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08日讯】
梅宁华社长：
首先，恕本人在你的称呼前面不带“尊敬”二字了吧，因为即使自己那样在键盘上敲了，也是言不由衷，而我这人除了在压迫下万不得已，一向不喜欢说言不由衷的话，还望梅社长海涵。
梅社长，不知你是否知道，当有人将《有没有人管管历史老师袁腾飞》的举报信投给北京市教委、海淀区、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之后，也有网友举报这封检举信就出自你手。当然，互联网上总是泥沙俱下，如果不是梅社长举报，你完全可以放下身段站出来澄清。而在没有看到梅社长的澄清之前，容本人姑且就把这封上书当作是你的举报吧。 现在，本人读了你的这封举报信后，有一些不同看法，特别是有许多疑问，容一并请教如下——设或信中有些话说得不中听，甚至让你觉得有所冒犯，也只好在请梅社长原谅的同时请你再次向有关部门举报了。
梅社长，据说你在通过视频看到袁腾飞讲课时对毛泽东那样评价后，说到痛心处还不禁拍了桌子。敢问你“痛心”的是什么？是为我们的过去竟然有那样的“历史”而痛心，还是为这样的“历史”居然被袁老师向世人公开，尤其让那么多学生知道而“痛心”？说来不信，我总觉得，一位历史老师，总不能因为像你在举报信中所说的要“发展我国”就要对他的学生说谎吧；而况说谎最终对“我国”是“发展”还是“有害”，还真说不了呢。因为学生总有一天要踏入社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尤其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去分析。而在他们亲身经历一些事情，特别是当他们了解了一些历史的真相后，那“反戈一击”的力量怕是会更大的。然而，种种迹象告诉人们，几十年来我们就一直这样“造就”着。
梅社长，你咬定袁老师“否定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历史”。我想问，你对我们“社会主义历史”的“真实性”到底了解多少？又是由什么来判定我们这个“历史”的真实与否的？你读过一位叫杨奎松的学者在国内官方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开卷有疑》吗？单是那本书中就可以告诉你大半个世纪来中国一些大事的真实历史，至少与我们公开宣传的很不同。比如，有关中共1947年在解放区暴力土改所造成的损失，刘少奇1950年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曾经透露了一个数字，即“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开卷有疑》第34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尤其我想说的是，你说这个“历史”“深入人心”，依据是什么？是想当然，还是能拿出让人信服的数据。
既然梅社长说的是“社会主义历史”，那么我们就再来谈一点这个“历史”。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政府无异于向全世界宣告：我们要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中央编译局教授俞可平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到市民社会时说：“市场经济制度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性突破，它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啻于一场革命。”（原载1993年12月8日《天津日报》，另见《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第18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俞可平这里“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性突破”和“不啻于一场革命”，是什么意思，如果梅社长作为像《北京日报》这样一家报纸的一把手，都没有弄懂，又如何向你的读者传达党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声音呢？难道梅社长打内心就是反对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这样一项真正“深入人心”的国策吗？你是否知道，我们在加入WTO之后，美国和欧盟及别的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不肯承认我们实行的是“完全市场经济”，而我国对外又一直强调我们已经实行的就是“完全市场经济”。敢问梅社长，你知道什么叫“完全市场经济”吗？据我所知，完全市场经济，就是要认真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一套”（我国对外不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既然是“社会主义的”，就不可能是“完全市场的”）。看你在上书中指责袁老师，说像他那样教历史，“希望对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发展我国社会有什么好处”，说明你毕竟还是“希望”对我国发展有“好处”。可据我所知，只有实行“完全市场经济”，我们与外国打起中国制造的产品是否有“恶意倾销”的官司来，才会对我们的发展“有好处”。不信，你可以去请教一下你北京身边一些真正的经济学家，以你的身份，他们会详细讲解给你听的。
更重要的是，在本人看来，梅社长对历史的认识，借用你指责袁老师的话说，“是唯心主义的、更是反动的、有害的”。你不会不知道，不论从1921年算起还是从1949年开始计算，我们的历史造了多少假，已经说不清了。这不仅在知情者中是“深入人心”的，而且有大量公开媒体发表的文章佐证。单说广州的《同舟共进》、《随笔》和北京的《炎黄春秋》等杂志就已经刊出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梅社长是没有看到呢还是根本就不想看呢？ 梅社长不会不知道，我们有些方面的“历史”其实是向苏联“老大哥”学的，或说就是“老大哥”的“翻版”。从某种意义上说，苏共历史造了多少假，我们的历史就也造了多少假，如果在绝对数字上有差别的话，那也只是因为两国在这方面的时间上有所不同的缘故。
自己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 2002年7月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刊发过一篇文章，是一位作者写他读一本叫做《二十世纪反思》的读后感，题目叫《品尝回忆的苦酒》。其中谈到苏联一些人物的悲剧时，文章作者以当年苏联政要莫洛托夫为代表，对苏共党内生活的严重异化进行了深度剖析，指出当时苏联的领导层中确有一些人的灵魂被所谓革命信仰和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而“扭曲得再也不能恢复正常”了，“甚至认为斯大林如把自己杀了，也是有理的”，也是“革命的需要”、“维护领袖权威”的需要。由此，《二十世纪反思》的作者感慨道：“这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这样的人物，我们也似曾相识，不是个别的，也不是苏联独有。”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无论从彭德怀、周恩来还是胡耀邦，甚至从还有不少中央委员的身上，我们不是也能看到那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吗？只是“现象”的深浅不同罢了。过去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历史，就是这么惊人地相似！ 若是梅社长觉得这样“谈历史”还不够，还想要我们“现实的历史”，甚至就是眼前正在发生而必将成为历史的“历史”，我也还可抄一些给你。近日，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近段时间被炒得很热的一桩冤案的主人，即“被杀人”者赵作海时，赵告诉记者，被我们的司法机关刑讯逼供弄得他一直都认为自己就是“杀人犯”，只要一有人问他犯了什么罪，他就条件反射地说自己是“杀人犯”，甚至连自己的大姐探监时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被杀”的人回来了，可赵就是不敢相信。当记者问他：“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敢确认了”时，可怜的这个“共和国公民”是这样回答的：“一直到管教来跟我说这事。实际上在那天之前几天，管教他们就知道了。他们问我，你是什么罪进来的？我说，杀人犯。他们又问：你真的杀人了还是假的杀人了？我还是说，真的杀人了。”还有，当记者问赵作海：“在你原来的想法里，公平和真理是不存在的吗？”赵作海回答的是：“谁也改变不了历史问题，但历史是个啥东西，只能由领导和机关说了算。”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历史，在百姓心中，只是“由领导和机关说了算”，你说这种“历史”还能“深入人心”，打死我都不会承认。此外，就在辽宁大连庄河市挂着“人民政府”的大牌子前面的广场上出现千人下跪的场面之后不久，类似的场面还是又出现了（只是人数少了一些而已）。近日媒体报导：广东化州新安镇梅子坑村因与邻村发生耕地纠纷，引发冲突，梅子坑有6村民被以故意伤害罪刑拘。日前，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门前长跪，一个小时没人理会，被指“在这里下跪也没有用”。7个披着“冤”字白衣的村民跪在最前面，当时天正下着雨，场面异常悲惨。（见2010年5月18日《南方农村报》） 梅社长，我真不知道当你读到这些，又作何感想？又如何还能讲出那些恐怕连自己都不会相信的什么“深入人心”的话来。你会认为，在我们这种司法制度下，我们“社会主义的司法历史”也会“深入人心”吗？ 梅社长，你在举报信中还谈到了“学历史的目的是知文化、以历谏今”。单就这个短句而言，我觉得并没错。可是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盆浆糊一样的所谓“历史”，是一堆值得质疑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知文化、以历谏今”呢？因此，敢问梅社长，“学历史”的第一个目的，难道不是去伪存真、披沙拣金，力争看到真实的历史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难道你还在相信“阶级斗争”那一套，还在用所谓的“唯物主义”来分析历史来看待历史，甚至就是要“历史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抑或“为党服务”吗？你是否认为“学历史”，就可以不管历史是否真实，也更不去追问历史的真实呢？ 梅社长在举报信的最后一自然节里还有个句子，我觉得也值得拿出来一说。既然你认为袁老师“如果你个人如此认识历史是可以的”，那么，我就想接着梅社长的话说：既然梅社长也以为袁老师那样“认识历史是可以的”，充其量，袁老师的“错误”，也就是不该把他的“认识”说出来，而梅社长在举报信中也是这么认为的，即“但是他不仅影响学生，学校还将讲课视频上网公布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但就我所知，除了非常时期（比如战争年代两军对峙，而你又置身其间），非常话题（比如事关泄露国家机密），一个人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表达出来，无论正确与否，都是他的权利，更不应该还像梅社长这样显然不怀好意地弄得满城风雨，甚至弄到上纲上线的高度。不知梅社长是否还有印象，代表中共中央的《人民日报》于2008年2月22日刊发文章：《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表达》。文章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要解放思想，就一定要先解放表达，而解放表达，说白了，就是要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否则解放思想也就无从谈起。即使袁老师是一位中共党员，据我所知，党的主席毛泽东1945年在其名篇《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在要结尾处更是向世人表明：“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由此可见，袁老师岂不正是按照毛泽东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去做的，又何错之有？——你在哪里见过毛泽东和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什么样的观点？该隐瞒什么样的观点不该隐瞒了吗？
好了，梅社长，我知道你还是要算有点勤奋的——尽管我们都知道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而勤奋地发表偏见也比不勤奋更糟——本人在互联网上也曾拜读过你多篇文章。但恕我直言，没有一篇观点能站得住脚，也没有一篇文章值得一驳。我甚至觉得，如果不因你是《北京日报》的一把手，一切由你说了算，你那很多文章都不可能让其占用那宝贵的版面资源。 可惜，你始终没有自知之明。
共和国公民 闵良臣谨致
2010-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