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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10日讯】中国的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很少人会去挑战这一段话，因为这是一种趋势。经济学者John Harris与Michael Todaro于1970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是阐述农民为了希望赚取较高工资，而离乡背井前往城市找工作。不过，城市的正式工作并不好找，然而，这些农民并不急着回乡，而是留在城市打零工，等待机会，因而形成城市里非正式劳动市场的劳动供给者。
头痛的劳工移动潮
Harris和Todaro的模型，用来解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沿海开放城市的民工潮，也相当妥适。远从西北的甘肃和陕西，以及西南的四川与云贵等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年年初大量涌向沿海城市找工作，所造成的交通和治安问题，一直都让中国政府头痛。
最近两年，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本来以为其用意是要大幅改善西部地区的对外交通，藉以吸引外商前往投资，创造更多工作机会，使当地剩余劳动力，就近可以找到工作，不用再向沿海地区流动。
但是，事实似乎不是如此。根据这两年的各种报导，中国政府不仅提供优惠条件，鼓励东部和中部的劳动力向西部发展，更有大规模动员的计划。显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不完全是从经济着眼，为的是平衡区域间的发展差距，而是带有政治和国防的考量，预防西部地区发生种族矛盾。
催化种族矛盾的西部大开发
本来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已处于弱势，中国政府奖励汉人西移政策，不但减少这些民族的工作机会，并且会拉大所得差距，使少数民族更加不满。那么，中国政府想要预防种族矛盾的措施，不是很可能反而成为引发种族矛盾的催化剂吗？
(原载台湾大纪元周报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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