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0年12月28日讯】众所周知，如今的台湾使用的是延续了几千年的正体字，而中国大陆则使用的是简化后的简体字。目前，不少语言学家已然认识到了当年汉字改革运动的错误，视汉字简化为一种失败的经验。而且，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汉字简化提高了文化教育的普及率。
汉字简化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使汉字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意涵，也使多数中国人很难读懂古代的书籍，进而割裂了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比如，正体字“爱”是有“心”的，而简体字的“爱”却去掉了“心”，无“心”怎么“爱”呢？
中国大陆的汉字简化成功当然是拜中共所赐。事实上，毛和中共改造文字的思想由来已久，他们将汉字描述为横亘在群众和新文化之间的“长城”，声称汉字“助长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1936年延安时期，毛就曾告诉美国记者斯诺，中文字母化是不可避免的。1941年，在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华北地区，字母化的字体被赋予了合法的地位，合约和政府文档可以使用拉丁字母。
1949年中共执掌政权后，毛和中共在实施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亦对文字加以改造。在毛的指令下，中国的语言学家们造出了两千多份不同的中文字母系统提案。由于其缺乏实用性，毛和中共最终只认可了拉丁字母系统，也就是现在辅助识字的拼音，但因一些原因，拼音并没有获得法律地位。与此同时，毛决定采用简体汉字，减少汉字原来的笔划。
当时，一些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虽然内心并不认同中共的这一举措，但由于身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并且对中共仍心存幻想，所以并未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就深知汉字的深远意义：汉字如果消亡，那么整个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将被割裂，后代将很快不能阅读古籍，遗忘自己的历史。
但是在1957年毛发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中，以为中共这次真的要纳谏的陈梦家大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汉字……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
陈梦家坦言的结果就是被打成了史学界五个大右派之一，并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其后在文革初期再遭批判和百般羞辱，他因不堪忍受人格上的侮辱而选择了自杀。不过，也有人说，他是被打死的，自杀是伪称。
大概陈梦家至死都没有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中共简化汉字的目的正是为了割裂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如果人们通过阅读都去相信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多少人会接受中共宣扬的反天、反地的暴力斗争哲学思想呢？
在中共对文字进行简化之际，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在1952年也开始了是否简化汉字之争。不过，这并非是国民党首次就此问题进行辩论。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有语言文字学家建议简化汉字。蒋介石于是找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询问汉字简化的可行性。王世杰表示，对简化汉字反对的人很多，但他个人认为，“有的汉字笔画确实太多，书写起来很不方便，应该作些简化，但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进行”。蒋介石对此表示赞同，当即指示，逐步推行简体字。
王世杰于是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并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黎锦熙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向教育部提出了简化1000余字的方案。王世杰认为简化得太多，又指示黎锦熙重新挑选三、四百个迫切需要简化的汉字报教育部审批。1935年8月，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各印书馆。
不料，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他跑到蒋介石的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还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此后，他还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果然，在随后的3个月中，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
鉴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蒋介石只得下令暂不推行简化汉字。1936年2月，戴又敦促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1952年秋，在国民党的一次宣传汇报会上，蒋介石再次提出文字改革。为博得大众支持，为取得大众的支持，蒋介石指示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先在报刊上写些文章制造舆论；同时，台湾的教育部根据蒋的指示，立即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简化汉字的方案。
就在此时，国民党中央委员、著名学者胡秋原突然站出来极力反对。他认为，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是中国文化之根，已使用了几千年，书写时并没有什么不便，完全没有必要简化，简化汉字就是破坏中国文化。胡秋原的主张立即得到了台湾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部分人的支持。他们同时撰文向大众阐述为何不能简化汉字。看到阻力如此之大，蒋介石从此不再提简化汉字之事了。
如今台湾人能保留着更多的传统，受过教育的台湾人能与千年前的古人对话，大概不仅要感谢那些反对汉字的简化的学者们，也要感谢蒋介石的大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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