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家庭的Mysig时光
我试着回想自己和台湾家人Mysa的回忆，大概用手指头数得出来。对于妈妈含辛茹苦的奉献，我曾感到沉重；妈妈眼中的担忧、嘴里的叨念，让女儿把许多内心话都吞下了肚里。
刚毕业时，我曾经在瑞典当了一年的保母。我照顾的两个孩子的爸爸是机师，妈妈是空服员，当两人都必须离家工作时，就由我去幼稚园接六岁的苏菲和两岁的卢卡斯回家。每次我忙着煮饭的时候，苏菲总会走过来跟我再三确认：“我们等一下要一起Mysa哦！”
Mysa是一个瑞典特有的词，形容词态是Mysig，可以形容一个环境很舒适平静，也可以形容人与人之间舒适的相处。动词态Mysa，则意指人们一起度过亲密愉快的时光。我一开始以为Mysa的意思就是相处，觉得很纳闷，我人不是一直待在这里吗，为什么苏菲还要特别过来跟我“预约”相处呢？
吃完晚饭，收拾好厨房，苏菲宣布Mysa开始。我和姊弟俩爬到沙发上，念一本书给他们听，也聊着在幼稚园发生的事。那时我懂的瑞典语还不多，记得有一次我听不懂“荡秋千”这个词，苏菲二话不说跳下沙发表演荡秋千的动作给我看，把我和卢卡斯逗得乐不可支。Mysa结束时，苏菲总会说：“Oh, it was mysig.”（跟你度过的时间真开心。）
家人间以血缘联系的情感，是全人类共有、放诸四海皆准的。但是其感情根基，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下所呈现的面貌都不尽相同。我以前从没有细想过台湾的家庭观，反而是当身处在瑞典这个陌生的环境时，才开始反思从小视为理所当然的台湾家庭模式。这篇文章是我单纯从家人的角度出发所做的观察，有发现，有感动，也尝试从制度面去思考。
和家人相处太久会累？
我先生和家人见面并不是非常频繁，但是每一到两个月总会记得要聚一聚。今年仲夏节（注：夏至来临时的庆祝活动，是北欧的重要节日），婆婆从几个星期前就开始安排家庭聚会，张罗得不亦乐乎。结果前一天，先生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只听她带着浓浓鼻音说：“我得了重感冒，聚会先取消吧。”我先生说：“那你好好休息，我们择期再约。”我听了急着说：“你妈妈生病了，我们更应该要去探望她呀！”我先生说：“她现在没有精神，我们去枯坐在她旁边，她也不会觉得Mysig。”
后来婆婆病好了，我们约她和先生的弟弟、弟媳来家里吃饭。吃饭时我们聊到了人生中的抉择，大家轮流说着那些让自己思索“如果当时选了另一条路，现在会是什么光景？”的人生分歧点。这个话题似乎触动了婆婆的心弦，她打开话匣子，向大家述说了许多年轻时的回忆，我听得津津有味。不过看得出来在座的儿子们都已听过这些故事许多次了，但他们还是耐心听着，偶尔还会开玩笑挖苦她。
后来不知为什么我说起了朋友的LINE账号被盗用，要我去买iTunes点数卡的事，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婆婆一个字都听不懂。经过大家费劲唇舌解释，婆婆才说：“所以那个诈骗集团的人很喜欢听音乐啰？”大家哭笑不得。接着又聊到了政治，这个家庭每个人的政治倾向都有点不一样，针锋相对了一阵，最后也一笑置之。天南地北的聊到了深夜，婆婆突然走到门口穿起外衣和鞋子，笑着跟大家说：“It was mysig，谢谢你们。”然后很干脆的回家了。后来我开始思考Mysa这个词的意义。问瑞典人，他们答不上来，对他们来说Mysa就是Mysa，于是我只好用自己的语言逻辑去理解。Mysa就是人们在日常问候与关心之余，和他人进行的纯粹的交流。我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七分心思放在家务上，只有三分放在苏菲和卢卡斯身上，但是和他们Mysa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要投入百分之百的专注。这种交流看似放松，但也不能完全放松，必须耐心倾听，努力理解，时时确定大家都是主角，也没有人高高在上。因为是家人，所以毫不保留的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因为是家人，所以意见不合也笑着包容。这样的交流很愉快，但时间拉太长会有点累，所以重视的不是量，而是质。
和家人相处太久居然会累？这种说法也许会让台湾人觉得太“见外”了。台湾的家庭相处模式，就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是一种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角色扮演，是一种陪伴和责任的混合体，而最高的情感表现在于羁绊和奉献：例如给孩子煮的一碗面，几句叨念，抑或是付给补习班那叠厚厚的钞票，买给爸妈的按摩沙发……这种羁绊和付出的表现，又何尝不真挚美丽？
两种模式各有其渊源，也各有优劣。刚来到瑞典，看到夫妻五五分帐，大部分父母亲不会帮下一代存钱、买房，孩子也没有所谓“尽孝道”的观念。看到婆婆在孩子接连离巢，并和公公分居以后，独自住在一间小公寓里。有时我觉得，似乎台湾的亲情温暖多了？
记得有一次上瑞典语课，课堂上大家讨论到家庭价值。班上一位中国同学很激动的说：“我觉得瑞典人的家庭根本没有爱！我老公刚毕业，还在找正式的工作，我公公婆婆明明有钱，居然不资助他，让他去工厂打工！他们明明有能力帮我们付房贷头期款，却忍心让我们租房！他们这么对孩子，怎么期待孩子以后孝顺他们？”在座的欧洲同学听了哑然失笑，而来自亚洲和中东的同学们却点头如捣蒜。
其实，瑞典年轻人不管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在找到正式工作前，在基层行业打工的情况非常普遍。我先生硕士毕业后一边投履历，一边在利乐包工厂的生产线上折饮料包装；我的硕士班同学毕业后，有的在养老机构，有的在超市柜台打工。按当时景气和工作职缺多寡而定，有时这样的临时工一做就是一年半载。瑞典年轻人不问职种，积极加入劳动市场的现象，体现了社会民主主义强调“劳动”的理念，这是和许多人对福利社会“好逸恶劳”的印象背道而驰的。
“东方人比西方人更重视家庭价值”，这句话说起来很顺口，但是越想破绽就越多。没错，东方家庭成员基于传统角色分配的使命感，对彼此的付出一般来说比西方家庭来得多，然而这难道就是“重视家庭价值”吗？西方国家的个人主义让人们时而跳脱了儿女、父母等传统角色，也不啻是为人们打开了另一个交流模式的窗口。我认为这其间家庭价值并未因此被削弱，而是转型了。
先生的小弟和弟媳交往十余年，公婆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什么时候要结婚，什么时候要生孩子，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信任和深刻的了解。几年前，怀孕数个月的弟媳不幸流产，小弟打电话和婆婆报告，婆婆故作镇定，简短回答：“知道了，要她好好休息。”就挂了电话。挂了电话之后，婆婆一个人坐在阳台静静流泪。过了几分钟，小弟又打了一通电话给婆婆，问她心情怎么样。婆婆边哭边说：“其实我很难过。”小弟说：“我知道。”婆婆又说：“我难过的不是孩子，而是感受到你们两个人心里的痛，为你们心疼。”小弟说：“我知道。”
理解了Mysa的意义后，我试着回想自己和台湾家人Mysa的回忆，大概用手指头数得出来。对于妈妈含辛茹苦的奉献，我曾感到沉重；妈妈眼中的担忧、嘴里的叨念，让女儿把许多内心话都吞下了肚里。小时候长辈问我考上哪所学校，长大了改问我何时结婚、何时生子……各种传统角色的期待，就像一道解不开的紧箍咒。
轮流为奶奶写日记
先生的奶奶在另一半过世后，一直独自住在公寓，接受家庭到访服务。根据实际需求，家庭服务人员会定时帮她买东西、做家事，或是一起散步、聊天。照顾老人，也是瑞典学生主要打工兼职的项目，我有不少朋友都曾担任家庭服务员或养老院的员工，这个工作固然辛苦，却也不乏温馨的互动。
一位朋友常在研究这个星期要为她照顾的老太太梳什么发型，她说那个老太太有一头雪白的长发，帮她梳头就像在帮芭比梳头一样有趣。另一个朋友很喜欢听他照顾的老人讲述五、六○年代的瑞典社会，就像在上历史课一样。记得有一次我在瑞典药局买了一包海绵，觉得大小质料都很适合用来清洁厨房。后来陆续几个朋友来家里玩，友人看到我用那种海绵擦拭流理台，都惊讶的说，那是用来擦老人屁股的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种海绵是专为老人照护设计的，而且在许多养老设施中都十分常见。看似养尊处优、在富裕国度里长大的瑞典年轻人，竟然有这么多人亲手擦过老人的屁股，这是一种多么谦卑的经验。
后来奶奶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从公寓搬进了养老院。奶奶的三个子女也都各有三个子女，一到会客时间，总有家属来探病陪伴，有时甚至把她小小的客厅挤得水泄不通。每次去探望奶奶，就看到护理人员忙进忙出为奶奶打理生活，家人们主要是坐在一旁陪她聊天。奶奶的房间里有一本册子，每一个去看奶奶的家人都会在册子上写下他们去看奶奶的情景。奶奶说了什么、心情如何等等，都翔实记录，这样下一个来看奶奶的人，就可以掌握她的情况，以及合适的话题和她互动。
有一次我坐在奶奶房里看着大家有说有笑，突然体会到不同领域的社会福利，是如何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育儿福利，所以每个家庭多生几个也不担心；因为劳工权益受到保障，所以大家有充分的休闲时间分配给奶奶和其他家人。尽管会客时间有限，但每分每秒都是扎扎实实的Mysig时光。而在台湾，有多少同住的亲人，因为生活压力早出晚归，彼此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或在难分难解的经济链中，让本应单纯的感情染上了铜臭味？
西方国家对社会福利的重视程度高低不一，却普遍能看到相对自由开放的家庭秩序，如前文所述，我认为这和民主价值的渗透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大前提下，高度的福利制度又更进一步的重新定位了每个家庭和个人：以社会资源制衡家庭差异、缓和阶级复制，并结构性的解放了传统的性别角色。
再回到奶奶。奶奶一直都独立开朗，然而到了最后几次探访，看得出她的身心越来越脆弱。每当会客时间差不多要结束时，奶奶那双已经几乎看不见的双眼中会闪过一丝寂寞。虽然她嘴里会不断重复：“你们下次什么时候来？”但是到了说再见的时刻，毅然挥手道别的奶奶，总是让我刮目相看。最后一次去看奶奶的时候，我把那本册子翻开来，看着一页页密密麻麻的纪录，以及字里行间透出的关怀和深情，不禁红了眼眶。我开始想，等自己老了之后，能不能像奶奶一样压抑自己对家人的担心以及对陪伴的渴望，以求给彼此更多的空间？在台湾，照顾老人是另一半、媳妇，甚至是印佣的责任吗？而当老人的“家人”又是谁的责任？台湾人真的比瑞典人更重视家庭吗？@
摘自《幸福是我们的义务》 圆神出版社 提供
责任编辑：颜静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