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渔业政策以相当特定的方式阐明渔业管理的专属困难。原本应该被视为集体海洋的部分，或是在限定范围内的公共海洋（Mare communis ）其实仍完全受制于国家政治， 这些政治势力经常处于竞争状态，甚至是互相冲突。
换句话说，即使是在像欧盟这样的超国家领域内，渔业永续政策的建立仍然会与资源占有的棘手问题互相抵触。每个国家总是先捍卫自身利益。
因此法国与西班牙的行政单位及政治势力比其他国家还要积极致力于渔民行会，如同克里斯帝昂•勒凯恩（Christian Lequesne）所指出的―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西班牙人顽强捍卫自身既得的渔业成果，他们的渔业利害关系是很大的。
其他国家则站在鱼类的阵营，例如某些北欧国家。不过事情很复杂。欧盟有点像是万花筒：如果我们拉开距离来看，并将它视为一个完整个体的话，会看到它沿着非洲及印度洋海岸输出它的渔捞能力，有时会损及当地人口及资源，就像任何一个国家会做的那样。
同样的，当区域性渔业组织（ORP）进行内部协商时，欧盟会捍卫其组成国有时分歧的利益。
在这些情况下，认为欧盟将渔业永续政策的建立视为首要之务是错误的，就像我们自然而然会试着在法国做的那样，有鉴于公权力对于海洋资源保育毫无作为。问题毫未解决。
在渔业产品上，欧盟扮演全球性的重要角色，拥有二十六万名全职或兼职渔民，船只超过九万七千艘，在渔业及服务部门提供一百万份陆地工作机会。自一九七○年起，共同渔业政策（PCP）便被写入欧盟的议程当中。
在一九七○至一九八二年间，人们逐渐意识到整体欧洲侨民需要一个共同渔业政策。会员国水域的渔捞权被明显界定，与此同时，渔业产品交易也开始现代化。
一直要从一九八三年起，随着蓝色欧洲的成立，渔业资源保存及管理的集体目标才被纳入考量，尤其是对于过渔的限制，一九九二年起开始限制可捕鱼类的最大数量，也就是著名的总容许渔获量（TAC）。
多年辅导计划（POP）相继推行，旨在透过减少欧洲船队势力，让集体共同市场的渔捞工业可长期存续；然而这些计划对于渔捞能力过剩只有边缘性的影响，于事无补。
二○○二年十二月共同渔业政策进行一项改革，意图更佳协调资源的永续管理与社会经济的迫切需要。这项改革被归纳为几项有力的管理行动：国际船队可进入两百海里以外的地区，国内船队可进入十二海里内的地区，两者间的区域则保留给欧洲船队进入。
三项重要的决定同样被采行：停止补助建造新船只（不过不包括马达，购买马达仍可获得补助），区域整合计划取代了辅导计划，会员国加强控制。准入权的规定以及资源管理变得愈来愈严苛。
人们提出恢复北大西洋关键鱼群的计划，例如受到滥捕的鳕鱼、比目鱼、无须鳕或海螯虾，这些鱼群毫无明显反转的趋势。
整治工程显得相当复杂，因为牵涉到多种渔具类别、这些捕捞作业经常会遇到的多重特殊性特质、相关国家的数目、以及几乎无法取得的渔民间的平衡。人们试着淘汰船只，桁拖渔船便透过公共补助遭到销毁。不过并没有任何规定阻止船主使用收到的奖金购买新船只。
对欧盟专员来说，渔业是具有高度政治风险的部门。一般说来，人们只会在当中惹得一身腥，很少受人欢迎。渔业部由一名委员负责，他有其他职权，其专业背景通常与自然资源管理无关。
爱玛•博尼诺（Emma Bonino）在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九年间便兼任渔业、人道协助与消费者保护等工作； 法兰兹•费雪勒（Franz Fischler）则负责农业及渔业。
就像克里斯帝昂•勒凯恩所指出的103，少有人在进入他们的欧盟职掌时，便已拥有渔业相关经验，而他们所必须处理的问题，不管是对于他们的形象或是国内的职业生涯来说，都很难变为资本。
在西班牙或是在法国，有哪一位政治人物胆敢损害渔民形象呢，这些渔民受到欧洲官僚体系的虐待，为了求得温饱，必须对抗险恶的海洋。这个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阻碍法国进行任何改变。
国家与渔民之间的亲近性是一种限制，必须相当有技巧地加以处理。我们的政治人物在这方面经常表现优异，不过法国人却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欧盟渔业专员基于政治因素而避免公开冲突，他们使用科学理性作为限制性及保育措施的理由。渔业部的公务人员被授与保育的任务，他们经常会让科学委员会的意见生效，却也同时知道，国内部会首长与公务员会修改建议案，让它们显得短期内对国内渔民较为有利。
因此我们承认相对稳定性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认可每个国家针对每个物种及每个鱼群有一个固定的总容许渔获量比率，这是根据国内船队渔获量历史先时性原则所建立起来的。鱼群会因为种种原因波动，不过每个人都会捍卫他在前几年辛苦协商得来的成果。
共同渔业政策变成各个政府与社会运动者进行政治妥协的地方，而不是界定自然资源永续管理长期目标的空间。“共同渔业政策显示欧盟并不允许专家鉴定超前政治及政客。维持港口的社会和平胜过鱼群的未来104”，如同克里斯帝昂•勒凯恩在《蓝色欧洲》所指出的。
因此渔业控制仍然是国家的权限，理论上欧盟执委会可以有效控制规定是否实施，实际上这仍是各个国家的事务，这些国家容忍诈欺的行为，就像法国，其通融的态度令人瞠目结舌。
克里斯帝昂•勒凯恩界定法国政府与渔民的关系具有行会主义与集权的本质，这一点可以用行政罚锾的微薄衡量出来，相较于预期的利润，这些金额显得微不足道。
加斯科尼湾资源最近的管理也显示，有时完全被忽略的权宜措施遭到挫败，这些措施的终极结果就是惹大家讨厌，对已经遭到过度开发的海洋资源又进一步破坏，同时对纳税人抽税。@(待续)
摘编自 《没有鱼的海洋：揭发超级掠食者的大屠杀真相》 山岳出版社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