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华裔女作家张戎的处女作，讲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亲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写成，于1991年在英国出版。此书是英国出版史上非小说类最畅销的书籍，被读者评选为二十世纪最佳书籍之一。此书还荣获：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二十七 “如果这是天堂 地狱又是什么样子呢？”
父亲之死（一九七四年~一九七六年）
（接上60）
在这段时期，我父亲和大多数以前的同事不同，没有平反，也没有复职。一九七二年，我们从北京回来后，父亲一直住在支机石待的家里，没有事做。没有平反是因为他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毛泽东。负责审查他的专案组同情他，想把一些他说过的反毛泽东的话算成是他在发精神病，但是这遭到省革命委员会的强烈反对，他们想给他定大罪。许多我父亲以前的同事同情他，也钦佩他的勇气，但他们也得为自己着想。另，我父亲不属于任何共产党内的宗派，没有强有力的保护人可以说一句话为他洗清罪名，相反地，他有一些身居要职的对头。
一九六八年的一天，我母亲从被关的地方短暂释放出来，在路边一家小吃店里，忽然，她看见一个我父亲过去的朋友和他的妻子也在那里吃饭。五十年代初在宜宾工作时，我母亲和“挺夫人”是他们两口子的媒人，文革中他们投靠了“二挺”。这时，他们朝我母亲点点头，显出不想和她多说话的样子。我母亲不管三七二十一，径直走到他们的桌边坐下，请求他们向“二挺”求情放过我父亲。听完我母亲讲述后，那男的摇了摇头说：“事情没这么简单…”随即他把手指伸进茶里，沾上水在桌上写了个“左”字，然后意味深长看了我母亲一眼，和妻子一道站起来，一句话也没再说就走了。
左先生是我父亲以前的同事，他是少数几个在文革中几乎没有挨整的高干之一，姚女士的造反派捧他，“二挺”跟他酒饭往来，“二挺”、林彪倒台后，他居然安然无恙，继续掌权。
父亲始终不认罪。当专案组要把他反毛的话说成是精神病造成的时候，他无可奈何、痛苦万分地承认了。每日，他生活在强烈的精神压力下，不知他们会给自己定什么罪，更不知会如何“祸及妻儿”。他还忧国忧民：老百姓跟共产党现在都没有行事的准则，腐败开始蔓延；官员们首先照顾自己的家庭和朋友；教师们因为害怕挨打，给学生一律打高分；公共汽车售票员既不卖票也不查票；着眼于公共利益的人受到公开嘲笑。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毁掉了共产党的纪律和社会道德。
父亲焦虑重重，忧心如焚。为了不再“乱说话”，进一步害自己和累及家庭，他只好依赖镇静剂来控制自己。当政治气氛松驰时，他吃得少，运动风声紧时他就多吃。精神病医生每次开药时都担心地摇头，说这种吃法非常危险，但是不吃又不行。一九七四年五月，他觉得自己快旧疾复发了，就要求进医院。多亏他那些卫生部门的官复原职的同事，他这次入院很顺利。
我请假离校到医院去陪他。那位上次为他治病的精神病专家苏医生这次又负责给他治病。在“二挺”统治时期，苏医生因诚实地诊断了我父亲的病而吃了很多苦。造反派命令他说我父亲是装疯。他拒绝了，因而在大小批判会上挨斗、被毒打，也不让他当医生了。一九六八年的一天，我看见他时，他正在清扫垃圾箱，洗刷医院的痰盂，那时他才三十多岁，头发就已经花白了。“二挺”倒台后，他平了反。这次他和其他医生、护士对父亲和我非常友好。他们告诉我他们会细心照料我父亲，要我不必陪伴。但我坚持，我想他最需要的是爱。我还担忧他一旦摔倒，周围没人，后果会不堪设想。他的血压高得可怕，又发了好几次轻度心肌梗塞，这使得他走起路来高一脚低一脚，就像随时都会摔倒。医生说跌倒可能致命。我搬进了男病房，和他同住在一九六七年夏天住过的房间。医院里每间病房可容两个病人，我父亲独占一间，我就睡在另外那张床上。
因为怕他跌倒，我时刻都和他在一起。他上厕所时，我在外面等候。如果他呆在厕所里时间太长，我就会胡思乱想，以为他发了心脏病，在门外不顾不好意思地大喊他，要他回答。
每天我都陪他在后花园散步，这里满是精神病患者，穿着灰条纹的衣裤走来走去，瞪着呆滞的眼睛。他们的眼神使我既害怕又觉悲哀。
花园里五彩缤纷，白蝴蝶在草坪上淡黄的蒲公英花尖拍翅，环绕的花坛里长着紫荆和婆娑起舞的竹子，大红石榴花从一丛夹竹桃后探出头来。我一边散步，一边作诗。花园的一头是一间大娱乐室。病人在里面打牌、下棋，翻翻屈指可数的报纸和书籍。一位护士告诉我，文革初期这里是病人学《毛泽东选集》的地方。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发现毛泽东的小红书能代替药物治好精神病。但这种学习并没持久，护士说：“病人一开口，我们就吓得要死，天晓得他会说些什么？”
病人们都不狂暴，治疗削弱了他们生理、精神上的活力。既便如此，和他们呆在一起也是件怕人的事，特别是在夜晚，当父亲的药物发生作用使他熟睡后，整座楼都悄然无声时。和所有病房一样，我们的病房也不能从里边上锁。有好几次我从梦中惊醒，看见一个陌生的病人站在我床边，撩起蚊帐，以精神病人特有的直勾勾的眼神看着我。我冒出冷汗，拉上被子塞住嘴不让自己喊出声来，怕吵醒了父亲，睡眠对他的康复太重要了。最后，病人像幽灵般拖着脚步走开。
一个月后，父亲回家了。但是他没有复原，他的大脑神经受非人压力的时间太久，依旧存在的高压空气又歙了完全谈不上放松，他只是照旧不断地服用镇静剂，精神病专家也毫无办法。他的脑子和身体就这么折磨坏了。
到后来，专案组终于起草了一份结论，上面说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和“阶级敌人”只有一步之遥。按共产党的规矩，草稿给我父亲看，接受就在上面签字。他看完了，满脸泪水，但签了字。
可是省革委主办部门的当权者还不满意，他们要写得更严重些。给他处罚。拖到一九七五年三月，一天，我姐夫“眼镜”的工厂准备提拔他，派人到父亲部里进行必须的“政审”。一位过去姚女士造反派的成员接待了来访者，告诉他们我父亲“反对毛主席”，问题很严重。结果“眼镜”的提拔告吹了。“眼镜”并没有对我父母提到过这件事，担心这会使他们不安。，但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好心人到家来悄悄告诉了母亲。父亲无意中听到了，他心痛欲裂，万般无奈地向“眼镜”道歉，怪自己误了女婿的前程。他流着绝望的眼泪对母亲说：“我究竟犯何罪，让女婿也受牵连？我到底要怎么办，才能救你们呢？”
以后四天，父亲不管吃多少镇静剂也无法入睡。四月九日下午，他在院子里对母亲说他想去睡一会儿，就独自上楼了。母亲在我家楼下那间小厨房里做好了晚饭，没叫他吃，想让他多睡一会儿。等了半天，她心里不安，上了楼，来到卧室，发现唤不醒他了，她马上意识到父亲发了心脏病，我家没有电话，母亲连奔带跑，到了一条街外的省委门诊部，辗转找到主任冉先生。
冉是个很能干的人。文革之前，他负责省委上层官员的保健工作，经常出入我家，殷勤备至地对全家的健康问长问短。文革开始我家倒了楣后，他也变了张脸，不答理我们了。在那些年头里，像冉那样的人，我见得多了，但总想不透他们何以要如此。
母亲找到冉先生时，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说做完手上的事就来。母亲说心脏病不能等，但他只是瞟瞟她，意思是催他也没用。一小时后，他才带着一个护士大驾光临，两人都空着手，没带任何急救物品。护士见事不妙，转身回去拿，冉先生把我父亲的身体翻来翻去地检查，这对心脏病人很危险，半小时又过去了，急救品才到，我父亲已经停止了呼吸。
那天晚上学校照例停了电，我在宿舍里伏在蜡烛光下看书。忽然来了一些省委宣传部的人，没有多加解释，就驱车带我回家。
我看见父亲侧躺在床上，面部表情异常平静，好像是在沉睡。他看上去不再衰老，甚至比他实际年龄五十四岁还要年轻。我觉得肝肠寸断，无法控制地痛哭起来。
以后几天，我都在默默地流泪。我反复想着父亲的一生，想他白费了忠诚，粉碎的梦。他不该死，然而他的死似乎又不可避免。那个时代容不了他，因为他想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此处删去一句）
母亲要追究冉先生的责任。如果不是他渎职，我父亲可能不会死。她的要求被看作是“寡妇的感情用事”而不加理会。她也决定不在此事上纠缠，她得集中精力打更重的一仗，为我父亲争取到一个好一点的悼词。
追悼会上的悼词非常重要，人人都会把它理解为共产党对我父亲的评价。这份资料还会放进他的档案，在他死后继续决定孩子们的前程。悼词有固定的规格，对已平反的干部的标准的评价，任何跟标准评价不同的语句都会被理解为党对死者有保留，或者是在谴责他。悼词写出来了，拿给母亲过目，上面满是暗示性的指责，母亲清楚有了这样的悼词，我们家最好的结果也是永无出头之日，坏的结果我们将一代一代地永远受歧视和打击。于是她拒绝了一份份悼词草稿。
虽然她要达到要求是难之又难，我母亲很清楚有很多人同情父亲。死亡对中国家庭来说，可能是唯一的机会能争取到非此得不到的东西。于是父亲去世后卧床不起的母亲在病床上毫不放松地“战斗”，她威胁说如果得不到一份像样的悼词，就要在追悼会上当面控诉当局。她把父亲的朋友、同事请到病床边，告诉他们孩子们的命运托付给他们了，他们都答应为父亲说话。最后，当局软了下来，悼词改得大致无害。
追悼大会定于四月二十一日召开。按规矩，父亲以前的同事们组成“治丧小组”，小组里包括左先生。一切细节都有规定。
参加大会约有五百人，大都是省级机关几十个部、局的干部，甚至有可憎的姚女士。每个部、局都要送一个纸花圈，尺寸按规格。我家也情愿追悼会官办，因为对我母亲这样的干部来说，私人葬礼闻所未闻，不官办会被看作是共产党唾弃死者。大多数与会的人，我都不认识，不过我的朋友们，像小胖、南南和厂里的电工，川大的同学也来了，学生干部明先生自然不例外。姥姥去世后，我拒绝见的老朋友平也来了，我们的友谊马上恢复，好像没有六年的间隔。
追悼会有一项是“死者家属代表讲话”，母亲要我说。我回顾了父亲的人格、道德原则，对共产党的忠诚以及对人民的奉献。我希望他去世的悲剧能引起与会者的深思。
结束时，所有人都排成队从我们面前经过，和我们握手。我看见许多从前的造反派脸上挂着眼泪，甚至姚女士也是一副悲哀相，这种人在各种场合好像总有相应的面具。有些造反派喃喃地对我说：“你爸爸受了很多罪…”可能他们真的是内疚。，但内疚又能什么用呢？父亲已经死了——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捅过一刀。我想，下次运动会不会照样对别人下毒手呢？
一个我不认识的女青年一头趴在我肩头上痛哭，我感觉有张纸条塞到手心里。我后来看了这张条子，上面写着：“我为你父亲的高尚品德深深感动，我们一定要向他学习，完成他未竟之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的发言真的使她得出这个结论吗？我沉思默想，看来道德原则和高尚情操竟都成共产党的专有品。
（待续）
－－转自新唐人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