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门诊接到一位十四岁的女病人，病历上夹着一张纸条，是家父给我的圣旨，上面写着：“请追踪这位病人，并安排非侵入性的泌尿道摄影”。
翻开病历，这名女孩因为先天泌尿道系统有异常，从小就常常跑医院，定期追踪肾脏功能，尿液检查等等，也算是“老马偕人”了。然而，父亲所写的医嘱，却令我有些困惑。
一般泌尿道摄影有两种，一种是侵入性的检查，必须放置导尿管，打入显影药剂，然后拔除尿管，再让病人自然的解尿，同时间摄影机就喀嚓喀嚓地照。
另一种是非侵入性的摄影，不放导尿管，只从血管中打显影剂，让药物自然流入肾脏，然后再摄影。儿科医师很少安排后者的检查，我就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医嘱。
既然不是很常见的检查，我不放心地打电话请教核子医学科的朋友，他跟我说，非侵入性的摄影准确度不高，如果要确认诊断，还是应该要放导尿管，做侵入性的摄影比较准确。
于是我又联络父亲，问他是否写错了，他说没错，就是这样开，我只好照样办理了。
隔天家庭聚会，我向父亲问起这位女孩的病情，不能理解他为什么选择了一个相对不准确的检查。父亲的回答很发人省思。
他说：“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青春期的女孩，被人放导尿管，然后灌药，照相，对她的心理是多么大的压力。
在门诊的时候，我问她做这个检查会不会不舒服，她看着我，用力的点头。我想应该从来没有人问过她这个问题。
“虽然非侵入性的检查比较不准确，但对于她目前的病情，我并不需要知道太详细，只要大概了解一下状况就可以了。医生除了医病之外，也要医心；在可以接受的误差之内，能同时顾及病人的感受，不是很好吗？”
好个令人感动的论述，让我想起半年前，曾经听过台大柯文哲教授的演讲。柯教授说，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不是他医学上的丰功伟业，而是在台大医院内，设置了一个“急诊后送病房”。
这个病房所收治的患者很不一样，都是那些本身已经疾病末期，送到急诊室后决定不予急救，而导致没有病房可去的病人。柯教授说了一个故事，解释这个病房的成立的原因。
他说在云林分院急诊室，有一天一位女儿送她的父亲来就诊。这位老先生本身已经癌症末期，突然间又心肌梗塞，家人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只好送到医院来。
急诊医师告诉家属，这样的状况急救其实没有意义，不如就让老伯伯好好走，女儿也同意了。
然而病人不是马上就会去世，急诊医师为了安排病床，联络了整家医院，竟没有一个病房愿意收治，理由是：如果没有治疗的必要，只是为了换一张床躺，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搬来搬去吧！
央求了半天，最后外科病房终于勉强答应，老先生就呼噜噜地推到了外科病房。
值班的住院医师一看到这样的病患，心里老大不爽，三更半夜忙的半死，还要替这位“没有治疗计划”的病人询问病史，写住院病历摘要，开住院医令，真的是有够呕。
好不容易把该完成的例行公事做完，没想到病房护士又接着跟他报告，老先生去世了，请他帮忙开死亡证明与死亡病历，住院医师气得七窍生烟。
没想到就在他抱怨连连的同时，老先生的女儿刚好走到护理站。她眼角带泪光，对着医护人员，慢慢跪了下来。
“医生护士，谢谢你们，”她的眼泪扑簌簌地落下，“谢谢你们让我父亲，没有死在乱烘烘的急诊室。”
故事讲到这里，柯教授自己都哽咽了。他感性地提醒台下的听众：“我们医生每天都在面对死亡，到了麻痹的地步，却没有想过：这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爸爸，都只能死一次。”
医生只会医病，当病人的情况已经无法再更好了，也许变成慢性疾病，或者即将死亡，这时候医生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如果医生的天职是“帮助人缓解痛苦”，这个痛苦，除了身体的疼痛之外，是不是应该也包括疾病所延伸的心里痛苦呢？
小儿科医师也许不需要每天面对死亡，甚至在“健儿门诊”，所面对的都是健康没有生病的孩子。
但是在照顾孩子的每一个阶段，家长所面临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与挑战，其压力并不亚于生病的时候。
我在网路上看见年轻的住院医师抱怨着：“在健儿门诊一直回答妈妈同样的问题，真是有够无聊！”这句话令人想起我父亲与柯教授的精神。
我试着回答那位住院医师：请不要忘记，你所面对的每个家长，都可能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
他们会紧张，会焦虑，会问一些对医生而言很愚蠢的问题，甚至问个两三次还不了解。
但这都是正常的呀！虽然他们的孩子都没有生病，不用吃药，也不用动手术，此时我们只需要用心聆听，用口安慰，这样做，依然是扮演着一位“医心”的小儿科医师。
台湾也许并不缺乏医病的医师，但能够医心的医师，却是难得。期许自己，能够遵循前辈们的典范，医病也医心！@
摘编自 《身教──黄富源‧黄𪻐宁这对医生父子》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