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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清晨，我走到阳台上，面对朝霞映照的波罗的海，舒服地伸展手臂。那一刻，我行使自己对于身体的“主权”，感觉到自由的美好。
然后我去上班。在瑞典北部的一家公司，我临时接待几位从中国前来购买机械的技术员。那天，我们谈到中国大陆正在开展的“打击法轮功”运动。一位北方汉子气愤地告诉我，他在农村的一位嫂子，因为不理睬政府禁止修炼法轮功的警告，仍然坚持练功，结果被吊在树上毒打示众。这位嫂子仍然不肯屈服，最后被强行装进铁笼子，押送进监狱。据说，这样的案例，目前在中国城乡越来越多。
那个美丽的清晨带给我的欣悦，就这样消失了。因为伸伸手弯弯腰练功，行使自己对身体的支配权，一位女性就被当做动物关进铁笼子，这样叫人惊骇的事情，对在人权至上的北欧生活多年的我，所引起的心理震撼非同小可。在潜意识里，我以为酷刑折磨是中国历史快要翻过去的一页。尽管我本人在小小年纪时，就目睹过文化革命造反派吊打“黑五类”的惨状；在1989年作为政治犯入狱后，我曾亲眼见过中国看守所的可怕刑具，亲耳听见过被狱警殴打鞭笞的人犯呼天喊地，但目前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的遭遇，还是出乎于我的想象之外。
当年，从纳粹集中营的酷刑中幸存的人们，在二战胜利出狱后，不少人选择了自杀，他们觉得生不如死。因为身体的不受侵犯，是一个人能够维持自我尊严的最后领地。当一个人受到惨无人道的、羞辱性的殴打残虐，尽管生命幸存下来，个人的尊严却被撕得粉碎，他们无法摆脱梦魇般的记忆。
在我们中国，从肃反到文革，多少遭受身心残害的人也选择了自杀，因为身体这一块最后的领地被侵犯了，人格尊严不复存在，他们因此失去了继续做人的信心。今天，酷刑拷打在中国如此猖狂地卷土重来，竟然是在人们迎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一些人有权对另一些人施以酷刑，这本身就是社会腐烂的脓疮，是社会法制不健全、人性不文明的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被酷刑折磨，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和统治者不保障他们的身体的尊严。为此，从制度上着眼，我们首先要质问签订了《人权公约》的中国政府：怎样承担保护公民的责任？怎样切实执行“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的法律？
表面上，中国法律严禁肉刑，但在实际上，统治者有法不依。因此，善良的人们要锲而不舍地过问，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立法、切实执法，追究滥施刑罚的凶手的罪行，如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员罪，从而改善人权状况。
那些滥施酷刑的专制机构工作人员，他们本来和我们一样，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是什么驱使他们毫不内疚地执行这些丧尽天良的任务？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首先，他们是由专制机器筛选出来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恶劣和愚昧的人；然后，在权力的诱惑腐蚀下，他们形成了具有攻击性的变态心理。
在《死亡营的日记》里，陀思妥也夫斯基分析酷刑说：“暴行是一种习惯，它的本性是发展的，最后它就发展成为一种病态。我认为，哪怕一个最好的人，由于习惯的缘故也可以变得粗野，失去理性到野兽的程度。”执行酷刑的人，他们在统治者的指使和纵容下，在习惯性侵犯他人身体时，感觉到权力的威力与发泄兽欲的甜蜜，人性因此离他们远去。可悲的是，他们在虐待他人的同时，也侵犯了自身的人格尊严。
如果这些人的天性完全是魔鬼，那么，最好的人权教育也毫无意义。然而，绝大多数为统治者效劳的人，既不是天使也不完全是魔鬼，这样，反对酷刑的人，为人权奋斗的人，才有可能通过监督、抗议、批评乃至惩罚等手段，限制他们暴力的欲望，引导他们的人性复苏。
对于中国卷土重来的酷刑，无数冷漠的、从不为人类尊严站出来说话的人，也应该承担连带责任。正是因为他们的沉默、他们的不过问、不抵制，统治者和虐待狂才能够为所欲为。冷漠的人们，是铺在专制者脚下的红地毯。
只有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受害者还是其他尚未受害的人，都坚决拒绝沉默，都坚决拒绝容忍暴力，酷刑才有可能不再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发生，
2001年6月
茉 莉，本名莫莉花，湖南邵东县人。少年时代曾下乡务农多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进修班。1989年在湖南邵阳师专中文系任教，因为在学生举办的“追悼六四死难者”的追悼会上发表谴责李鹏政府的演说，被中国政府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判取有期徒刑三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出狱后流亡香港，任杂志社编辑。现居瑞典，为自由撰稿人、国际人权组织义工。出版个人专集《人权之旅》，主编汉藏协会专集《达兰萨拉纪行》。二00一年七月获得“美国万人杰文化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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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是人们互相关爱的地方 ——大纪元征文奖获奖感言
茉莉
大纪元“2001年国际反酷刑日”征文，触发了我对于酷刑的一点感受，我把它写下来与大纪元的读者朋友们探讨。我觉得，对于这种有关人权保护的讨论，我们都有义务参加。感谢评委们的厚爱，给予我二等奖的鼓励。
六月底交上这篇征文——《身体是自我尊严的最后领地》之后，我就去了美国。在华盛顿，我参加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举办的有关全球化问题的会议，我在会上发言的题目是《人的尊严需要新的保障—–全球化与国际人权运动》。我认为，尽管全球化趋势带来不少诸如经济不公平的问题，但是，从人权角度看，全球化可以被视为被欺凌者的福音、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拯救者。
信息的全球化把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今天，很少有政府能够“关起门来打自己的孩子”–—迫害政治犯良心犯、施行酷刑和死刑，而不遭到国际社会的抗议了。从这一点看，今天在专制政权下承受酷刑的人们，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例如利用大纪元网络，向世界申诉自己的苦难，从而呼吁制止权势者的暴行。
然后我去了纽约。在“万人杰新闻文化奖”颁奖期间，我有幸结识了和我一起获奖的芝加哥大学教师王友琴。我们俩一谈就非常知心，原来我们都出身于中国五十年代的教师家庭，我们的父母都在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半死。 我对建立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王友琴说，我从来没有写出自己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当年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被殴打，母亲自杀未逐，但我觉得自己一家总算活过来了，比较许多家庭遭受的更大苦难，我们家算不得什么。文革后，中国政府也一再号召人们“向前看”，不要计较“母亲打孩子”的罪过，我们也就真的把文革的苦难忘记了。
王友琴给我上了一课。她说，那场浩劫过后，只有被残害的名流权贵才被报导与提及，普通百姓受害者的事例却没有获得公平的报导与对待。她建议像我这样的人都把自己家在文革的苦难写下来，否则，被人遗忘的历史将会重演。 我因此想到，在今天的中国，酷刑拷打又卷土重来，正是因为我们对过去暴政肆虐的罪行清算得不够，正是因为我们对他人遭受的苦难关注得不够。一个人们互不关心的世界如同地狱，而天堂，却是一个人们互相关爱的地方。正如中国的一个佛教故事所说的： “在地狱里，饥寒交迫的饿鬼们围坐在餐桌旁，桌上是最美味的佳肴，但大家都不能享用，因为每当他们拿起筷子时，筷子就变得比他们的手臂还长，所以他们就使不上筷子。生活在天堂里的人们也坐在同样的桌子上，并使用同样的筷子，然而，他们能够很顺利地用餐，因为他们用这种长长的筷子彼此给对方夹送食物。”
今天，我们呼吁制止酷刑，保护身体这块自我尊严的最后领地。但身体不是人的尊严的全部领域。为了捍卫人的全部尊严，我们还要进一步争取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一切基本人权。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他人的尊严而抗争，这个世界才不会恐怖如同地狱。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