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8月14改编美国作家Mitch Albom著作的舞台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Tuesdays with Morrie）正在台湾巡回演出，这是2月以来的第四次加演。剧中，金士杰扮演罹患渐冻症的大学教授莫利，面对死亡，用生命里独具的睿智与幽默，倾注仅剩的生命时光与能量，与学生米契尔（由卜学亮扮演）交织出笑与泪的隽永对话，温馨而发人深省。全剧两个人的演出，感动了全台数万人。
金士杰诠释剧中角色，深刻而真实，让人不禁敬佩他硬底子的戏剧功力与人生体悟的涵养。一位渐冻症病友观赏该剧后如此说着：“为了一口水，手无力颤抖，够不到杯子，打翻水杯……（金士杰）演得太经典了，真的就是这动作，一个健康之身能演得如此逼真，真是不容易啊！”中译、执导该剧的国际知名舞台导演杨世彭说：“这出戏的第一人选就是金士杰，我是看准了以后，才去邀请他的。”
速度之好慢
提及金士杰，人们总会这么形容他：“戏剧大腕”、“戏精”、“台湾剧场界的核心创作分子”、“戏剧全方位创作者”；台湾舞台导演赖声川则说他是“台湾舞台戏剧的火车头”；或者更深刻的认识他，会发现一个从现实生活到舞台戏剧上都不折不扣的艺术家；他也像是世俗间顽皮的孩童，多样多变展现生命力。面对舞台剧如潮的佳评，金士杰浅浅地笑了笑说，要演好一个角色，方式有二，一是让角色走向自己，一是走向角色，“通常我比较喜欢一半一半，也就是说在演员本质上，展现出一部分个人的特质，让那个特质交融在角色的设计感上。”
金士杰说话间偶有停顿，是他所谓“松”的生活哲学吧，没有一种想说服他人、征服他人的企图，是一种低声诉说，诚恳而生动。“我没有得过渐冻症，我没有走近生命最后的几个礼拜，这种经验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我们生命当中有个类似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世界快要垮了，你的生命已经倒数计时了……我在演这个角色时，就把‘它’拿出来运用。”
从1974年起历经“基督教团契剧团”、“兰陵剧坊”、“表演工作坊”及“果陀剧场”，金士杰一共参与、创作了约五十多个舞台剧，相较电影、电视，金士杰更钟情于舞台剧，他认为舞台剧演出更讲究精致，拥有更广阔的创作与个性空间。像是曾在历史上修炼过的苦行僧，也像久远年代前追求真理、真道的诗人。生活中的金士杰便是个性十足，粗茶淡饭，衣着朴实，圈子里以节俭闻名的他，像极了一介恬澹书生。
这天，诺大的摄影棚里，摄影师将灯光投射在金士杰身上，灯光的热度让金士杰鼻子上微微冒着汗水，顺着往下望，洗过多次的polo衫左边胸前口袋上的“五十周年庆”引人好奇。“喔！这是我的母校以栗国小五十周年的纪念衫。”金士杰回答得自然，我也不禁意会而笑，心想终于见识传说中金士杰那份独特、自在的人生哲学。
金士杰从小不喜欢穿新衣，他说，“穿哥哥用过的衣服，有人的味道在里头，找不出原因，就好像……我心里面会有穷人万岁的那种声音，我觉得有钱人无聊，没有吃苦，不叫日子；没有不方便，不叫日子。”长大后，他的衣服大都向朋友募集而来，“袖子太长，折一折；裤子太短，放一放，没有不合穿的。”家具、家电也是如此。
一直以来，他热中创作，没事喜欢在家里写剧本，不用电脑，不用手机，连BBCall也不曾用过，他也不开车，“导演陈国富有一天对我说：‘我昨天在街上看到你骑脚踏车，我觉得你那个速度太骄傲了。’”金士杰笑得灿烂，颇得意的双手握拳作骑车状。现今都会里骑脚踏车是休闲、健身、环保的象征，而金士杰则以此保持他惯有的“速度”：“我并不那么喜欢现今世界的速度，可是我又活在现今，本质上流着那种慢速度的血，农业社会走下来的一个人，我喜欢人生活要贫穷一点，贫穷代表着某些物质的缺乏，物质缺乏代表着‘速度之好慢’……”
金士杰独爱的“速度之好慢”养成与源头，得从金士杰小时候讲起。
胡思乱想的童年蓄积
1951年，金士杰出生在台湾屏东乡下，从有记忆以来，他总是躺在家里的榻榻米上动也不动地——发呆，可以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天、一天又一天，但脑子里却不停地蹦发故事情节，用金士杰自己的形容是：“胡思乱想。”
在那个独有的时空里，时间仿佛静止。陷入回忆里的金士杰嘴角扬起，望着远方的眼神晶亮：“妈妈叫我吃饭了，我都觉得不高兴了，因为我的故事画面被打断了。”
“胡思乱想”的重要来源，除了一些不可知的“基因”或“天赋”外，故事书、漫画、教堂里妈妈们讲的神话故事、爸爸哼唱的京剧与说的故事，还有跟随爸爸到电影院里欣赏的电影情节，都是小小金士杰编、导、演的来源，“那些东西是非常快乐的，让胡思乱想这四个字可以‘飞扬’起来，‘它’是我成长过程中一个愉快的图画、图案，‘它’也保留了我小时候的一些自我兴趣、特性。我很庆幸可以拥有那一段时光，没有立刻向大人的世界缴械投降。”
那段时光，为他今日的戏剧成就与才华蓄积创造力，“小孩子有许多创造力，他被社会化了之后，创造力就躲藏起来、被压抑了，就没有原创性了，就是在抄袭当中展现小小的创意。”不随波逐流、讲究原创性，金士杰戏剧世界里有他独特的诠释与角度。
无尽的探求：我从哪里来？
但教堂听来的故事却也慢慢发酵，那个小金士杰因此对这个世界产生疑惑，因为教会里的妈妈们说，一个人做了一个方舟；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又活了，“这些事情都是神呼神呼的！”于是，这时金士杰开始望着满天星斗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要到哪里去？”
“全世界这样的对话，都是很孤单的，循着这一生他都会问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又必须找到答案的少年金士杰，进了屏东农专畜牧科就读，找寻“答案”的动力驱使，他开始不停地“翻书”。他用“吃”来形容对知识的饥渴，用“猛”来形容当时的疯狂与热切，几乎如同“朝闻道，夕可死”的求道之人。哲学、神学、心理学、电影、小说、散文、论文等等，这个陷入迷惘的少年都不想放过，“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灯光下的金士杰语气急促起来，当年疑惑、不解、甚至不安与烦躁情绪再现。
但，年轻的烦恼虽青涩却也浪漫，趁着天色刚亮，拿着书到院子里，“念几个齐克果的诗句，或者念某几个印度诗人的诗句等等等，啊……真是美啊，我自己与天与地合而为一……”
牧场里的生死课程
带着天真与浪漫，金士杰毕了业，也服完兵役。向往乡间农夫脚踩着泥巴地，在朴素农业社会里生活的他，于是到牧场养猪，学以致用。大男孩晚上弹着吉他唱歌给猪听，举凡小猪接生、吃饭、喝水，长大了谈恋爱、养儿育女，甚至是生病，金士杰都参与其中，猪虽然没有名字，但耳朵上的“耳号”，金士杰一眼就可以叫得出号码。
而一些生病、残弱的小猪仔，牧场一向将它们丢进焚化炉，这个工作也落到金士杰身上。不忍小猪活活被烧死，金士杰不得不动用各种残暴的外力方法让小猪在最快的时间里死去，缩短死亡的痛苦……夕阳西下，牧场收了工，悲伤、沸腾、歇斯底里，气喘吁吁的金士杰身上溅满血迹，拖着疲惫的身躯，清洗了身体，面对大伙轻松的吃饭气氛，金士杰也没食欲了，“自己还以为是个菩萨，仁心仁术的，对生命更友好一点，但是所做的事情是这样的……”
而那些顺利、愉快长大的猪仔命运又如何呢？“当它肉长得不错的时候，我发现它被赶上卡车送往屠宰场的时候，这里（金士杰指着自己的心）突然被痛打！”猪只们恐惧、惨叫、挣扎……面对残酷的生死角力，生命的意义更令人疑惑，回忆三十多年前的画面，金士杰的神情仍然失落。“我在那一下有一点梦碎了，我做了什么啊！？突然有一点心灰意冷，就到台北来了，心里想，我跟猪玩够了，我要找人说话了。”金士杰有些哑然失笑……
在年轻的金士杰心里，一直有个梦想，他想做些什么去改变世界。“小时候在‘胡思乱想’，现在就是‘思想’，我以为思想可以救什么。因此我的想法就是，也许我会写小说、写散文，也许我可以去作电影导演，其他更具体的我就不知道啦。”
后来他看了一本书《黑泽明的电影艺术》，这才明白原来自始以来所追求的，包含哲学、美学、心理学、美术、文学等都可以呈现于电影。“让我觉得有为者亦若是，也让我确定原来‘戏剧’是可以伟大的！”
但面对父母，他还是无法言表，只能很抽像的、勉为其难地说离家北上是为了奔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父母没有多说什么，父亲将北部亲戚的电话塞到金士杰手里后，转身到厕所里哭泣。
下笔写剧本，上台是角色
就这样金士杰离开了家乡，到台北找到一份搬货员兼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晚上的他则窝在拥挤、昏暗、窒闷没有书桌的男生宿舍角落里，振笔疾书，沿袭儿时的习惯，浸淫在独自的世界里，时间再次停止，他的身子一动也不动。有一天，金士杰的室友外出回来，冲着他大叫：“金士杰！我出去三个钟头，你竟然连姿势都没动！”而这时的金士杰也没有想到，他无师自通、花了十个月创作出来的剧本《演出》成为他走上舞台戏剧的重要的转折点。
下笔之际，金士杰发现，儿时蓄积的能量好似在全身的细胞里蠢蠢欲动，“我在下笔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说故事，我会说故事，因为我很喜欢说故事，因为我很在乎故事。”但是对于梦想，尽管金士杰仍没有具体的实践方法，甚至生平的第一个作品，也未曾想公布。
一回，金士杰与朋友加入读书会，不小心说出自己的创作，于是，跟日记本锁在一块的剧本让朋友们传阅、讨论，甚至“批斗”，当金士杰感到信心顿失而迷惑时，一个朋友说：“我认识一个出版社的朋友，你给他看看。”金士杰的剧本开始被刊载。
一次，金士杰与朋友拜访基督教团契，认识了导演黄以功，于是他加入了舞台剧演出，首先他演了“路人戊”，因为表现不俗，同时再兼演“官员乙”。接下来，一年又一年，他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又是写剧本，又是演戏，金士杰似乎摸索到梦想的泉源，但白天的他还是挥着汗水、搬着货物，仍是穷小子一个。不过，金士杰认识了许多与戏剧相关兴趣的朋友，他们组诗社、俱乐部，一起看电影、讨论，“我们看的电影都是经典大师的作品，讲穿了那等于叫上课啊，而且都是高级班的课啊，所以我已经不是吴下阿蒙，我觉得自己可以出手了。”认识了吴静吉，金士杰接掌耕薪剧团的召集人，两年后，再将剧团更名为兰陵剧坊，而这时金士杰的戏剧人生正式启幕，台湾的剧场舞台也正式揭幕。
1980年兰陵剧坊的第一出舞台剧《何珠新配》由金士杰编、导，幽默、风趣甚至嘲讽的对白，为当时抑郁的社会气氛里投入了生命与活力，“当时台北的剧院，很少看到观众笑声可以笑得这么翻天腹地，观众的身体都已经离开了座椅，笑歪了，踢脚、拍肚子……怎么可以玩耍到那种程度。”
爆满的剧院，外加媒体封面报导与外界的肯定，让乡下来的金士杰着实吓了一跳。窝心的掌声鼓励着金士杰徜徉在舞台戏剧的世界里，尽管这个工作不一定能让他温饱，至少抽屉里仅余的现金还可供明天的午餐，他甘之如饴。纵使稍有名气，金士杰白天还是做粗工，偶尔打杂接演电影、电视的临时演员。
金士杰陆续发表的剧本展现他导演、演戏的天分，其中《暗恋桃花源》里“江滨柳”一角被外界视为已被下了“金士杰魔咒”，没有其他人可以接演这个角色了。今年的代表作《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演员邓安宁看完后说：“金士杰不应叫金宝，他叫国宝。”导演杨世彭说：“他虽然没有受过学院的训练，但是天分很高，又肯用功，而三十年来也曾出国深造，看过不少国内外的好戏，因此我对他印象很好，觉得他是目前台湾最好的舞台剧演员之一，我们合作非常愉快。”
2009年金士杰获国家文艺奖，尽管在台湾戏剧界里成就非凡，生活里有五光十色的演艺圈，但他依然保有三十年前农村男孩的特质，“兰陵剧坊奠定了一个台湾舞台剧的滥觞，一个启动，时间这么久远下来，我的位置也被人家形容为什么什么火车头，我唯一比较感觉快慰的是，也许某些人还满尊重历史的，他们愿意记得那一段时间。但是事实上这个年头流行‘忘记’，流行干我什么事啊。”金士杰幽默地揶揄自己。
“假如我现在满六十岁，如果生命以学校的分级制度，从一年级读到十年级，我现在可能读到六年级了，那么就表示：不错啰，读过一二三四五啰。”随着生命的消逝，生命的功课依然前进着，但他仍然在戏剧的殿堂里不断地追索与探求。
“其实，我心中雪亮地清楚，一路走来在某些方面自己的累积，一个角色的成绩要优良，他在外在上、形体上、语言上、节奏上、线条上，他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是一门功课，这么多年之间，一步一步修练、学习，学分在累积。”金士杰说得诚挚，接而他那始终跟随的幽默感又作用了，“外界给你的成绩不是太有意义，偶尔我当作一个照相簿，可堪回味，有一天告诉我的小孩：‘来！爸爸以前也上过报纸咧……’呵呵。”
名利有碍艺术学习
他不置可否地说台北的媒体是全世界最怪的，会让人不小心冲上云端，也会让人快速坠入谷底，“因为那个东西（名、利）不小心的话，会妨碍你对艺术的学习，而你还有很多要学。”
“别人给你掌声，你真的够骄傲的话，你应该心领就好，不必当真；什么时候你该那么骄傲的时候，你自己会知道的，不必别人给你掌不掌声。”金士杰自信而不迷失，对于自己的要求完美而苛刻，与他合作两次的杨世彭对他极为赞赏：“他自己案头工作做得很好、很周全，他是有备而来的，跟他排戏并不吃力，而且他也会帮助合作的演员。”
在大学研究所任教、演戏、导演，金士杰内心深处最喜欢的仍是写剧本。他认为戏剧艺术最重要的是原创性，但现实社会却快速地消灭原创。金士杰对剧本的挑剔是圈子里有名的，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满常推辞剧本的，江湖上有几个好朋友都已经很害怕我这件事情，因为，推辞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心里很难过。”难过的或许不是遭到拒绝，而是在乎金士杰对剧本的那份肯定。
杨世彭说：“（金士杰）选择剧本跟角色非常仔细，一定是要他喜欢的，他才会接受。”剧本的品质、结构的呈现、角色的层次，金士杰都会细细推敲。有人说，金士杰演戏总能让人感受一股生命的哲学意义，也许那是经过他洗涤自我、历练自我，不断的追求生命成长与升华而来的。
演绎生与死，对生命更谦卑
入行多年，金士杰始终保持他喜欢的“中等偏慢的速度”。“我的欲望不大，没期待那么多事儿，生活里面有一些简单的事情，完成就可以了。”直到两年前他“妥协”了，学了开车，也开始使用行动电话。但与其说是对生活的妥协，其实是对妻子关爱的表现。
两年前，不婚主义的金士杰结婚了，一个听自己说笑话会笑得眼泪鼻涕直流的女孩，让他心动。今年5月当他正为第三次加演的舞台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彩排时，一对生命来报到，虽然照料这对龙凤胎让他与妻子每天都进行着“车轮战”，但他说得开心、说得幸福，当剧院里话主题是“死”，剧外的他迎接崭新的“生”。“我来来回回跑着，并不形成矛盾，我认为‘它’某个潜在的主题是共通的。那是对生命的一种欢欣鼓舞，对生命的一种勇气，对生命的一种尊重，或者说，对生命的一种谦卑。”
戏剧可以煽情、可以浮夸、可以媚俗，但戏剧也可以深刻、隽永、发人深省，金士杰说他要给观众的就是“金士杰”！他形容自己身上有好人、有坏人、有贵贱、有美丑，当这些特质开始互相“打仗”，于是就形成了他的剧本，虽然呈现出来是张三、是李四的故事，“但是事实上对我的意义，他们通通加起来是我。所以我的世界只有我，我拯救了谁？我自己。可是对于看者来讲，他们觉得拯救了这个社会吗？拯救了某一个族群的议题吗？如果有，我也但愿是，但是我的目标锁定的不是他们，是我自己，用抽像的句子来讲就是……‘生命’。”
原来金士杰的戏剧舞台是他以生命交织出的蓝图，是他对生命的诠释、体会、认知，表现的形式可以是幽默、诙谐、深沉、动人、温馨、残酷……多样而多变，却让人感觉熟悉，原来每个“他”都生活在你我的生命里。
摄影棚里四周黑暗，仅有的灯光打在金士杰身上，偶尔划过伴随喀喳声响的闪光灯，对应金士杰口里道出的故事与人生观，让人有时光错置之感。这位仿佛不属于这个年代、杨世彭口中“在艺术上很执著的优秀舞台演员”、当被别人称“艺术家”会脸红的人，胸前背起蓝色旧书包、戴上安全帽，骑上旧的摩托车，略带认真而严肃的神情，用他偏爱的、不疾不徐的“速度”溶进台北市街头，恰好构成一幅金士杰演译的真实刻画生命又具戏剧张力的画面。
－－转载自《新纪元》周刊２３６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