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12月19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冯伯睿报导/大纪元记者萧桐翻译）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前苏联成员国开始了脱苏、脱共的风潮，人们开始紧跟波兰团结工会运动（Poland’s Solidarity Movement），纷纷摆脱共产主义的压迫。近30个国家经历了痛苦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型。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成为例外，他们的经济体制直接转变成在私有制和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今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成功摆脱共产枷锁后，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一定会以某种方式，自然过渡到市场经济。其中，大部分会在国内实现民主制度。
一切已经预先确定？当然不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在美国华盛顿出版的新书－《大重生：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The Great Rebirth: Lessons from the Victory of Capitalism over Communism）告诉我们：倒退和逆转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2014年5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布达佩斯主办了为期2天的研讨会，邀请当时的部分改革参与者，对改革的过去和未来进行思考。这些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在各自国家的“伟大复兴”中，作出卓越成就的贡献者，在研讨会中探讨了各自的心路历程。随后该研究所将研讨会的观点和想法集结成册，希望通过这种形势把这些伟大转型中的闪光点，在其褪色之前记录下来。
改革者
14位学者共同撰写了本书，其中一位是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Leszek Balcerowicz），他曾担任波兰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并在1989年发布了一个杰出的经济改革方案。尽管自称“被赶鸭子上架”，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在担任波兰副总理时，他领导了波兰最大的市场经济转型，他的经济改革措施对其他国家的过渡转型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财政部长，1992－1997年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理，2003年和2008年两度当选总统。马尔特．拉尔（Mart Laar）曾是爱沙尼亚的银行监事会主席，后来担任爱沙尼亚总理和国防部长。安德斯．艾斯仑德（Anders Åslund）曾在俄罗斯任经济顾问，后来到乌克兰就职。西蒙．扬科夫（Simeon Djankov）曾任职保加利亚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12月3日，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座谈会中，本书的编辑阿斯伦德和迪扬可夫与巴尔采罗维奇一同介绍了该书。
私有化
通过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领导的非国有化经济改革相比较，人们可以了解波兰的改革规模有多大：当时英国有三十多家企业进行了非国有转型。迪扬可夫指出：“巴尔采罗维奇计划中，波兰有近1000家企业同时进行私有化转型。在俄罗斯，‘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计划要求的超过15万的企业私有化。用捷克总统克劳斯的话说，‘我们没有民营经济’。”
打乱共产党精英
经济改革者完全同意克劳斯的观点：“我们认为对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系统的无条件清理应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把这个想法作为我们的出发点。”
阿斯伦德写道：“旧共产党精英极其伪善，他们要求人们必须服从一种没人相信的意识形态。”
他写道，大多数与会者赞成“净化法”，即对前共产主义政府官员的彻底清除。在中欧和东欧，通过实现“净化法”，政府的腐败减少，民主性增强。与此相反的是现在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前苏联，那里“无情的共产主义精英”正在阻挡改革。
“爱沙尼亚进行了对旧的机构和人员最彻底的净化，迅速成为所有脱共国家中，最廉洁的。”阿斯伦德表示。
保加利亚的情况与此完全相反。共产党在保加利亚更名为社会主义，并于1994年，2005年和2013年多次执政，这一现象没在其他任何东欧国家发生过。因此，在前共产党人赢得选举时，保加利亚的改革向着完全不利的方向倒退转变。
清除秘密警察
前共产党秘密警察带来的危害性，是改革必须进行的重要决定因素。
“不透明”，“违法和残暴”，秘密警察与犯罪组织“官贼勾结”，这一现象在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尤为普遍。阿斯伦德认为，对秘密警察的清除是重中之重，改革的其他敌人，如国有企业或军方的顽固程度完全无法与之相比。
迪扬可夫写道，前保加利亚秘密警察是共产主义统治下，最严密的组织机构，它接管了其国内主要出口企业和银行部门的经济管理部分。该接管模式有助于“秘密警察成员组成有组织的贩卖毒品和武器的犯罪网络”。
迪扬可夫认为，保加利亚转型最大的败笔，就是在转型第一年，没能对前秘密警察机构实行“净化法”（Lustration Law）。
迅速采取行动
这些改革，比如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必须“尽可能快地同时实现。“阿斯伦德写道。这一点，在转型的第一年尤其重要。巴尔采罗维奇将此称为“非凡的政治（Extraordinary Politics）”，并认为这是波兰能在1989年至2013年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以上的秘诀。
在这个转型关键期，改革和“寻租行为（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中饱私囊而对经济系统进行掠夺）”之间常有对决出现。“改革在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取得了胜利，而在前苏联‘寻租行为’占了上风。”阿斯伦德说。新闻发布认为“快速大胆的经济现代化模式，比缓慢、渐进的方式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巴尔采罗维奇认为，速度意味着在机遇的窗口打开之前，经济学家已经做好准备。“你必须做好准备。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改革成为可能。”阿斯伦德在论坛上表示。
民主至关重要
阿斯伦德援引了对22个脱共国家的分析，证明了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和市场经济改革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波兰、斯洛伐克、捷克、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文尼亚10国已成为欧盟成员国，并拥有高自由度和低贪腐问题。
这是因为，市场化改革需要通过许多有争议性的新法律。通过人民的意愿选出的立法者，能够让改革顺利进行并遏制腐败。
相比之下，前苏联加盟国，如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则获得了高度专制带来的高度腐败。
阿斯伦德认为，俄罗斯是缺乏议会的多数席位造成经济改革法例无法通过的范例：1991年，因为改革支持者在国会占少数，俄罗斯经济改革几乎一事无成。1990年3月，俄罗斯其他民主党派产生前，议会就已经由选举产生。“86%的议会成员是共产党员。”到1991年，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时，不幸的是，有三分之一议会成员是铁杆共产党人，三分之一是民主党人，另三分之一是“墙头草”。
其他4个国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还站在“中线”上。希望他们能够走向法治、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远离腐败和专制。
“目前，最有希望进行新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国家，是乌克兰。”阿斯伦德说。
（英文原文：http://www.theepochtimes.com/n3/1127674-25-years-ago-dismantling-the-communist-states）
责任编辑：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