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崩坏（五）上篇

【大纪元2018年09月27日讯】

八、台商怎么办？政府如何做？

自1978年底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放权让利”以来，台商赴中国经商投资就络绎不绝。由于两岸政治对立的特殊环境，政治经济纠葛不清，台商的角色及所担负的风险也难免微妙和不确定性高。近30多年两岸经贸的演化究竟如何？在中国经济走下坡下，台商将如何因应？台湾政府又将如何作为？

(一)台湾外贸的演进

台湾是一个海岛，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自1950年代末期在尹仲容领导下，展开“第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打破保护主义藩篱之后，外贸的重要性就愈来愈凸显。以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毛额(GDP)比率来看，迄1968年已逾50％，到2006年且超过90％，迄2014年为止，除2009年外，近10年来每年都超过100％。

在中国放权让利、改革开放之后，台湾原本以美国为最大出口市场的态势逐渐转向中国，自2002年开始，台湾对中国的出口总额已超过对美国的出口总额。以2014年的数据看，台湾对主要国家或地区贸易表现延续上年增长趋势，对中国大陆及香港、美国、日本、南韩和欧洲的出口成长幅度皆高于整体出口成长。出口比重超过10%者依序为中国（26.18%）、东盟六国（18.68%）、香港（13.56%）和美国(11.11%)，惟对中国大陆出口仅成长0.41%。同期间，台湾自主要国家或地区进口除自日本及南韩外，其余均呈正成长；其中自中国大陆进口成长超过一成，较为显着。若中国和香港合计，出口比重在2014年高达39.74%，较上年增加2.83%；进口则占18.15%，增加率12.38%。

进一步观察台湾制造业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以中国自台湾的进口值除以台湾总出口值的百分率表示），就2015年的资料来看，高于整体经济（38.97％）的业别共有9个，依数字大小分别是光学；照相；计量；医学等产品（77.32％）、精密仪器；钟表；乐器(71.58%)、石料胶泥水泥陶瓷玻璃及其制品（52.37％）、电子产品（49.88％）、化学品（48.83％）、塑胶及其制品（43.55％）、电机产品（42.69％）、机械及电机设备(42.66%)，以及塑胶橡胶及其制品（39.72％）。

(二)台湾对外投资的今昔

早期台湾的经济发展曾大力依赖外援，尤其是美援和日资，迄对外贸易兴起台湾经济奇迹出现，逐渐开展“对外投资”，早已大于外人赴台投资。

根据官方统计资料，台湾对外投资始于1959年一笔对马来西亚水泥厂以机器折价所做之投资。在1980年代以前，政府“核准”的对外投资并不多。自1959年至1979年，台湾对外投资的累积金额约为59百万美元，主要投资国家为菲律宾、印尼，以及美国，而主要行业为食品饮料业、化学制品业、非金属及矿产物制品业，以及贸易业。此一阶段台湾对外投资的型态属于扩张型，亦即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海外行销据点（美国），掌握天然资源及生产所需之原料（东南亚），而在分工方式上则属垂直分工。

到了1980年代，台湾出口品结构改变，电子及电器制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产品。由于此类产品较其他出口品更需要在出口国设立行销据点，以进行建立自我品牌、售后服务等行销策略，因此许多生产此类产品的厂商纷纷进行海外投资，使得1980年代初期台湾对外投资迅速成长，此由国民生产毛额（GNP）自1983年起即超越国内生产毛额（GDP）可以得知。发展的另一个可能因素则据有关研究表示，是政府逐渐重视与肯定对外投资的重要性，其具体作法包括修改对外投资法令以降低对外投资厂商需具有的实收资本财务标准，以及对属于天然资源之开发或加工给予租税奖励。自1980年至1986年，台湾核准对外投资累计金额约二亿一千万美元，主要投资国家为美国，主要投资行业为电子和电器制品业，以及化学制品业。

如上文所述，1980年代中期起，台湾国内部投资环境迅速恶化。最常被提及的肇因，除了全面劳工短缺，造成实质工资及单位产出劳动成本上升之外，土地使用成本上升、新台币价值高升、治安恶化、生活品质低落，以及环保意识抬头等，使得对外投资不仅数量大幅增加，其投资型态与分工方式也明显改变。自1988年至1993年，台湾核准对外投资累计件数超过1千6百件，金额高达67亿美元，主要投资国家为美国及马来西亚，主要行业为金融保险业、电子和电器制品业，以及化学制品业。虽然此阶段的许多对外投资仍具扩张性及垂直分工的性质，但愈来愈多的投资则具防御性（定义于下文说明），而且具水平分工的性质。此点可由对东南亚诸国投资急遽上升予以说明。另外，政府于1987年 7月公布实施〈管理外汇条例〉，加速外汇自由化，并且于1989年大幅修改对外投资之法令，修改对外投资方式、种类、范围的规定，废除财务标准，并明订厂商之权益。这些有关法令的修改对此阶段对外投资的增加，可能也有所贡献。

台商赴中国投资是近三十多年来台湾对外投资的一大特色。为了从事经济改革，中国自1980年代起提供许多优惠条件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其中也包括台湾的厂商。但是，早期因为法令限制，许多国内厂商对中国的投资都是私底下透过香港来进行。由于依当时的法令，对中国的投资是非法的，因此官方统计资料并无台商对中国的投资金额及产业。一直到1990∕1991年，政府才公布法令，使对中国间接投资合法化。自那时起，对中国地区的投资金额及产业分配比例，才正式列入官方统计资料。由1991年、1992年、1993年台湾核准对外投资金额及产业分配比例数字可以看出，对中国投资占台湾总对外投资比例在这段期间急遽上升，由1991年的9.5％上升至1993年的65.6％。而对中国地区投资的产业集中于食品饮料业、塑胶制品业、电子及电器制品业，以及器械仪器业。

据行政院经建会(现今国家发展委员会)指出，1996年台湾对外投资不论件数、金额都创下历年新高记录，显示台湾掀起第二波对外投资热潮，反映台湾企业采取国际化的经营策略，相继赴海外设投资控股公司。

经建会分析，这项第二波对外投资热潮有两大特色，以服务业领军，与90年代初期的第一波由制造业挂帅不同；其次，第二波是为了追求国际化，第一波却是企业因应国内投资环境急遽变化，纷纷赴东南亚、中国寻求较低成本的投资地区。

1996年对外投资大幅增加，占国内生产毛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提高为1.3%，是1990年以来最高，经建会表示，就对外投资与国内民间投资金额相较，1996年对外投资占国内民间投资金额10.9%，也是1990年以来最高水准，对外投资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管道。

在1996年，美洲已取代中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对外投资地区。不过，就单一国家而言，中国仍是台湾对外投资最大的国家。经建会指出，1996年台商对外投资地区主要集中在美洲地区、中国与其他亚洲地区。

据学者们对海外投资依不同的标准分类分为各种不同形式的投资，依其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可分为三种情况，若国内与国外投资间有替代关系，称之为“古典情况”；若对外投资不影响国内资本形成，称之为“逆古典情况”；若对外投资不减少国内资本量，但能增加国外资本形成，则称为“反古典情况”。

对外投资尚可由生产产品的分工方式及投资的主要动机分类。依生产产品的分工方式分，若海外子公司生产之产品与母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层次不同，而为母公司的上游或下游产业，海内外生产为上下连贯的关系而不互相排挤，则称为“垂直投资”(vertical investment)；反之，若海外子公司生产之产品与母公司所生产者无上、下游的关系，则称为“平行投资”（horizontal investment）。若依投资的主要动机分类，则可分为“防御型”与“扩张型”两类对外投资。一般而言，“扩张型对外投资”指那些以扩充企业的营业、追求企业的成长，而常含有欲达成某特定目标之投资，如为扩大销售市场、分散投资风险、确保生产资源、地主国公共措施、租税及其他优惠措施使投资有利等；而“防御型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则是由于在本国生产的比较利益丧失，为挽救出口颓势而转至国外投资，以利用地主国廉价的劳工、土地等生产资源，在海外延续其企业生命。虽然对外投资可依不同的标准而有上述的分类，但是各分类标准并非互斥。例如扩张型的对外投资通常与母公司采垂直分工，而国外资本形成与国内资本形成是互补的。相反地，防御型的对外投资与母公司则采水平分工，而国内、外的资本形成则是相互替代。一般最常用的对外投资分类是依动机区分，亦即分为防御型及扩张型二种。

经由上述台商海外投资的历史演进，可以大略地说，台商赴海外投资起先是为寻求海外据点的“扩张性”型态；到1980年代中期，由于国内生产因素相对昂贵，加上投资环境安定性趋向恶劣，以及全球各国、尤其共产世界纷纷倒向自由经济体制，提供廉价生产因素（人力和自然资源、租税优惠等）、特别是中国更对台商形成莫大吸引力，于是防御型对外投资特性逐渐转强，并由中小企业渐渐转向大型投资案。

依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核准对外投资统计，国内核准对外投资金额于2000年达高峰（507,706万美元），之后5年趋于下降，2005年总投资金额为244,745万美元，较上年减少93,457万美元，负成长27.63%。但2006年却又大幅上涨，2007年再续涨，2008～2010年又下滑，2011年再上扬，2012年且大涨至809,864万美元，2013年滑落为523,227万美元，2014年却又反涨为729,368万美元，可见台湾核准对外投资近十年来波动起伏甚大。

同样依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核准对中国投资统计，台湾核准对中国投资金额于2010年达到最高（1,461,787万美元），之后三年趋于减缓，2013年减至919,009万美元，2014年又增加为1,027,657万美元，成长11.82%。各业别中，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对中国投资金额历年来大都居于首位，1991～2014年其投资占比18.84%；而金融及保险业自2011年起成长快速，其投资占比已跃居首位，2014年高达16.14%。随着海外经营当地化的调整，台商海外经营策略已逐步地由以往防御性的投资型态，转向以市场扩张型态来发展。

刘孟俊、陈静怡、林昱君（2006）即曾就对外投资业者海外经营当地化趋势作探讨，他们并依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历年〈对外投资事业营运状况调查分析报告〉及〈赴中国投资事业营运状况调查分析报告〉做进一步解析。他们的研究指出，在经营当地化过程中，可由“市场导向”、“当地采购”、“当地人才进用”及“技术当地化”等四个面向来观察（表1）。换言之，当这些面向在地化比重逐渐增加时，即表示经营当地化的依存度在提升中。

表1  海外经营当地化之面向

资料来源：刘孟俊、陈静怡、林昱君（2006）〈台商对外投资事业经营的当地化〉；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2005）〈2005年中国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报告。

(三)两岸经贸投资—过度开放或不足、过度依赖或互补不足

尽管如数据所显示的，台湾对中国投资在2005年曾有退潮现象，但2006年又增加，近十年呈现涨跌起伏，比起其他国家来还是遥遥领先。一直以来，两岸经贸投资到底是过度或不足？是依赖或互补？两种对立的说法争论不休。

台湾产业西进中国究竟应开放或管制从来都是两极交锋，根本无法获得共识。表面上，政府政策是从“戒急用忍”到“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再到“积极管理、有效开放”，似乎是由管制朝向开放，究其实都是在“开放程度大小”之间摆荡。不过，不管政府政策如何，三十多年来两岸经贸愈来愈热络似乎是一般人的共同印象。大体而言，由劳力密集到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品；由中小企业到大企业；由贸易往来到对外投资等等走向，应是两岸经贸历史过程的写照。

由于两岸间的复杂关系，再因意识型态的南辕北辙，台湾内部一直存在被冠称为“本土派”和“亲中派”之截然不同看法。前者认为两岸的经贸关系愈热络，台湾经济愈危险，“产业、资金被掏空”会是最后的结局，因而必须祭出管制政策来防止；后者则认为应顺应全球化潮流，应善加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市场，而近几年台湾经济还能维持不差的局面，就是拜赐和中国的紧密经贸往来。前一种观点以李前总统主导的群策会和台联为主，再有数位旗帜鲜明的专家学者，我们就举前国策顾问黄天麟2006年8月1日发表在《自由时报》的〈另一场经济浩劫即将开始〉一文的内容为代表，兹引述如下：

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官商主导的“经发会”将“积极开放”的政策予以定调，当天政府官员、企业无不兴高采烈，向“基本教义派”说了一句Bye Bye。不久政府就一举开放了包括笔记型电脑等七千多项产品赴中国投资，他们认为台湾的经济从此将步上坦途，荣景可期。

六年过去了，累计这六年，投审会核准对中国投资的金额达到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九年九年间核准金额的二点四倍，去年超过七成的海外投资都到中国（六年前为卅三％），“积极开放”是做到了，但台湾的经济却从此失去了动力，六年的平均每年经济成长率仅三点六％，落后于韩国的五点二％（以前台湾优于韩国），二○○五年每人的ＧＤＰ一五二七一美元，仅比二○○○年的一四四二六美元增加八四五美元，同期间韩国增加五五三八美元，达一六四二二美元，增加额几近台湾的七倍。为什么？因为台湾的企业都到中国复制台湾的过去（注：韩国对中国投资仅及台湾的十分之一），忽略了对台湾之投资，亦怠慢了研发、创新与转型，竞争力自然无法真正提升。关厂当然带来了失业，失业压制了薪资，使得台湾经常性薪资连续三年呈现负成长，失业也带来卡奴，卡奴创造了自杀，依卫生署统计，去年的自杀率与二○○○年相比增高了六十八点八％，显然这是一场浩劫。

可是民进党政府似乎仍未能从过去的失策得到教训，六月又搬出了“台湾经济永续发展会议”，从议题之设定、代表之选派、说帖及建议方案，自始就是以满足企业西进之诉求为目的，欲藉经续会之背书予以正当化。所幸在包括台联立委及许多代表锲而不舍地坚持下，若干西进主张未能明目张胆地全部过关，但不幸又在全体会议中强行列为其他意见，作为行政院往后推动的依据。看来台商回国上市（透过国际版）、四十％投资中国上限、银行业登陆及参股、变相直航等，将来都会在民进党政权主导下逐步推动。

经续会后台湾会起死回生吗？“经发会带来六年的浩劫是因为开放不够彻底，再一次大胆开放，就会使台湾经济如一条活龙”的倾中统派理论，若民进党政府真要将其奉为圭臬，那就快点实施吧！终极统一目标之达成，是无需太长的时间的（注：当然我们仍希望政府能悬崖勒马）。

四十％上限之解除将会使台湾明、后年的国内投资率再掉下一至二％；台商回国上市必将使台湾股市的本益比进一步降低，降低资本市场筹资的功能；几年之后，那些回台上市公司的五鬼搬运戏码开始上演（因中国之资讯不明），散户及大众之储蓄，将被这些台商一刮而尽；银行登陆或可增加银行之海外利润，但国内授信即必相对被排挤，进一步迫使企业外移；直航或许提升对岸在台观光、购屋之兴趣，但卖台房地转向大陆沿海之诱因也将大幅提升，台北地区房地产价格必因此呈缓慢下落之局；政府税收严重不足，但税源（企业）都已远飘（大部分资产已在中国），什么“加值服务岛”，将只是海市蜃楼（因为国内投资严重不足），到了二○一五年，台湾将得依靠中国沿海地区干活的台劳汇款生活。倒楣的是，到时那些统派学者还会反噬说：“就是因为台湾当局意识形态治国，对中国开放得太慢，失去先机，才会让台湾落得如此地步！”反正那时五星旗已是满天飞扬，所有的诠释权都在他们的手里了！

至于开放派或亲中派的论点，到处都可看到，我们举2006年8月17日《经济日报》的社论为代表，也引述如下：

经续会结束虽获得516项共识，但业者所期盼的开放两岸直航等重要议题，由于台联党代表以意识形态立场，全面阻挡，致胎死腹中，回到原点。而且有学者帮腔，质疑台商到大陆投资赚大钱，对台湾经济究有什么好处？迄今未见主管机关提出说明。本报以经济专业报纸立场，有责任对台商到大陆投资，对台湾经济产生哪些利益，提出我们的分析，以供国人参考。

(一)提高出口增加率。台湾因内销市场狭小，主要靠出口来带动台湾的快速成长，近年来其他开发中国家纷纷跟进学习，成为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典范。由于台商到大陆投资，其所需的机电生产设备，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组件及半成品等，绝大部分是由台湾出口供应，带动了台湾对大陆出口的大幅增加。政党轮替六年来，台湾对大陆以外地区的出口，平均每年仅增加4.9%，而对大陆（包括香港）出口每年则增加16.6%，使总出口每年增加率提高到8.2%。

(二)由入超转变为出超。近六年来，台湾对外贸易出超1,036亿美元，但对大陆出超则高达2,124亿美元，较总出超高出一倍以上。易言之，若不是台商到大陆投资，所创造的对大陆巨额出超，台湾早已成为入超国家；而目前央行所拥有的2,600多亿美元的外汇存底，可能只剩下不到500亿美元了。

(三)扩大外需提高经济成长。自政党轮替以来，国内投资及生活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影响民间投资与消费的提升。因而内需的增加，自过去每年增加6%以上，近六年来降为每年仅增加1.7%。而近六年来平均每年经济成长率尚能有3.6%，主要靠外需即出超迅速扩大的贡献，而近六年出超迅速扩大，又全赖对大陆出超的扩张。近六年来，若没有对大陆巨额出超，变为入超国家，外需将大为萎缩，则近六年来台湾的每年经济成长率，就降到2%以下。

(四)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出口的大幅扩张，不仅刺激投资的增加，加速经济成长，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全民获益。根据行政院主计处编制的2001年台湾产业关联表资料，推估去年对大陆出口716亿美元，可创造135万个就业机会，减去1999年已创造的54万个就业机会，六年来对大陆出口的增加，增加了81万个就业机会，远超过产业外移所裁减的人数，使总就业人数还能增加55.7万人；即使产业外移裁减员工人数较多的制造业，其就业也增加12.3万人。若没有对大陆出口的快速增加，所创造的大量就业人口，台湾的失业率早就超过10%了。

还有很多人认为台商将大量资金持往大陆投资，使资金大量外流；其实两地经贸交流，其资金往来，不能单看投资这一面，还应将两地贸易往来及汇出入款计入，算两地资金往来的总账，才能确定资金是外流或是内流。

据经济部核准台商到大陆投资的金额，至今年6月底止累计508亿美元，加台商透过第三地如维尔京群岛、香港、新加坡及美国等地转到大陆投资，以及台商在大陆投资赚的钱，因当地投资机会多，没有将赚的钱汇回台湾，留在当地再投资，估计台商在大陆投资总额约有1,500亿美元。另个人历年来汇往大陆的汇出款120亿美元，两项合计1,620亿美元。可是根据海关统计，近十年来，台湾对大陆包括香港的出超高达3,014亿美元，减去台商对大陆投资及个人对大陆汇出款，台湾净赚1,400亿美元。因此两岸经贸交流，算资金往来总账的净结果，不仅台湾资金并未净外流大陆，反而是大陆资金大量向台湾流，应是资金内流。何况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所有权，还是属于台商。

由于台商在大陆巨额投资，所赚的钱虽未汇回，而在当地用作再投资；但其所创造出口的大幅增加，加速经济成长与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对政府税收与老百姓就业的增加，以及整体经济都有好处，是无庸置疑的。

《经济日报》的该篇社论还曾引起一场笔战，不论如何，我们可以发现，同一样事实数据，却有截然相反的解读。所以，这样的争论恐怕是没有意义的，而对政策究竟应开放或管制的辩论也恐怕是无谓的。前立法委员林浊水在详查两岸的产业现状，诸如：台商的全球运筹布局，两岸IC、PC的比较利益布局，中国内需市场的进入等等现状后，就感叹说：“所谓三不三通、要不要维持40%对中国投资上限、台湾依不依赖中国、边不边缘化、或者亚不亚太营运中心等等，从经济面来说，都已经没有什么政策上的意义了，然而双方却仍然捉住这样的题目，耗尽力气热战不已，而真正的政策发展策略，就被耽误了。”

由上文所列出的各项数据，所反映出的现象已被不少论者认为台湾对中国经济已经“依赖过度”了。虽然到底比重多大才是“过度依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超过四分之一，甚至达一半以上应该是颇高的了，因而由贸易、投资和产品结构这三项数据显示“台湾过度依赖中国经济”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到底“过度依赖”的缺点何在？论者也举出相对年度的失业率来比较分析，台湾的平均失业率，在2000年时还只2.99%，2001年就跳升为4.57%，2002年达到最高峰（5.17%），2003、2004年和2005年虽然回降，但仍分别达4.99%、4.44%和4.13%，迄2016年，仍在4%左右徘徊。单以对中国投资比重和平均失业率两种指标数据，在近几年几乎呈现亦步亦趋的正向变动而言，会有“台商西进让台湾产业与经济掏空，就业机会流失、失业率上升”的结论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这样子的推论必须做进一步检视，而且劳动市场是落后指标，况且1996年以来台湾劳动市场受“制度性”因素（特别是劳工法令）的冲击颇大，加上台湾平均失业率的跳升比赴中国投资比重跃升还早了一年，因果正好与劳动面是落后指标、比较慢反应的理论预期正相反，可是我们却不能轻忽“依赖”在两岸间的意涵。我们知道，在自由民主社会里，“交易”、“贸易”是自然出现的，而“分工合作”也是到处可见，自给自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此，说是“相互扶持”或是“相互依赖”都是可以的。所以“依赖”原本不应该是一个负面的名词。

其实，“贸易依存度”一直就是表示两国间贸易的热烈程度，而我们也都清楚、明白，一直以来，美国都是台湾最重要的“进口国”，就是说台湾产品很大比例出口到美国，而日本则是台湾最主要的产品供应国，亦即台湾自日本进口很多东西。因此，说美国和日本是台湾经济最“依赖”的两个国家，应该不会有人反对，虽然多年来也都有“应该分散市场”的声音出现，但都不是那么的忧心。那么，三十多年来，在中国门户开放、改革开放和放权让利下，依“比较利益原理”，两岸经贸逐渐热络，迄今台湾对美国的“依赖”相对转移到中国，为何就会有“忧心忡忡”的声音出现？

再就“对外投资”来看，它也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某一种程度之后就会出现的自然现象，为何台商到东南亚或中南美洲国家投资就没有“依赖、掏空”的顾虑，但赴中国投资却有另番忧疑呢？1980年代风行中南美洲的“依赖理论”正可说明，该理论系以“人治社会”为背景发展出来的，亦即不论是贸易或投资，由当权者一个命令就决定“开放”或“停止”。当贸易或投资比重到某一程度时，基于政治利害突然喊卡，当事者的损失绝对惨重，于是“经济人质”就出现了，亦即商人只能顺从独裁者的命令并依其指示行事，否则财产、事业，甚至生命都不保。那么，当今的中国是否就是如此呢？

由中国祭出〈反分裂国家法〉之后，奇美企业创办人许文龙的遭遇就可知一斑，许先生的饱受威逼利诱，在日本《产经新闻》2005年4月26日刋出的“日本政策研究中心”所长伊藤哲夫调查报告中已证实，这对其他台商自然产生“寒蝉效应”。既然中国已暴露其“人治、极权体制”的现实，在“政治干预、指导经济”下，适用于自由民主社会的经济原理在那里就行不通，而“台湾经济过分依赖中国”也当然就不会是好事了！那台湾产业要往何处去？最好的办法是中国体制转为“民主法治”社会，而建立台湾为“公平公正安全和谐舒适的生活和投资环境”，届时“全球分工”自然就会导引产业往最适合发展的地方，根本不必烦劳政府从事规划、保护。因此，全球人士一起来扳倒“中共”就是正路，而2004年底以来中国内部掀起“退（共产）党”热潮，显示共党倒台征象已露，推波助澜的良机不可错过！

撇开上述敏感话题不谈，就是“纯经济面”，光是贸易摩擦和非关税贸易障碍，就已非常棘手。我们知道，台湾近年遭受贸易对手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形虽渐趋缓。但根据WTO的统计，中国却早已成为全球WTO成员中，遭受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从1995年到2005年上半年，全球反倾销措施共2,743件，其中针对中国商品的就有430件，约占16％；1995至2014年间，会员国提出的反倾销申诉中，中国更占约25%，远超过其他国家。

此外，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出口产业面对各国实施的非关税障碍日增，其中即有高达60％的出口企业面临其他国家实施之技术性贸易障碍，对中国每年整体出口的影响金额高达400到500亿美元。两岸如何有效预防与因应贸易摩擦及各式的非关税障碍，尤其台商应如何避免被波及，有必要认真审慎思索。

再有一项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两岸竞争力”讯息。那是多年来一直备受瞩目的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全球竞争力报告，2005年的资料已经显示，在接受评比的60个国家与经济体当中，台湾的竞争力排名由上年的12名晋升1名至第11名，而马来西亚、西班牙和中国三个国家的总排名滑落，中国退步7名至第31名，退步名次幅度居全球第二（仅次于马来西亚的退步12名）。

IMD特别指出，这反映企业界对中国快速成长情势能否持续之质疑，也点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限制因素，包括薄弱的金融制度、基础建设，以及公司治理等。这个评论与2003年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其中对中国的评比可说异曲同工。

WEF制作的竞争力排名，和IMD一样受到全球瞩目和重用，可说深具权威性和公信力。在102个接受WEF评比的国家中，该年发布的2003年～200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竞争力总排名退步6名，主因有三：一是公共制度品质恶化，二是公部门的贪污情况严重，三是司法独立性表现不佳。这三项原因和IMD2005年的说法大同小异，都直指制度面的缺失，更值得注意的是，IMD在2004年的评比中，还将中国的名次上拉五名，而WEF在2004年仍持续拉低中国排名，由第44名降为第46名。因此，WEF维持一贯看法，而IMD在2005年也跟进。

所以，至2005年这两个名闻全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发布机构，已都有志一同指出中国面临“制度性危机”，以另一个名词来表示，就是出现“后发劣势”。顾名思义，“后发劣势”是“后发优势”的相对名词，后者早就被学者提了出来，意思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学习先进国家，由于可以吸收长处且避免犯相同错误，往往可以事半功倍”，亚洲四小龙就被公认是显例。不过，近年却有“后进国家可模仿先进国，少走弯路，但可模仿制度，也可模仿技术，前者会有‘后发优势’，后者则走向‘后发劣势’，甚至于陷入‘后发者的诅咒’，亦即被一时的成功冲昏了头而志得意满，忘了进一步改革发展”的说法出现。

如上文所说的，2004年7月7日去世的华裔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的走向卓有深厚研究的杨小凯，早就认为中国属于“后发劣势”，当技术模仿潜力耗尽后，制度的弊病就会暴露。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物质经济固然有所斩获，但“人治”、“极权”体制却铁板一块，中国依然抱持“共产体制”不放，想要实施不可能实现的“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要知“民主、自由、市场”是成熟自由经济的特征，只有在民主法治体制下，生命财产才可得到保障，也才有明确的市场规矩可以遵循，进一步发展成“安和乐利”的社会也才有可能。

因此，除非中国赶紧放弃共产走向民主体制，否则“后发劣势”是无法扭转的了，早在十年前，IMD和WEF的报告就予以证实，而中国的社会问题丛生其实也早已相印证了呢！“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应非虚言。那么，热衷西进的台商们，怎能不戒慎恐惧呢？（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