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教育大跃进 评教授以产量多少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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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10月01日讯】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是全方位的,教育领域也受到了影响,出现了教育大跃进,当时被称为“教育革命”,而这场革命亦是随后爆发的文革教育革命的预演。大陆学者魏曼华撰写的《反思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对此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亦参考了部分内容。

教育大跃进之全民办学

1958年3月,中共教育部召开第四次教育行政会议。据《教育大事记(1949-1982)》中称,“会议的目的是反掉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大跃”,而“为了保证教育工作的大跃进……首先要破旧思想……打破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从单纯业务观点、‘权威学说’、国际标准等束缚中解放出来!”

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全民办学,即通过发动群众大办教育。河南省是大跃进的急先锋和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教育的大跃进也冲锋在前。在各级部门和媒体的鼓动下,首先是长葛县提出在一年之内普及小学和初中,紧接着,一些地区三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普及了中小学教育,速度一个比一个快。

比如《人民教育》1958年第4期中的《郾城县白坡乡7天普及了初中和小学教育》中记述到:白坡乡在7天的时间里,办起了民办小学25所,入学学生1025人,业余中学3所,学生231人。建校速度快,而且省,“没盖一间房子,没做一张桌子……开办费也做到最节省的地步。西坡李村只花了一角二分买了一盒粉笔就开学了。全乡……共花了3元5角钱”。

白坡乡的办学经验很快在河南、乃至全国得到宣传,不少地方纷纷学习,称“乘卫星、跨火箭”,要以“闪电的速度”、“光速”,在半个月或者10天之内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除文盲。

如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1.1万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9所专科学校。

当年的《人民教育》社论更给出了惊人数字:“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据19个省的不完全统计,民办中学和各种民办职业中学已创办55361所,入学学生达268万余人。”

与此同时,工厂、企业等也大办学校,甚至有的工厂、人民公社宣布,已经办成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农村的中小学全部下放给农村人民公社领导管理,后来,民办小学、大队办的农业中学等全部由生产大队管理。农村教育被排除在中共政府投入之外,号称“人民教育人民办”。缺乏政府投入的农村教育此后走向了凋敝。

教育大跃进之高等教育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称“全国应在三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应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然后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事提高工作。”

15年普及高等教育只能说是疯狂。随之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开始。一些学校办起分校或者分出部分专业独立建校;一些依托科研所农场办高校;一些中专升为高校;还有些县办起了红专大学,甚至连工厂、人民公社、机关也办起了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红专大学、劳动大学等。这些新兴学校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短短一个月,成绩“斐然”。10月1日,《光明日报》报道称:“我国教育事业以空前速度获得巨大的发展……本年新办高等学校八百余所,全国已有高等学校千所以上,在校学生比1957 年增长三分之二以上……许多省初步建成了自己的包括综合大学以及工、农、医、师范等高等学校在内的高等教育体系,很多省份决定在15年内普及高等教育。”

同日该报发表社论,题为“全民办学,全民上学,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说“我们将以一个高度文化出现于世界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2011年2月《炎黄春秋》曾发表了98岁高龄的刘绪贻先生《亲历大跃进中的湖北教育革命》,文章记载了当时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提出的目标就是“县里面都办综合大学”;在学制问题上,他主张多轨制;在制订教学大纲与教材的问题上,主张在中共领导下,由教师、学生合起来制订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等等。而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

康生指示:评教授以产量多少为标准

1958年7月至10月,臭名昭著的康生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到北京与河南省的一些学校视察“教育革命”的进展情况。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大办学校,可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1958年至少要办100座这种亦工亦学的学校。至于有没有条件办,他不管。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吗?

关于评教授,康生亦有怪论。他在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这样的评选标准古今中外都属奇葩,而这也估计只有如中共这样的专制政权才能想出来的吧。

教育大跃进之以劳动代替教学

大跃进中,马克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述被当作教条,中共大力提倡教学方式的革命,即增加劳动时间,以劳动代替教学。在城市,中小学生的劳动是木工、电工的绕线、焊接、缝纫、洗衣等,在农村是种粮、种菜、养鱼、施肥、锄草、饲养动物、翻地等。大学中有些劳动与专业有关,如工科院校、农学院校的劳动,诸如制造汽车、拖拉机、机床、织布、种试验田等。在此期间,城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师生,分批上山下乡“劳动锻炼”,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少师生还参加了大炼钢铁活动。

中共媒体披露,“据20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到了1958年10月,有397所高等学校共办工厂7240个,13000多所中专、中学共办工厂144000个,有22100所学校建起小型炼铁炉、炼钢炉86000多座。这样,一些地方的学生和教师成了单纯的劳动力,原有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被搁置一边,用生产代替了学习,严重的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教育大跃进之发动群众编教材

根据1958年中共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高等学校的教材,应该在党委领导下采取党委、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法,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认真予以修订。”

在这样的指示下,各地新编教材、讲义层出不穷。大学各科教材十几天或几个月就能编出来,速度惊人。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师生,成立了256个教学改革小组,经过半个月的奋战,编写出169种新的教学大纲。南京大学法文专业四年级学生16人四天编成一本《法语会话》教材。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编写出《中国文学史》。清华大学机械、电机、土木、水利、建筑、动力等六个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编写出教材、教学与科研参考资料等共95种……

高等教材如此,中小学教材也是如此。如河南省“只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就新编了高等、中等、初等三级农林学校整套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

结语

教育“大跃进”除了上述所言,还有学制改革上的跃进。这些“大跃进”所打造出的高等学校的“蓬勃发展”,不过是一种假象,大跃进已结束,这些高校都瞬间消失了,而其对教育造成的危害却是巨大和深远的,可以说是文革彻底摧毁教育的前奏。没有人否认,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中共,而中共对教育的摧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90年代末掀起的又一拨高校“大跃进”所造成的后果今天已经显现。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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