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0月17日讯】我的家乡高密有一条被当地人称之为“母亲河”的胶河，发源于我家西南十几里地的一个山岭。胶河流经村前，河面时而宽绰，时而狭窄。宽绰处一水如镜，渔舟泛上，鳞波闪闪，岸边林木葱郁，野花苇草，平湖倒影，宛如少女梳妆；狭窄处流水潺潺，沙粒悦动，清晰可闻，更兼鱼虾嬉戏，河蟹横行，村姑野汉，不乏矫硕倩影。胶河一路北上，流经县城之东南，此处地势已属洼地，乃分流一支。然河流至此，已经不见泥沙，唯有浮土，沉淀至河底，久成淤泥，因而，当地人曰“墨水河”。当然，上述对家乡胶河的描述，都是在我少年时期留下的影像。
高密东北乡的墨水河畔，土地肥沃，是粮菜种植的好所在。据说以前农人最擅种高粱，也是当地的主要食物。直至“解放”之后的八十年代，红彤彤的高粱除了是农人赖以活命的食物之外，还是工农大众开展重要活动的“红色革命”基地。二战时期据说还发生过很多可歌可泣的打“鬼子”的“革命”故事。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当地人早已摒弃了这些人见人烦的高粱，把高粱地换成了绿油油的菜地和农产品加工基地，而且主要的国际出口市场，就是他们上辈儿曾经在红高粱地里揍过的“小日本”。因为，红高粱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苦心苦志，饥饿肤色，“高粱花子”、“高粱棒子”的称谓，还有如磐石一样的胃和酝酿着如硫酸一般的胃水，更多的是贫穷和卑贱。
风水轮流转，人如此，作为植物的高粱亦然。八十年代末，红高粱又出奇地火了起来。墨水河畔的高粱地成为很多人瞩目的热闹所在。因为，这里出了个当兵的“红作家”，他是墨水河畔土生土长的，而且起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和“家乡特色”的名字叫“莫言”。他根据乡人的叙述写了一个红高粱小说，描写的是土匪家族在高粱地“野合”和打“鬼子”的故事，电影人又拍了部叫《红高粱》的电影，并在国际上获了一个“熊奖”。一时，解放军成了“名作家”，摄像成了“名导演”，学生成了“名演员”。于是，墨水河畔的高密东北乡火了，红高粱火了，一霎间人们又忽然想起了红高粱。当然，人们不会傻乎乎的放着小日本的大把外汇不赚，再去种植令几辈人心悸的红高粱，而是打起了“红高粱”牌，什么“红高粱经济”，“红高粱文化”，“红高粱食品”，“红高粱消费”等等不一而足。正当“红高粱”给高密人带来愈来愈多的“好处”，“红高粱”招牌愈来愈红的时候，2012年末岁尾，又一件大好事让这个县级的城市炸了锅，工作于北京却生活在这里的红作家莫言，获得了享誉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闻报当夜，忙坏县里政要，于是，连夜拜会莫言，鲜花掌声，拥抱祝贺，扩建莫言文学馆……真似墨水浪，苍蝇逐臭。国内外媒体也闻声而动，纷至沓来，热闹非凡，这个小城仿佛要爆炸了。不仅如此，从红墙内外到大江南北，乃至世界也为之沸腾。
我与莫言，算是神交已久的“同道”中人。“红高粱热”之后，一直认为有这样一个老乡作家，心里倍感荣耀，从地缘来说且是一衣带水的密水老乡，一个在下游，一个在上游。我们仿佛心有灵犀，没有距离，有的只是一个年代和一段河道的距离。2000年，我负责当地作协一份文学期刊之后，还通过他大哥“莫闲”（即管谟贤，从“教育战线”退休后至今一直为民企写宣传稿，因网友在莫言获奖后戏言莫氏有“莫看、莫听、莫言”仨兄弟，故忽发奇想）向莫言约稿，他很快给了一篇《卖白菜》的短小说，并标明是一直未曾发表过的“原创”。我也喜欢写一些叫做“小说”的文字，做过几年所谓地方“主流”文学期刊主编和文学机构负责人。时光荏苒，岁月静好，而今，一个是所谓最高端的作协副主席，一个是所谓民间异见者和自由写作分子，其思想和价值观走向愈来愈远。我没有为这个老乡所谓文学成就产生过艳羡之想，更没有为所谓“等级”产生卑贱心里。反之，对这位一直生活在墨水河畔老家的作协副主席，我一直采取漠视和“不待见”之心态。因为见闻听惯了他对文学的非驴非马和言不由衷之扯淡，也曾于几年前写过一篇批驳他所谓“文学手法”的文章。时至今日，他的所谓“文学手法”和其对州曹县吏、富贾权贵乃至贩夫走卒之间阿谀之态，对弱势群体和社会不公绝不开口说话的“处事手法”，愈发让我产生决不与彼“共尿一把壶”的陌路感。当然，这也许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
莫言原名管谟业，他曾经讲述了自己笔名的由来：父亲担心他可能因为庄户人的“实在”，会说些不适宜的话，可能让他惹上麻烦。所以让他在外不要讲话，装作哑巴。为牢记家训，所以起了“莫言”这个名字，却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放炮”说真话，告诫自己要少说话……这也许就是高密人也是莫言“精明”之所在。在我的记忆中，每逢出门在外，父辈们也就有很多类似的“箴言”和“教导”。什么“少言是非多干事”，“遇人见面三分笑”；在外混点事儿甚至踏上官道儿的更是讲究“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当官不打送礼脸，观念一变天地宽”等等。可我天生是个“拗种”，一直没有按着父辈们教诲的这些“乡规民约”做人处事，还事事处处“高调”示人，喜欢抱打人间不平事，以至异乡异客经年仍磕磕绊绊，国事家事天下事“一塌糊涂”，可谓“莫言声高，赫震炮哑”。自嘲的是，在血雨腥风之邪恶体制之下，声噪的莫言不敢开口说话，哑炮的赫震一直坚持发弹。不言老乡，上天给了你这个具有时代标签和代表性的名字——有什么比“莫言”更能形象描绘这个黑暗的国度呢！
莫言曾经标榜高密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现在看，莫言的血液里确实流淌着高密人的血液，传承着我们高密父辈们的衣钵。
莫言以及中国作协的独到的“文学技术手法”终于有了“正果”，并立竿见影，在多方“努力”下，莫言获得了诺奖。他的不开口乱说话的“处世手法”，也让他在邪恶体制下一路攀昇。有了一个不“驻会”的副主席作家的位置，尽管这是一个被政治边缘化装门面的虚职，让他游走官场中有些许尴尬，但他还是把自己看做高官，喜欢向党靠拢，并乐此不疲为邪恶体制辩护和粉饰。
莫言不是第一个获奖的华人。之前，中国人不乏获诺奖者。只是，这些获奖者均被天朝政权所“不待见”，甚至将瑞典“诺奖”评选机构冠以“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要天朝广大人民群众“时刻保持清醒头脑，防止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和扶持，破坏我国的和谐环境”。
2000年有一个获文学奖的旅法作家高行健，消息一出，天朝一锤定音：“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2011年有一个获和平奖的还在监狱服刑的民主自由人士刘晓波，还有前几年获和平奖的西藏精神领袖、流亡海外的达赖。因民主运动，高行健在中国待不了，被迫移居法国。因呼吁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宣言的刘晓波被当局请进了高墙。这些获奖者，要么是移民者，要么是异见者，要么是服刑者，要么是流亡者，所以，流氓当局对待历届诺奖和诺奖获得者，从来是要么作贼心虚一般闷不作声，要么是“义正词严”地“声讨”。
莫言获奖之后，天朝开足宣传机器，大肆吹捧诺贝尔文学奖。“我们需要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是慰藉，是证明，也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新起点的开始”、“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符号，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价值”、“诺贝尔文学奖因其奖金丰厚、影响力大和权威而为世人看重”，溢美之词，自不待言。流氓王朝对待诺奖确实精神分裂了。所谓“真理需要坚持，谎言永远变化”，从中即可窥见一斑。
莫言也并非一切尽在不言，他还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枉做高密父老的代言人和衣钵继承人。他知道，在这个稀奇的国度，该言的时候还是要言的，而且要言无不尽，同时也要不断变换“言”法。作为获得世界瞩目大奖的莫言，已经在世界各国媒体面前说了不少，诸如声称抄写毛皇延安讲话不后悔，出版审查有利于文学创作繁荣，中国小说家的写作不受任何限制，钓鱼岛应该属于鱼类，高密的食物很好不愿意移民出国，用千万奖金在北京买房，文学和政治无关，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向来很“凌厉”很“严肃”等等；但是，当同样面对获得诺奖的被迫流亡海外的作家高行健和尚在牢狱遭受监禁的刘晓波，当面对暴政之下苦苦挣扎的屁民，面对政府部门的肆意妄为，面对贪腐官员的饕餮胃口，面对凄惨无助的弱势群体，面对邪恶势力的为所欲为，面对因言获罪的网民，面对车轮之下的活人，莫言一如既往雷打不动保持沉默，不发一言不置一评，一味标榜文学超越政治，文学和政治无关。
在自由民主大潮滚滚向前，独裁暴政无路可走的今日世界，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可能会遭遇自从评奖的112年以来之超级大笑话。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莫非诺委会深谙中国式的黑色幽默，颁奖给一位“不说话”的作家，以此反讽即将谢幕的天朝？
“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作为小说家的莫言，当然知道上个世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这句哲理名言所彰显的意义和分量。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是相当于一个反对派政府。一个生活在中国、写中国的作家，专制暴政如果没有成为作家的主题，那么他的文学就已经失去了最根本的意义。一个对自己国家灾难的生活，不能用文学作品有趣而深刻地表达出来，都不配获得这样的荣誉。一个被政府豢养的作家，根本不配为文人，下三滥而已；一个为独裁服务并摇旗呐喊的人，根本就不配为人，衣冠禽兽而已。“政治”不仅和小说家有关，而且和每一个被国家集团称之为“公民”的人有关。简言之，政治如空气，和每个活着的人相关。作为“社会脊梁”并获国际文学大奖的莫言，更应该清楚一个文人肩负的社会道义和责任。
遗憾的是，莫言谨遵党训家训，对当下发生的暴政及其罪恶视而不见，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但是，当独裁权贵集团需要“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候，也就有了莫言抄写毛讲话不后悔并鼓动人们按照毛讲话创作也就是“文学和政治有关”之言；当独裁权贵集团不需要“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候，当弱势群体在车轮下悲惨挣扎的时候，也就有了莫言的“文学和政治无关，文学超越政治”之言，当诺奖需要现实批判文学作品的时候，也就有了他对社会黑暗面非常“凌厉”非常“严肃”地“批判”之言。真乃凭你千条妙计，我有已定之规。他知道在民众最需要政治诉求的当今，最好是闭嘴莫言，果然有契科夫笔下之变色龙风韵。尽管独裁暴政下的国人自有明哲保身的锦囊妙计，他们懂得“覆巢之下无完卵”之道理，要是执意乱说乱言，要么被自杀被失踪被精神病，要么销声匿迹，甚至人间蒸发死无全尸，这确实令人恐怖和惧怕。
正因为是这样一个社会，才有了索尔仁尼琴对一个作家的标准尺度。莫言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作家，没有使用他的影响力为知识份子和政治犯发声，而是迎合政府利益，向极权低头，亦步亦趋，甚至助纣为虐，充当权贵鹰犬，甘当恶魔吹鼓手，行溜须拍马能事，为其作恶心诗，行恶心文，观其以往在报章杂志发表之“作品”，不乏吹捧地方官员甚至村官店主之诗文，其人格十分之卑劣。
我还是信奉老家乡亲这句话：“金奖银奖，不如众人夸奖”。这“众人”当然不是围绕在莫言身边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莫言主动阿谀的官吏们。告诫不言老乡，在你接纳了大小官员们掌声和鲜花的同时，也同样收获了无数更多的鄙视和唾弃。当你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敢开口讲真话时，当你揣着千万奖金去北京购房而漠视悲惨世界挣扎的弱势群体时，当你了解并深知鸡国百分之八十的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幸福”地在活不起也死不起的无奈时，当你还想着为钓鱼岛的“鱼类”创造幸福而漠视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类”时，想想这个邪恶国度你千千万万的同胞吧！
我们高密还有一位你我所熟知的老乡“文人”，他是中共机关报的文学副刊主编徐怀谦，掌控着国内文学所谓的最高端。但他因受当下自己“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没处发”的困扰和抑郁，于不久前跳楼西去。尽管他没有你这般“荣耀”，但他以“不合作”的冲天一跃抵制邪恶集团，为世人所敬仰。尽管他没有为推墙尽力，但他至少没有为高墙添砖。
莫言年近六旬，想必经历丰富，阅人无数。文革、改革、六四、维稳、河蟹……从暴力到谎言，从谎言再到暴力，中华大地血雨腥风，生灵涂炭。然而，在所有即将酿造流氓集团的“危机事件”和所有需要知识份子独立“发声”的关键时期，如此荣耀的你在哪里？难道只躲在毛尸的臭皮囊和勃谷开来们的裤裆里？
不想让你看到的你就得假装没看到，不想让你听到的你就得假装没听到，不想让你说的你就得假装没说。生活在独裁专制的淫威之下，不奢望你说真话，但总还得说几句人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虽然诺贝尔文学奖会让作品和其名字不朽，但我断言，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除了彰显诺奖百年之耻和评委的龌龊无知之外，只能为所谓的红色文学和末日的流氓政权殉葬。
莫言，一个助纣为虐没有灵魂的混蛋，请开口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