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酷刑”大赛特别奖】中国大陆酷刑的见闻与经历 — 美国韧锋(附小传)

更新 2001-08-02 11:26 AM 人气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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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8月2日讯】

（一）最恐怖的酷刑与时代

一九五七年笔者在清华大学被打成全校学生中最大的“极右份子”﹐三月十四日深夜遭绑架﹐强送劳动教养。后来迫害升级﹐总共在二十多个不同的劳教﹑劳改所关押及强迫“就业”（俗称当“二劳改”）﹐在专政机关的绞肉机里熬煎长达二十年﹐今将各种酷刑见闻及经历简述如下﹕

凡是被捕的嫌疑犯（称“未为犯”）﹐与外界被绝对隔绝﹐由公安审讯员“预审”﹐实为秘密审讯。结案后才交监察机关起诉﹐法院判决﹐此制度至今未改﹐这是人们“失踪”的奥秘。

（二）最常用的酷刑

如果嫌犯“不老实交代问题﹐”审讯员可用各种手段进行逼供﹐最通常的手段是给戴上手铐﹑脚镣﹑关入禁闭室（单人小黑牢）或布置众犯人批斗﹐高呼“不坦白死路一条﹗”﹐震天动地﹐心脏病患者可当场吓死﹐必须指出﹐手铐的可怕﹐在于其戴法。遇上心狠手辣的狱卒﹐把手铐扣紧﹐铁齿吃入皮肉﹐流血与肿胀事小﹐触动腕神经﹐痛得直钻心﹐才叫人谈铐色变哩﹗

六十年代﹐在北京第一看守所﹐我因拒绝死背“老三篇”给戴上背铐数月。直到调走﹐才解铐﹐在北京第一监狱﹐我只因写些外语单词﹐又成为“反改造分子”给戴上背铐﹐还吊起来﹐铁齿吃进腕神经﹐痛得我直叫唤。

第三种铐法﹐称“苏秦背剑”﹐从腰后和背后把双手铐上﹐形同背剑﹐极可怕﹐刘济昆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书﹐有如下描述﹕“使我的双手臂膀肿胀瘀黑﹐只有咬紧牙关忍痛。两天没喝水﹐却不停地流汗﹐小便就欠奉了﹐到了半夜﹐与其说我睡觉﹐不如说是昏迷。”

一九九九年在美国一劳改研讨会上﹐刘丹红作证﹐她于九十年代在武汉监狱目击一斯文的女死囚﹐用镣铐被固定在木板上﹐如同耶苏钉在十字架上﹐称“板子镣”﹐据说是最新的刑法。

还有叫“和手衣”和“猪嘴”的刑具﹐前者衣裤相连﹐袖口裤口都缝死﹐据说可吹气﹐后者形同防毒面具﹐戴上后﹐都可令人室息﹐不常用。

我只因“顶撞队长”一句﹐被禁闭一周﹐逃亡北韩引渡回来﹐禁闭四个月﹐有人禁闭一年﹐出来时我见他脸色苍白﹐精神恍忽﹐如同精神病患者﹐禁闭的痛苦﹐唯有亲身经历才可体验。

禁闭期间﹐每天只给三两七钱五的因粮（在北京相当于两个玉米窝窝头加上一块咸菜）只供囚犯呼吸的热量﹐不致于饿死。

此外﹐还有一种棺材式的禁闭室﹐囚犯只能躺下﹐不能坐立﹐最恐怖﹐外界似乎无人知晓。

（三）最简单而可怕的刑具与毒打

我未听闻公安使用老虎凳一类的刑具﹐然而﹐一根一米多长的麻绳﹐比什么都恐怖。在北京一监﹐同犯宋某只因小事﹐四肢从后面勒紧﹐仅前身着地﹐称“旱鸭泅水”。

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运动时﹐在河北饶阳县看守所兼监狱﹐有些精神病的刘学文﹐只因骂江青一句话﹐被站岗的军人听到﹐判死刑。刑前把他五花大绑﹐整夜吊在院子中央的晒衣柱上﹐有意强迫四周牢房的囚犯观看﹐而那时是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酷寒季节啊﹗

调往衡水监狱﹐因在“犯罪原因”一栏里我填“逃跑北朝鲜”﹐不写“叛国”﹐结果﹐牢头一声令下“帮助帮助他认罪”﹐十几个囚犯立即蜂拥而上﹐把我毒打。

韩某被打成瘸子（跛子）﹐一个医生被打断一条肋骨﹐都仅仅因为“不认罪”﹐有些劳改队打死人﹐牢头加刑﹐而“队长”的好官自为之。须知﹐这些暴行都是“队长”背后布置的﹐他们极少亲自动手打囚犯。

（四）最恐怖的酷刑与另类酷刑－－挨饿

在团泊洼劳改农场﹐有人只因拔些花生偷吃﹐嘴也被戴上嚼子（马具）﹐现流亡美国的刘文波告诉我﹐他在河北隆尧县唐家庄劳改家农场参加过死刑公审大会﹐唯恐死囚高呼“反动口号”﹐公安把木桩打入死囚的嘴巴（死因为国军汤恩伯将军的侄儿。）不比在枪毙前把张志新的喉管割断“仁慈”。

如今﹐公安﹐武警都拥有电棍﹐虐待囚犯最省事﹐最见效﹐无人不胆颤﹐西方财团只顾商业利益出售刑具给中共﹐应受谴责禁止。

长年挨饿和沉完没了的繁重劳动﹐这是另类酷刑。

在“预审”期间﹐把囚粮压得很低﹐利用饥饿逼供﹐无人不屈服。

一九六０年我在河北清河劳改农场属下的“五八五”劳教分场劳动﹐最困难时只给我们吃用稗子草草籽做的饽饽﹐因份量太少许多人都相继饿累死亡了。我因不甘于白死﹐于六０年六月六日凌晨冒生命危险从于家岭分场钻出电网逃亡﹐在北京被捕后判无期徒刑。多年后遇谭学文﹐他说“五八五”分场除他个别幸存﹐其余都饿死了。已故包若望在《毛泽东的囚徒》一书中说“五八五”分场是“死亡营”﹐千真万确。

在饶阳县看守所﹐我们每年只有在黄历新年吃到一顿肉﹐因缺蛋白质﹐人人身上都浮肿﹐邹某因不堪挨饿﹐抢吃爬进牢房的昆虫﹐中毒肚胀死亡。

在饶阳﹐黄历新年那天有些高干子弟要求张所长允许囚犯买些糖果借此腹。张所长立即召开大会﹐怒斥道“给你们都吃饱了﹐你们还会怕吗﹖”一语道破当局逼囚犯挨饿的天机。

（五）没完没了的强迫劳动
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因囚犯多﹐只有部分人参加劳动﹐加工塑料鞋。虽然属轻劳动﹐但当局强迫搞劳动竞赛﹐紧张得一分钟也不得停手。

在“五八五”分场﹐我们从事最繁重的劳动﹐出工与收工﹐两头顶月亮﹔两人一副扁担﹐抬极沉重的混土上坡筑引水渠﹐一人突然倒下﹐鼻孔流黄液﹐奄奄一息﹐“队长”竟斥为“装病”﹐勒令两人左右把他架起来﹐继续抬重土﹐第二天他永远醒不来了。

我呼吁联合国及文明国家对中共施加压力﹐废除大陆各种酷刑的根源－－劳改和劳改共产奴隶制度。

中国大陆必须建立文革及劳教﹑劳改酷刑博物馆﹐教育后代﹐永别酷刑。

韧锋小传
2001-7-23

我生于一九二八年的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第四大城市棉兰﹐与兄姐六人都是第三代华侨 ﹐故在家都说印尼话﹐兄姐都上英文或荷兰文学校﹐我排行最小﹐遇上战争年代﹐情况最特殊﹐上过英荷中文三种学校。

在日据时代﹐因深受反日左派老师的影响﹐公开反对奴化教育﹐遭亲日老师一个大耳光﹐从此罢学﹐组织秘密读书会﹐专读爱国与革命的作品（如《最后一课》和《列宁的革命故事》等）

战后读毛泽东著作﹐反对殖民主义﹐支持共产党与印尼独立运动。我曾在新加坡上学和任教﹐加入马来亚（不是马来西亚）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反对英殖民主义﹑“美帝”和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初赴香港报考中共办的达德学校﹐不久因遭当局封闭﹐我和一批南洋左派同学于同年被中共保送到北京（乘英国船）。中共中央为我们特设华侨青年训练班﹐以培养对外革命干部为宗旨。我个人后来转入华北军政大学﹐决心将来学成回南洋加入印尼共闹革命。

后来因病退学﹐重返没上完的高中。这期间我因发现中共的暴政﹐于一九五二年决定出国。因不可能﹐于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本科（六年制）。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时无故遭迫害﹐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时因抨击肃反暴政﹐被打成全校学生中最大的“右派分子”﹐于五九年遭绑架﹐强送劳动教养﹐因不甘于饿死﹐于六０年钻出电网逃亡﹐被捕后判无期徒刑。因判决书太荒谬﹐经上诉改判五年徒刑﹐但刑满后强烈“留场就业”﹐当“二劳改”。

六六年文革初期﹐当局决定把“二劳改”都发配到新疆开荒﹐我因有病﹐与其死在沙漠﹐不如再逃亡。从北韩引渡回来后又判十年徒刑。七０年“一打三反”期间﹐当局决定把我和其他一批人枪毙（原因仅仅我始终“不认罪”而已）只因查明我是归侨﹐才免于死。我得出结论﹕中共是世上最狡滑﹑最卑鄙﹑最残暴的政党﹑中共不垮﹐中国不会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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