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9月10日讯】戴建军，男，1972年出生于四川河边县沙坪劳教所，而他的父母因为在中共的“反右”运动中受迫害，自1958年起就被关押。戴建军慢慢在劳教所里懂事、长大，受尽虐待、惊吓和侮辱，15岁时因不满警察子弟的侮辱挑衅撕破了对方的衣服，就因此被投入监狱服刑2年，受尽折磨，17岁出狱后在社会上仍饱受歧视。在40岁时，戴建军来到了美国，他如何来到美国？他未来的计划又是什么呢？
40年不堪回首 却多次在梦中惊醒
戴建军回忆说，当他懂事时，开始意识到自己和父母都不被正常对待，例如父母做什么事都要排队，旁边有警察监督干活，自己所在的幼儿园和警察孩子的幼儿园是隔开的，不能在一起，走到哪里都低人一等的感觉，受人轻视侮辱。后来才知道，父亲在国民党当过兵，人又耿直，“反右”期间被打作“右派”，在文革初期又被归为“黑五类”，一直受关押和迫害。
戴建军说，“这么年来，实在不愿意回忆在劳教所里的经历，尤其是幼年时，那种身份的特别给心灵的伤害。”然而，这些黑暗的烙印在黑夜里更加鲜明，多次让戴建军在恶梦中惊醒，痛哭流涕着醒来。
在中共统治下，中国社会成了一个“拼爹”的社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的阶级出身论，将是非颠倒，也浊蚀了太多人的心灵。戴建军却没有丝毫抱怨自己的“出身”，相反，他说，“我知道，父母承受的苦难比我们还要多的多。”
幼年时期多次看到人被整死
由于在劳教所里出生、长大，戴建军说他“见到的是最黑暗的。那时监狱里经常有批斗会，把人吊起来，枪毙人，打死人，经常看到。也有人受不了了自杀。”
有一次批斗会，一帮凶狠的犯人，受警察指使，打另一个犯人，将其吊起来打，警察也打。第二天，这个人就死了。戴建军说，他当时只有4-5岁，所以那些警察犯人的也不防他，不怕小孩子看。“昨天还是活的，今天就死了，还是被打死的，给我心里非常恐惧。”“还有一个服毒自杀的，和我妈妈一个中队的，死后脸色很可怕，尸体停在宿舍不远的地方。”
幼年时期，对这些事件既感到新奇，又害怕，戴建军表示，看过之后经常做恶梦，心理阴影非常大。
还有一次，一个叫蒋世俊(音)的人在大会上被批斗，背上插一个牌子，批斗后被立即当场枪毙。“妈妈把我的眼睛蒙起来了。枪毙后还不准收尸。这事对我的冲击非常大，一直到十几岁，晚上都不敢一个人经过那个地方。”
小学和医院里的“阶级隔离”
上小学时，因为学校设施不够，所以戴建军等“犯人”的孩子们和警察的孩子在一个学校上学了，但是学校规定，警察的孩子们坐前边，犯人的孩子只能坐后面，而且吃穿用都不一样。明显的受歧视。
戴建军的父母去看病时，也享受“特别亏待”。警察去看病都是住干净卫生的大房间，“犯人”们的病房卫生条件很差，而医护人员“都凶神恶煞般，我们和医生之间有鸿沟，好像看病都要乞求医生，他们都趾高气扬的。”
不满侮辱挑衅 少年被劳改两年
戴建军说，在学校，受那些警察孩子的嘲笑、攻击成了家常便饭。“他们可以任意的欺负人，我们不敢反抗，因为一旦反抗，受惩罚的不仅是我们，还有我们的父母。欺负人的事几乎每天都有，比如辱骂，用手戳你的头，用胳膊顶你……”
戴建军好不容易长到了15岁，能够干活了，灾祸也来了。一天又一个警察的儿子侮辱和推搡戴建军，他一时没有忍住，就和对方抱在一起，拉扯中对方的衣服被扯坏了。结果，那孩子的父亲通过峨边县公安局以“抢劫罪”的名义将戴建军逮捕，关到了四川成都少年管教所劳改两年。
劳改所里乞丐都不如的日子
一进劳改所，戴建军就遭受到跪小板凳、顶天灯、受狱霸打等各种酷刑，躺了一天才爬起来。
在劳改所每天就是不停的体力劳动，戴建军记得当时他们的任务是负责电缆残次品的回收。劳动中没有一点安全卫生防护，手经常被划伤，电缆油弄的浑身都是，洗都洗不掉，有时只能拿刀子去刮身上的油，拿沙子去蹭身上的油，身上脏烂不堪，“连乞丐都不如”。从 1987年11月20日到1989年11月19日，戴建军在劳改所里度过了他的15岁和16岁。
艰难谋生 恐惧萦绕于心
17岁时戴建军离开劳改所，没有学校接收，找工作也不容易，因为“出身”，在老家做什么都很难，所以去广东汕头投奔姨妈，在饭店做学徒，有了一技之长做厨师挣钱谋生。
中国大陆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每到一地时间稍微长一些，就要办暂住证，办暂住证时，警察根据身份证就可以把此前的案底都翻出来。戴建军一遇到此种情况就很害怕，所以总是搬家换地方。“就业、结婚都是问题，怕太太嫌弃，到现在，一些家庭情况太太都不知道的。”
一直被劳教所迫害的老人们生活凄惨
据戴建军讲，文革后期，在此前政治运动中受迫害关押在劳教所、劳改所的一些所谓“右派”、“黑五类”、“反革命”等，没有被准许离开，而是继续被关押服劳役很长时间。现在他们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一些跟着子女，有些没有子女，只靠非常微薄的退养金，年老体弱，非常凄惨。
戴建军回四川看过他们，“很可怜，让人很难受，有些老人患有严重的白内障，看不清楚，做饭煮米都是用手摸。这些人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助和照顾。在劳教所或监狱里出生或受到迫害的人群，一直因为中共的隐瞒也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所以戴建军希望国际上能够对此发出正义的声音，关心这些身心俱残的老人们和他们的孩子。
网上“茉莉花”，“被喝茶”遭恐吓
经历和见证了中共的太多黑暗，戴建军表示他“对共产党深恶痛绝”。北非茉莉花革命之后，一次在网上聊天时，受网友邀请参加了一个QQ的小窗口讨论。网友商议在2011年2月20日周六下午2点去各大城市广场和平散步。
那一天，戴建军去了四川眉山的天府广场，结果发现那里的警察比散步的人还多，另有几辆大巴也坐满警察，连孙中山的坐像都被警察围起来了，游人不能靠近。
之后有一天，戴建军在网吧里上网时被眉山市公安局带走“喝茶”，警察翻出了戴建军之前在网上发表的“反共言论”，威胁他说，“你是有前科的，老实点，再要随便写东西，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抓你。”
几经转折来到美国
在警察威胁之后，戴建军承认自己很害怕，便跟团旅游去了塞班岛(免签证)，找到当地人权办公室要求申请庇护，但对方表示，塞班不能办理政治庇护，要2015年后才能和美国法律接轨。
没办法，戴建军只好先回到中国，之后通过花钱给蛇头办理商务签证来到美国的洛杉矶。
幸遇良心人权律师肯尼斯·高
拥有UCLA法学院法学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博士双博士的肯尼斯．高律师，办理政治庇护、移民、民事诉讼案件长达15年，经验丰富。更为可贵的是，他对来自极权社会受苦受难的人抱有极大的同情和热心。
戴建军的亲身经历令人唏嘘但却没有多少文件记录，肯尼斯律师认真听取了戴建军的讲述，并对案子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肯尼斯律师找到大量中国劳改营的清单和历史数据，包括戴建军童年所在的劳改营，交给法官。肯尼斯律师对戴建军关怀有加，主动带着他寻找人权团体，寻找证据，积极的帮助他在美国依照法律获得保护。
肯尼斯·高律师表示，所有投奔自由美国的，曾受到不公对待和迫害的中国人与华侨，他都愿意提供最专业和用心的服务与照顾。也因此，肯尼斯．高律师被他的很多客户称为可以信任和托付的良心律师。
邪恶无法扼杀善良
虽然从出生就在劳教所里被关押、欺凌，受尽折磨和苦难，虽然有一些恐惧和阴影，但戴建军的内心一直保持着正义、善良和乐观。
来到美国，观看了美国的独立日游行活动，戴建军非常感慨：“美国人爱这个国家，是自发的，真心的。不像中国人，这么多年到哪儿都是跪着、恭着腰和政府说话。什么时候，中国人也都能像人一样挺直身子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他也看到中共对社会道德的败坏，以及这种破坏都延伸影响到海外。
“你造毒米害我，我造假酒害他，整个社会变成了这个样子，都是中共的统治把人变魔鬼。”甚至在海外的华人中，戴建军也遇到一些人利用家庭旅馆、职介所、律师楼骗钱的现象。对此，戴建军也没有气恼怨恨，因为他知道，华人的道德败坏很大程度上是中共造成的。
“我希望我能用真诚和善良慢慢的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一开始被人当作傻子，希望中国社会在道德和体制上都能早日有一个全新的改变。”
在说话时，戴建军的两眉之间一直有一条深深的皱纹，里面包藏了他从小经受的苦难，也深含了他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忧虑。
祝愿戴建军和与他类似的千千万万受中共迫害者，都能早日获得身心的轻松自由，不再有恶梦，而对中国的期待，能尽早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