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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裴毅然教授谈“四千万饿殍”系列报导之一

“四千万饿殍” 中国人间变地狱

今天,生活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里的人们很难想像,在短短三年时间里饿死4,000多万人是怎样的一场人间惨剧。(网络图片)

今天,生活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里的人们很难想像,在短短三年时间里饿死4,000多万人是怎样的一场人间惨剧。(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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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9月06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常春、萧律生采访报导)中共建政以来,越是和平时期,死人越多。从1959年到1962年三四年和平时期就让4千万中国人活活饿死。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裴毅然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用详细的例子讲述当年饿饭的场景,再加上实实在在的统计数据,又从五个方面分析产生这场人祸的原因,不得不让人悲叹:“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共产党的天堂实际上是人间地狱

裴毅然教授在提到大饥荒场面时,用中共报刊上的话作为引子,反讽中共说的天堂实际上是地狱,饿死很多人。

“当时共产党在报纸上,铺天盖地地宣传,共产党是天堂,人民都是桥梁。而事实上描述‘天堂’的材料是这样的:

1958年,湖北当阳县跑马乡公社书记大会宣布11月7日,苏共生日那天,全乡结束社会主义,8日进入共产主义,一切以共产主义方式来办理,老百姓纷纷上街‘共产’,抢商店、私宅,还有人到幼儿园认领孩子当儿子,说,这个给我当儿子,‘儿子’也可以共产了。

河北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写到,春耕时,前面刚播完种子,后面就有人把种子挖出来吃掉。可是播种的种子上面是有毒药的,‘但是饥饿已经超过对毒药的恐惧了,宁可毒死,也要吃,因为实在太饿’。

裴毅然教授。摄于2002年。(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裴毅然教授。摄于2002年。(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一个在食堂工作的生产队队长,每次都把带回来的米饭锁在柜子里,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可是当父亲的却置之不理,导致小儿子活活饿死。一位姑娘饿死后,许多村民看到她二伯父以收尸为名,当众把女孩儿的腿割了,拿回去煮食。还有很多饥民四处打听谁家最近有死人,就把坟挖开,围着吃尸体。

河南朴阳有一个抗日模范县,老人们纷纷都先饿死了。有的家庭商量是先饿死孩子,还是先饿死大人。结论是,宁可先死孩子。因为大人活着还可以工作,稍有一点口粮,如果大人死了,孩子也活不成了。”

可是这般人间地狱,毛泽东却把原因归结于被坏人破坏,跟阶级斗争有关。“1960年开始,毛泽东就不承认这场饥荒,也不承认与马列主义有关,还把这一切与自己切断,他要的只是维护自己的伟大,光明,正确。”

死人与活人的“出路”

在这短短的几年里,不仅有很多的人被饿死,还有更多活着的人用各种办法让肚子饱一点。

裴毅然描述说,有个饥饿的犯人从坟堆里挖出死人骨头,还算是好运气。因为即使监视的人来了,把死人骨头放到屋里烧坑的火里烤著也能吃。

在锦西劳改矿队,1200多名犯人中至少饿死1001人,还没死的198人也都骨瘦如柴、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另外两人靠吞吃活剥的青蛙、蚱蜢、蝴蝶,才勉强下床走动。天津东郊茶淀劳改农场,两名劳教犯各将一根细黄瓜塞藏对方肛门,想着下工的时候带走,但是下工的时候就被发现了,就把黄瓜给拉出来了。

裴毅然《四千万饿殍——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一文中还披露,甘肃劳教农场犯人们喝光100公斤清漆。还有犯人因一下吃得太多而胀死,甚至医生也因饿极而明知故吃,撑破肚肠而死。

近日,微博上风传一组在60年代大饥荒期间人吃人的中共官方登记记录表。(网络截图)
2016年,微博上疯传一组在60年代大饥荒期间人吃人的中共官方登记的记录表。(网络截图)

不仅犯人们如此,就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燕京毕业生韩大钧(后为中科院研究员)也是饥不择食。“他在地里面挖出一窝刚出生的幼鼠,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还没睁开眼的幼鼠生吞下肚。”

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学部(现在叫社会科学院)外文所集体下放到河南息县东岳镇,军宣队号召访贫问苦。“一位房东告诉邹荻帆‘饿死人那年’,大概是60年,怎么挖死人吃,‘要是你们所长冯至来,我们都会把他吃了。’因为冯至是个胖子,肉多。”

而“七千人大会”上官员们吃饭也吃得狼吞虎咽,会议也开得抠抠缩缩。“每次吃完饭,桌子上是光光的,不论副食还是主食,全部都吃得光光的。”“会议吃饭是件大事。即使是刘少奇去安徽组开会,也要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坐不满不上饭,饭票丢了也不行。”原来接待外宾的招待会根本请不到部长,这时凡请必到。“冷餐会上,盘子一端上来,这帮高官一拥而上一抢而光。”

另外,裴毅然还讲到一个他认为很荒唐的例子。1959年新年,一学生回到山东老家,已经在路上走了20多里路,回到家肚子咕咕直叫。“老家当时是人民公社,家里没有粮食,说随便做点饭吃算了,他老娘一脸愁云跟他说,家里哪有什么东西,做饭连锅都没有,都炼钢铁了。”

裴毅然教授还说,那个时候,一外国友人回忆说:“一向友爱、礼让、谦和、宽容的中国人在那些年代变得肝火旺盛,焦躁、好斗起来。公交车等公共场地的争吵、冲突越来越常见,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抢个座位都会吵起来,因为人们没有吃的,火气很旺。”(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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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7 1:0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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