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5月30日讯】于人生之发现有时只在不经意间。比如小的时候，尝枯坐窗下，百无聊赖的摆弄着一支铅笔，一挥手间，眼中所见却是一排铅笔划过，轨迹宛然，甚觉新奇。大概人在这个年龄想像力也最是丰富，所以沈三白小时候，可以对着蚊子想见鹤影，于是千只万只果然鹤也。而我则追着铅笔划过的轨迹，想像自己的身后或许也有这样一道轨迹――只要我的速度足够的快，或你的眼睛足够的慢。
此虽蒙童儿戏，突发奇想，却也不无道理，有人以抛物线喻人生过程，得出生命之轨迹。我则退至一足够慢的时间之场，直视身后那一串“我”之轨迹，窃以为此亦人生之一小小发现与启蒙思考。
有时闲来兀坐，于脑海中静观此生命之轨迹，竟不知化身百亿，孰我为真。自然，此时不再有昔日蒙童新奇之感，而是多了一味茫然。
孔子立于川上，极目滔滔东去之水，叹曰：“逝者如斯夫！”，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则将目光停于脚下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动一静，其理一也，盖因昨日之日不可留，遂有此恍若隔世之叹。彼昨日之一切终成逝水，千古兴废在先哲义训中，也只如水月镜花，殊非真我之所在。既然此真我之我不可追于昨日，或可寄之明日未知如何。
然而，古人之于明日，每主张随其自然，无为以对。即有所谓有志之人立长志者，也只在人格上有一向上之志，而非是对某一结果之执著，更非是对世间俗物之追求。这与当今中国人之教育极大不同，如今三尺之童动辄要成某某家，是为有志，却少于做心志功夫，所以干脆有小学生以做贪官为志者，社会心志之大坏于此可见一斑。何况，纵只以人格志向而论，亦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之警语。看来，所谓明日之日，或堕于执迷，或追之晚矣，亦非真我之所托。
人生在世，此身如寄，真我何在，孰我为真，而笛卡尔之“我思故我在”庶几可有以启发。我自不能妄为古贤作解人，不过借笛卡尔之语自说自话而已。“思”者，只能存在于当下，所谓真我者，不在过去，不在将来，就在当下之思。过去之所有，无非造就当下，未来之所成，无非取决当下。所以，把握当下之思，过去也才有了意义，未来也才有以希冀。反之，无论过去未来，都与浮云无异。然而，如是我说之时，那个“当下”却已时过境迁，而“思”亦步换景移。所谓真我者，虽云远在天边，近在前眼，却也是寻之不易，守之尤艰。
孔子叹水，赫氏说河，此真我之思既从水处起，还向水处寻。水无常形，因物而赋形，盖有其必然之理。人生如寄，可浮家泛宅，可随遇而安，但必有一不变之真我，彼不能为随波逐浪盖如水不能改必然之理。做人如水，便是极大之成功，我以为。
而彼得真我之境者，想必也是陶渊明、李太白、苏长公那样的人物，一枕清风，满腹经纶，乐观通达，哪怕昨日振衣金阙登紫极，哪怕明日境如汤火命如鸡，今日也要仰天大笑出门去，此等皆我所想见之至人，而我所未及想见者，乃于此十恶之世，竟有奉持“真、善、忍”大法之有道之士，彼高风隐德，殆陶李苏亦有所不能及者。想来法轮大法传世二十一载，无论在备受普世盛赞之西方，还是在横遭中共荼毒之大陆，无论际遇如何，大法徒始终从容以对，不改其度，哪怕面对黑狱、酷刑、器官被活摘，亦无所为惧，坚守正信，惟此为大，二十一载如一日，非得真我之境，何以有此至人之辈出！况彼于中共迫害最强大之反抗与最彻底之否定，于正统回归道德再立不遗余力之努力，于“真、善、忍”宇宙法则最伟大之实践，令海内之士为之鼓舞，芸芸善众不胜欢欣之至。
余忆尝于大雪夜燃灯兀坐，忽悟且叹：孤灯残雪夜，羁旅未归人。忆起千般幻，曾化百亿身。门外天地冻，心寂草堂深。对影谁是吾，愿求一字真。今日大法洪传是为普世大道，修者亿众成就大雄之圣，而我生何幸，此真我之求索，于彼恒沙劫后而终得此正解矣。
—-转自《新纪元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