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次推倒禁锢自由的心灵高墙

【名家专栏】柏林围墙倒塌30年后 我们真的自由了吗?

文/爱德华·哈金斯(Edward Hudgins)翻译/陈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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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柏林围墙倒下,数以千计的东柏林人欢庆他们终于脱离共产主义这个大劳营。

而今天,在美国却有百分之三十六的百万富翁表示支持共产主义,其中更有七成表示很有可能投票给社会主义的政党,那个使所有共产政权国家陷入贫困的经济体制。

怎么会这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英国和法国共同在其德国占领区内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以民主、个人和经济自由取代了纳粹极权主义。另一方面,苏联则在其占领区建立了所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施行共产极权统治。

位于东德中心的柏林也被分为东、西两区。当然,东柏林人也会渴望自由和富庶的生活,直到1961年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东柏林人搬到西柏林。这对苏联来说是个大问题。为了阻挡大量的出逃人口,东柏林的共产党员建起了高墙把人民关起来。

1981年,我坐着军方的管制列车穿越东德来到西柏林。全程都有武装的共产党员监视着,不准任何人拍下窗外荒凉萧索的乡野情景。到了柏林市中心,那里的围墙有两道,中间是“无人区”,矗立着警戒塔、机关枪和反坦克路障防止任何人叛逃。

围墙的西侧有许多十字记号,标记着试图逃走的东德人在无人区被枪杀的位置。城内有些地方的围墙较窄,被强迫分离的父母和子女、亲戚、好友就站在那里互相招手,虽然无法真的和对方握手、亲吻,或者好好享受一起的时光。

当时我拿着美国护照,可以从“查理检查哨”进入东柏林。我看到的东边是近乎荒凉的寥寥几间商店,没什么好买的,建筑物外墙上二战时期的枪弹孔依旧清晰可见。几个小时后,我做了这些被囚禁在东柏林的人无法做的事:我回到了自由的柏林。

共产党员严密的监控他们的人民,窃听他们的对话,审查反对者。不够效忠的人就会被剥夺经济能力,哪怕原本早已够拮据了。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当权者可以决定任何人的命运,而挑战他们的人面临的就是监禁和酷刑折磨。

共产党员进行言论审查,并且试图灌输人民东边比西边美好的形象。然而,这种灌输在柏林没有用。尽管他们的领导者全盘否认,东柏林人还是清楚地看到了围墙另一边灯火通明的选帝侯大街(译者按,柏林著名购物街Kurfürstendamm)有着众多餐厅、琳琅满目的商店,还有多彩缤纷的夜生活。

1963年,甘迺迪总统在柏林围墙前进行了著名的演说,并高呼“我是柏林人”声援东柏林。1987年,雷根总统向苏联领导人放话,要“推倒这座墙!”。

苏联最终真的解体了,因为这种社会主义的政治控制手段根本是行不通的。它导致经济扭曲、资源匮乏和贪腐问题。反观今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怎么会公开声称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并且重新主张那些在苏联时期已经证实失败的政策?为何柏林围墙倒塌的前一年曾在苏联度蜜月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现在受到大批民众支持,反而没有因此受到谴责呢?又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一代会对那样的体制和年代满腹热血?

如今,我们的大学校园已经被极端反自由主义的当权者所渗透,他们灌输了现在媒体业、娱乐圈、政治界、公民团体、宗教、公司董事会、慈善机构,当然还有在教育界位居要职的一整代人。很多校园有意无意地在审查反对左派思想的人。年轻人已经不再清楚共产主义可怕的历史了。在软硬兼施的宣传下,左派人士已经成功塑造了会疯狂欢迎伯尼·桑德斯和伊莉莎白·华伦(Elizabeth Warren,同为民主党参议员)的年轻世代。

左派人士在年轻人的心中已再次筑起了一道柏林围墙,灌输教条蒙住他们的心灵。不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保守派、自由派,还是任何崇尚自由价值和繁荣的人都应该要团结起来“推倒这座墙”。在柏林围墙倒下的30周年纪念日里,我们或许也该回顾、深思、理解并致力于奠定西方文明的基础价值。

作者简介:

爱德华·哈金斯(Edward Hudgins)(ehudgins@heartland.org)是美国心脏地带研究所(Heartland Institute)的研究主管。他致力于协助各国脱离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的政策。

原文30 Years After Fall of Berlin Wall, Let’s Tear Down Wall of Dogma That Thwarts Our Libert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 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责任编辑: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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