演愈烈。竞选所耗费的资金也在不断升级加码，1996年，泰国大约有2000名候选人花了约12亿美元搞竞选。 [12] 在泰国，某位政客竞选内阁总理职位，一般需要用商界密友们提供的政治献金向三类人行贿：一、对立政治阵营中的人；二、一般选民；三、国会议员。政客为了赢得选战需要钜额资金，这就导致他们利用权力索贿或贪污，或者与商界密友签订信用合同（当然不用写在纸面上）：商界密友先垫付竞选资金，政客则保证当选后把有利可图的工程等各种经济特权回馈商界密友。
为了自身利益和报答商界密友，政府官员还可以无视经济规律，无视管理漏洞，制造经济泡沫。对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裙带资本主义”体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不是全部责任）。
与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形势（国家政治的宗派势力、地方势力犬牙交错，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相比，新加坡选举制度的金钱成本最低，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新加坡政府的严刑峻法，以及早就把钱“花”出去，藏富于民，培养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的缘故。
由于社会革新程度较弱和前现代政治文化流行，由于威权主义体制所引发的强权统治和家族统治，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幅度过大，也由于自由选举制度在缺乏法治基础的社会环境中发生了扭曲，造就了具有亚洲特色的裙带资本主义现象和“坏的市场经济”现象。
威权主义体制内某些积极因素在某个时期曾经创造出的的经济增长奇迹，又被同样来自它自身内部的消极因素所吞噬和破坏，继而发生政治地震，乃至全社会地震，这就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大同小异的“成长故事”。
──原载《问题与主义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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