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12月24日讯】纪念前苏联时期受政治迫害者的纪念碑“悲伤墙”，2017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落成揭幕，俄总统普京出席了揭幕仪式。这是俄罗斯第一座用青铜雕塑的国家级纪念碑。
“悲伤墙”造型是一堵弧形的断墙，由许多参差不齐、面目不清的人形构成。纪念碑设计者、雕塑家乔治·弗兰古里安说了他的设计理念：一个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像割草一样扼杀了许多无辜者。在墙中间设计有一些缝隙，人们可以走进去，在漆黑一团的压抑氛围中，亲身感受历史的重压。
普京签署政令在莫斯科建纪念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各地竖立了不少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纪念碑。然而，设立纪念日二十多年来，在俄罗斯始终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国家级的高规格纪念碑。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百年临近，如何面对前苏联的罪恶历史？这是无法回避的重大命题，每个人都需要选择。
历经多番诉求，普京终于签署了在莫斯科建纪念碑的政令。“悲伤墙”如期完工，并在纪念日时隆重举行了揭幕仪式。这一举措，向世界发出明确信号：苏共滥杀无辜的罪恶历史被否定，十月革命发源地及其邪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否定。
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批准了永恒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国家政策准则。这份文件提到应该创造条件，让人们自由查阅同政治迫害有关的档案档，保护好相关的纪念性建筑，同时在新闻媒体和学校的教科书中更多地介绍同政治迫害有关的历史。
苏共1918年开启了列宁推崇的暴政杀人史
苏共在俄国实施红色恐怖。苏共早期领导人基诺维耶夫在1918年4月曾表示，布尔什维克政府应该团结（当时）全国1亿人口中的9千万人，剩下的1千万人应被消灭，全场随后立刻响起热烈掌声。斯大林在1930年代所领导的苏联“大清洗”，曾剥夺了成千上万官员和民众的生命。在十月革命之后到苏共垮台前夕70多年的苏共统治期间，苏联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数估计达到1千2百万人。
分析人士说，这一数字不包括人为因素造成苏联几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亚‧尼‧雅科夫列夫在著作《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中写道：“仅仅这个世纪（20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镇压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亦说：我认为共产主义在苏联国土上试验了70年，是人民的一场悲剧！遗憾的是这个主义发生在我们国家！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美丽、愚蠢的乌托邦，虽然还有些国家虚伪地坚持，但我相信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慢慢发现这个事实的。
1918年，苏俄共产党开启了共产主义暴政的杀人史。从列宁极权到斯大林时代，苏共制造了很多惊人的罪恶大屠杀：镇压工农起义、消灭富农、体制性大饥荒、迫害宗教、迫害异己、内部清洗和虐杀、臭名昭著的劳改营、卡廷屠杀案等等。1924年在柏林出版的《俄国红色恐怖》一书中的关于“阶级斗争”问题。
书中说，在阶级斗争中，布尔什维克把其政治对手和思想对手及众多的非顺民都划入敌人的行列，并加以消灭。铲除对布尔什维克权力进行任何挑战或抵抗的所有人群，这项政策不只适用于持有相反政治观点的群体，也包括诸如贵族、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神职人员等社会群体，以及军官和警察等职业群体。
20世纪发生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规模屠杀，估计造成的死亡总人数大约为8500万到1亿人之间。大屠杀不仅包括大规模的杀戮或清除政治对手的内战、恐怖活动和各种政治运动期间的处决，还包括了因为战争、饥荒、疾病和累死在劳改营的人数。这些丧失性命的人，一并归类于“大屠杀”、“政治灭绝”、“阶级灭绝”、“群体灭绝”或“种族灭绝”。已经记录在案的最高死亡人数就在中共、苏联和红色高棉柬埔寨。
苏共屠杀哥萨克民族，犯有“种族灭绝罪”
历史上，苏共政权对哥萨克采取了“非哥萨克化”政策，它在19世纪20年代对哥萨克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和迫害，这导致了哥萨克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群体近七十年的沉寂。哥萨克人作为在特定地区已经稳固植根的一个人口群体遭到铲除，男人被枪决，老人和妇孺被放逐，村庄付之一炬或移交给新的非哥萨克居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非哥萨克化(расказачивание)”的秘密决议，没收哥萨克人的土地和财产。
秘令中还指出，“实行肉体消灭是同上层哥萨克进行坚决斗争的唯一正确方式，不允许有任何妥协和动摇。为此，必须采取如下措施：(一)对富有哥萨克实行大规模肉体消灭；对直接或间接参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采取大规模红色恐怖行动；对哥萨克中间分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他们产生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任何企图。(二)将哥萨克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一律充公，上缴到指定地点。(三)规定期限上缴武器，对在上缴期满后发现依然持有武器的任何人解除武装，予以枪决。”
据史料统计，仅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受到迫害镇压的顿河和库班的哥萨克达2·5万~4万人之多。在1920年代末大规模农庄集体化时期，以及后来的大清洗和民族流放中，受到逮捕和驱逐的哥萨克族有近30万人。1917年，哥萨克人口为450万，而据2002年俄联邦的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哥萨克人口仅为140028人。
苏共屠杀富农，犯有“阶级灭绝罪”
苏共在1930至1932年间开展“非富农化运动”。根据为此运动发布的官方命令(以及当局的宣传)，其主要目标是要“铲除富农阶级“。抵抗集体化的富农遭到枪决，其它人则与妻儿老小一起被放逐。但在西伯利亚或边远北方蛮荒地带强迫他们劳动，让他们几乎没有生存的机会。数万人在那里丧生，准确的受害人数迄今未知。
利用大饥荒杀人是共产国家的一大发明，“大饥荒”是共产政权杀人的秘诀。乌克兰政治家和学者指出，1932至33年间在乌克兰发生的大饥荒是苏共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因为大部分擅长耕作的农民被划为“富农”，并将他们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然后斯大林政权搞农业集体化。这导致乌克兰农业生产迅速下降，1932年的粮食产量暴跌。
1932年到1933年的冬天，乌克兰的粮食供应被中断。在乌克兰周边圈起了一道警戒线，任何人无法逃离。起初，乌克兰人依靠家中贮存的蔬菜和土豆充饥。可是，苏俄政府动用了征粮队，把各家各户仅存的蔬菜土豆全部抢走。从乌克兰人家中抢走的口粮被苏俄政府出口到欧洲，大饥荒时期竟然是苏俄向欧洲出口粮食最多的年份。
很快，大批农民陆续饿死，许多地方出现了吃人肉的惨剧，还有村民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食用。农民被禁止进入城市搜寻或购买食物，很多人饿死在铁轨上和铁路旁。
大饥荒过后，乌克兰有上百万的儿童失去父母，成为孤儿。有的孩子进入了克格勃守卫的领地捡拾麦穗，被当场枪毙，故意将乌克兰富农的孩子饿死。无家可归的孩子，只好去各个城市乞讨谋生。斯大林政府认为，庞大的儿童乞丐损害了苏联的光辉形象，于是决定集中“解决”他们。把这些儿童关进了少管所，很多孩子死于野蛮虐待。斯大林还曾签署命令，对12岁以上的儿童“予以枪决”。
据不同的统计数字，有240万至750万人死于大饥荒。有数据显示：乌克兰在1932-1933年，每分钟就有17人死亡。每天就有25,000人活活饿死。死亡者平均年龄，男性为7岁，女性为10岁。而且遍布乌克兰大小城镇，在当时的乌克兰首都哈尔克夫市的大街上随处可见饿死者的尸体。
苏共对种族的灭绝或对阶级的灭绝同样都没有人性。它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灭绝集中营、使用瓦斯、以及火化是一样的残酷。但是，这突显了许多共产政权的一个特别现象，即系统地利用饥荒作为武器。这些政权以控制全部粮食供应为手段，并且极为狡猾地按每个人的“功劳”或“过失”分配粮食。这是自1918年以来，唯有共产国家才出现过的这种饥荒，其死亡人数达到数十万，有几次甚至是数以百万计（1959-1962在中国，则是数千万计）。
苏共屠杀抗暴民众，犯有“政治灭绝罪”
统治者妄顾民生权利，民众怨恨积累太多，反抗暴政举行起义,人性泯灭的统治者对民间的抗争采取无情的暴力镇压，产除一切政治隐患，唯恐颠覆国家政权，对所有的工人罢工或农民反抗都以逮捕和枪决的方式镇压下去了。这种恐怖的“政治灭绝”方式是共产党国家的一贯做法。
苏共镇压奔萨农民起义。1918年夏天，苏联政府采取了从农民手中强迫征粮的严厉措施。8月5日，奔萨农民爆发了反抗征粮的起义，武装抗争传播到周边地区。8月11日列宁的电文中说：吊死地主、富人和吸血鬼，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抢走他们的全部谷物。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
苏共镇压坦波夫武装起义。坦波夫省是俄罗斯最富饶的省份之一。该省的农民一直消极抵抗列宁的粮食政策，之后发动了公开的武装起义，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自卫军。1921年，苏军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率部队进行镇压，使用重炮和装甲列车屠杀村民。1921年6月21日，苏共政府“反匪徒委员会”建议动用毒气攻击“匪徒”。图哈切夫斯基和奥夫塞恩科于1921年6月21签发命令，明确写道：“土匪藏身的森林要使用化学武器清理，用的剂量要仔细计算以保证气体充分渗入森林，不能让任何人存活。”毒气的使用“从当年6月末一直持续到秋天”。
苏军动用了4.5万名士兵、706挺重机枪、铁甲列车以及18架飞机，用毒气与大火把坦波夫地区的一大片土地变成了无人区。在这次恐怖镇压中，估计有大约10万农民起义者和他们的家属被囚禁或被流放，可能有15,000人被处决。1921年9月，苏共军队在掌控了坦波夫省的局势之后，开始了“清洗”工作。凡是参加过暴动的人统统被枪毙。
苏共折磨处死受难者，犯有“酷刑罪”
“契卡”是共产党国家秘密警察机构的前身。“契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无边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公民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判处有罪关押、流放乃至枪毙。根据《契卡周报》和其它官方文献列出的集体枪决名单，仅仅从1918年到1922年2月，苏共杀人不少于200万。法国小说家、俄共党员HenriBarbusse曾和斯大林在一起，他回忆道，“当地的‘契卡’总部没有一天不枪毙人。”夜里，卡车的引擎持续空转，为的是让轰鸣声压住枪声和受害人的尖叫声。死者被装进麻袋后掩埋。
“契卡”还发明了各种折磨“敌人”的酷刑。在不同地区，“契卡”人员使用不同的刑罚折磨和处死受难者。据知情者说，“敖德萨的‘契卡’人员将白军军官用铁链绑在木板上，缓慢地送入熔炉或盛满沸水的储槽，或是用绞盘撕为两段；在哈尔科夫，活剥头皮以及活剥手上的皮成了家常便饭——将受害人手上的皮剥下来做成‘手套’；沃罗涅日的‘契卡’人员将赤裸的受害人放进里面全是尖钉的大桶，然后进行滚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契卡’人员把受害人钉上十字架或是用石头活活砸死；察里津与卡梅申流行‘锯骨头’；波尔塔瓦和克列缅丘格的‘契卡’人员将神职人员躯体刺穿，活埋暴动农民；基辅的‘契卡’人员将老鼠笼子固定在受害人的肛门那儿，打开笼子门，再用火加热铁丝笼子，老鼠便不顾一切地啮咬撕开受害人的肛门，钻入受害人的肠子逃生。这些酷刑可以持续几小时，有时甚至持续到次日，直到受害人死亡”。
苏共屠杀平民，犯有“反人类罪”
作为对人类和文明犯下的“反人类罪”，纽伦堡法庭重新定义此概念，即如第6c条所阐明：“在战争前或其间对任何平民人口的谋杀、灭绝、奴役、放逐，以及其它非人道行动；或者在本法庭司法范围内的任何罪行之执行过程中或与该罪行关联的任何以政治、种族或宗教为理由的迫害，无论是否违反犯罪行为所在国的本国法律。”
1920年底，苏共以赦免为条件诱降了弗兰德尔将军的残部。但是，在诱降之后，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经请示列宁批准，下令以枪毙或吊死的方式，集体处决了5万名白军战俘与平民。知情者说，“处决通常在监狱里的地下室内执行，有时也在城郊。扒光被处决者的衣服，由刽子手们分享他们的衣物和财物。
受害人或是成批地被机枪扫射打死，或是被个别地用左轮枪打死。被个别枪决者在进入地窖时，行刑者即用枪对准其颈后开枪。地下室里到处是尸体，浸透了血液。在城外的被处决者，是用卡车把他们拉到行刑地点的，有时还命令被处决者为自己挖坟墓。”
据目击者报告：“整个宽大的车间地上都是血，血、颅骨和一绺绺头发以及其它人的遗体混合堆积成了几英寸深的可怕物质……墙上有几千个弹孔，溅满血迹，沾着脑浆与头皮……一个长约十米，宽与深均为四分之一米的槽内盛满了血……在这个恐怖地方附近的花园内，匆忙地掩埋了127个尸体，……所有的尸体的头颅都被砸碎了，许多尸体的头颅甚至是扁平的。有的尸体完全没有头，但那头不是砍掉，而是……扯掉的。……在花园的一角，我们见到了另外一个较早的坟墓，大约有80个尸体……肚子被划开的尸体，其它则是残缺的尸体，有的被彻底地糟践过。有的眼睛被挖出了……头、脸、脖子和躯干都被刀伤覆盖……有老人、男人、女人和儿童。一个女人和她八岁的女儿用绳子绑在一起，两人身上都有枪伤。”
苏共屠杀和奴役战俘，犯有“战争罪”
1907年《海牙公约》；其中规定在战争时期，“居民和交战者依然受国家法律之原则的保护和统治，因为它们来自文明人确立的习惯，来自人类的法规，以及公众良知的规定。”
1939年卡廷屠戮波兰战俘。苏联学者披露斯大林确实下达了屠杀命令。1989年10月30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意一个由几百人组成的“卡廷受害者亲属”代表团参观卡廷纪念碑。代表团成员中还有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牧师为死者举行了安魂弥撒。
1990年，戈尔巴乔夫承认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了这批波兰战俘，同时确认了除卡廷之外的两个掩埋地点：梅德诺耶和皮亚季哈特卡。在1990年4月13日的卡廷万人坑发现47周年纪念日上，苏联官方正式表达“深切的歉意”，并承认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应为此事负责。这一天被宣布为世界卡廷纪念日（波兰语： ŚwiatowyDzieńPamięciOfiarKatynia）。
根据1990年苏联解密档案的内容，证实了在1940年4月3日到5月19日期间，有21,857名波兰战俘在不同刑场中被杀。苏共内务部战俘事务部门首脑彼得·卡尔波维奇·索普鲁年科少校在卡廷和其它地方，组织对波兰军官实施“挑选”。实际上，对他们的面试是一个选择程序：决定哪些人可以活而哪些人必须死。根据内务部的报告，如果战俘无法被引导出亲苏联的态度，他们将被宣布为“苏维埃政权的死硬敌人”。
在卡廷被屠杀的人员中有：一名海军上将、2名陆军上将、24名陆军上校、79名陆军中校、258名陆军少校、654名陆军上尉、17名海军上尉、3,420名士官、200名飞行员、300名医生、几百名律师、工程师、教师、100多名作家和记者。苏共可能确认，任何重生的波兰对苏共都不会是友好的，所以大规模屠杀波兰的军事和技术精英人才。这样，可以有效的削弱波兰的实力。
根据苏共内务部加里宁地区提供的信息细节：枪杀处决从夜晚开始到次日黎明结束。首次战俘运送始于1940年4月4日，当日共运载了390人，行刑人员发现在一个晚上处决这么多人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于是之后的输送从未超过250人。
行刑人员更多的使用德制武器而不是苏联标准的左轮手枪，内务部首席行刑员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布洛欣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刽子手。据称，他在1940年4月份的28天之内，亲手射杀了7,000名战俘，其中有些人只有18岁。
屠杀进行的有条不紊。受刑者的个人信息被检查后，接着被拷住双手带进一个毛垫毡门的封闭小房间内。被带入小房间后，受害者会立刻被从后脑枪杀。尸体随后会从对门搬出，被转移到五六个等候着的卡车内。然后下一个受刑者被带入。处决进程除五一劳动节放假以外，几乎每夜都在进行。枪杀的声音会被整夜大音量的机器噪音所掩盖。处决计划完成后，在内务部的劳改营中依然还有22,000多名波兰士兵。
1939年卡廷屠戮波兰战俘，只是苏共“战争罪”之类事件中的一例。然而，其它一些罪恶行径却被人们习以为常地忽视了。例如，1943至1945年间被俘虏的数万名德军士兵，在古拉格劳改营遭遇到谋杀和死亡。我们也不应忘记苏联红军士兵在德国占领区对无数德国妇女的强奸。1945年战争结束时，苏联有146万犯人仍然被囚。德国战犯和东欧的反共人士又成为古拉格犯人的新来源，五年后的犯人数目升至256万。鲜为人知的是，曾经有60万日本士兵落入苏联人手中，遭受数年的强制劳动。
此外，在公开进行反共产统治战争中，如乌克兰与波罗的海诸国的多个武装游击队和抵抗组织的战士们被俘后，都遭到了枪杀或放逐。。
共产主义最终目的是毁灭人类。因为它仇视人类，它不仅要杀死人的肉身，还要灭掉人的灵魂，所以它要废除一切宗教信仰，用无神论的唯物主义（魔鬼撒旦教邪说）加以取代。共产党党旗上有镰刀和锤子，镰刀代表死亡，魔鬼总是拿着一个大镰刀，那就是撒旦收割人体用的工具；锤子代表暴力（暴政），西方的雷神手中的兵器是个大锤子，砸碎宗教信仰，让人灵魂出窍。全世界共产党国家的杀人历史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上述结论。
共产政权用国家的名义施行意识形态的霸权政策，在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名义下，对数千万无辜受的民众进行系统地屠杀，对全民进行思想改造，用唯物论、党文化对全民进行洗脑，毁掉人的正信和道德。摧毁正常的人类社会。
诚如纪念碑上用不同的语言刻着“记住”一词，其中的中文刻字是“铭记在心”。记住什么？普京在揭幕仪式上说，了解并记住我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一悲惨年代非常重要。他说，当年的政治迫害波及到了每一个阶层，工人、农民、学者、神职人员、军人、公务员等都无法幸免，凭空捏造和想像出来的罪名可被用来指控每一个人，那是整个民族的悲剧。
“悲伤墙”的背后，血流成河，白骨成堆，血腥恐怖，如同恶梦不堪回首。不幸的是，多半个世纪前苏联发生的悲剧，目前正在中国大陆上演、再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重温那段历史悲剧和追思产生悲剧的原因，是让我们认清中共本质，走向未来的一剂醒脑良药。
参考数据：
普京在政治受害者纪念碑落成典礼上的讲话(全文)_搜狐历史_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02270293_683900
苏联至当代俄罗斯对哥萨克政策的演变，《西伯利亚研究》2011年第3期作者：赵凤彩
苏联共产党的杀人历史简述（上）编写：戴安
苏联共产党的杀人历史简述（下）编写：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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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