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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20日讯】前沈阳市长慕绥新被判处死缓，因患癌征悔恨死去，人们对他的种种评说、反思并没有随风而逝。《中国作家》发表了擅长反腐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家一合的《红与黑––一位“两面市长”的悲剧与自白》，被誉为揭示了这位高官演变成为腐败分子心路历程的“力作”。第190期上海《新民周刊》，以突出篇幅摘录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并发表陆幸生采访一合的特写《贪官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陆幸生写道：
一合住在公安系统的招待所里，房间陈设简陋。他说：报告文学作家写东西，是没有宾馆住的。
一合本姓赵，一合是他笔名，典型的燕赵汉子。６７届大学生，后来到新华社河北分社当过记者。
记者：几年前你写“当代包公”姜瑞峰的报告文学《黑脸》，当年你写了一个好官，今天你又写了一个“坏官”。
一合：《黑脸》得了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我写作这样的题材，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我在河北省纪委工作，现在是纪委副厅级检查员、监察专员。我有这个政治责任。还有，我个人的感觉，现在的报道太“新闻”了，一事一报，一事一议，要么好人申冤，要么坏人枪毙。也有相反的，好人蒙冤也是新闻。不过，好人怎么就变成坏人也算是“新闻”吧？现在我们反腐败，杀了胡长清、成克杰，还有沈阳的马向东，报纸上的报道大家都见到了。我们选拨干部的时候，挑选出来的大部分是好的。谁都不能给某人打一辈子的“包票”，但是，“高官出大事”，出现这个问题的背景和过程，要比叙说一个单纯的政治结论，复杂得多。
记者：我对《红与黑》的理解，就是政治定性不等于人物脸谱化。我们谈三个问题：一，你这个河北作家怎么会“想”写沈阳的“慕马案”。二是“慕马案”中一人毙了，一人病危，你的具体采访如何进行。那些详尽的材料，不是一般性的采访能得到的。三是，作家发表文章，当然有你的“意思”在里面，你认为慕绥新案给我们的“教训”又是什么呢？
一合：今年３月，中纪委宣教室找到我，要我写一部电教片的文本，中纪委的同志带着我到了沈阳，让我看录像和阅卷。马向东毙了，慕绥新病危，我没去见。他现在的妻子，稿子里用的是化名。一个多月就看录像。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采访素材，得看好几个小时。还有其他的，比如庭审录像，别的相关录像。总共加起来足有好几十个小时。你想，就是见到这些个当事人，要问的东西，也就都在这些录像里面了。材料相当丰富。
这些录像，都有场记的文字在旁边，我在文章里运用的文字，相当严格，都有出处。
记者：作为记者和作家，你幸运地遇上了一个“富矿”，而且只特许你一个人开发。
一合：在采访和写作中，我还接触了办案人员。
这党内的腐败已经不是某一个具体人的问题，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这沈阳官场上的“送钱”，在当时当地成为了一件人情式的“礼尚往来”。很自然，很合群，你为我办了件事情，我就真感谢，感谢你是应当的。你不收那就是见外了，就不够朋友，就不是朋友，就不是自己人。“你廉政，就说明你不是咱们一伙的，你得滚蛋”。也就是说，在那个政治舞台上，你得出局。 在今天官场的某些地方，收或不收钱，“不简单是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送钱的人没事，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你反潮流，你是个异类”。这种弥漫的社会风气，毒害干部，危害极大。
记者：慕案的出现，有着慕绥新个人的主观意识问题，但是更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这也就挑明了现在我们党面临着的重要课题：如何在新的世纪新的形势面前，更好更坚定地保持我们执政党的政治素质。
一合：有这么个情节，慕绥新已被查出经济问题，他自己也被查出来生了癌征，他躺进了医院。应该说，上面已经掌握他问题了，下边的人、旁边的人该躲躲嫌疑了。再者，他患上癌征，再活也活不了几天，他也办不了什么事情了，巴结他也没有用处了。这两大因素摆在那里，别人该“消停”点了吧。可就不，慕绥新住院的日子里，人家还硬送来１００万元。
这１００万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有人还在以老黄历办事。慕绥新有两次提升机会，都没被通过。然而，后来，他还是当上了副省长级的沈阳市市长。“老慕”能干，命硬，这次问题的结果究竟是怎么回事，还说不准，出水才见两脚泥，日子长，走着瞧。患难见朋友。这是一种政治投机。还有一种是感激心理。
记者：你在文章里提到，当地有些老百姓说到慕绥新的时候讲：当官的贪就贪点，吃点喝点没关系，只要他给老百姓干事就行。
一合：老百姓善良，哪个干部为群众干过什么事情，大伙都记得很清楚。前两年，沈阳还得了个“人居奖”。大家现在最恨的，是拿了钱还不干活，拿多少钱都不干！
对腐败，中国老百姓恨之入骨。不过，我在实际了解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贪官动辄贪污几千万，罪该万死；然而，贪官也不是一个样子的。有的贪官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的地榨取，而有的，开始并不想收钱，不收还要不得罪人，“这必须有大智能”。慕绥新认为，自己的智能就是“还不够”，他说自己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那就既来之则收之吧。所以，他会大大咧咧地收下一张卡，随手就给了别人。后来别人一查，卡里竟然装着２０万元。人家也不告诉慕绥新，自己分了。再说，１９９９年新年，慕绥新竟然会坐在办公室里收钱，他想“赶快应付过去”，再去办事。
在慕绥新看来，政绩比钱要重要。所以，老百姓也会产生这样的“宽容”：都这样了，咱们管不了，只要他们拿钱办事就行。以至于就引申出现在的这么句话：当官的都拿钱，干活就成。这是社会意识的倒退。
记者：“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是中国古来通行的办事规则。官场的腐败把这事“演化”得“正常”了，商品化了，花钱办事，花小钱办小事、花大钱办大事，成了一些地方通行的“潜规则”。沈阳市的１０多名正局级干部撤职，就已经在说明这种“潜规则”的规模了。
一合：我想写出的是慕绥新在“腐败背景”下的这个变化过程，写出他与有些贪官之间的区别。贪官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开始时候是被某些因素推着走的，比如前妻收下的２０万，他不知道拿了多少钱，然而前妻告诉他“收钱了，要办事”。慢慢的，他就这样收钱了。
记者：慕绥新最初就这样被推着走，再是半推半就地走，最后就如此这般地走到了人生的绝境。这大概也是一些出了问题的大干部的共同特征。在整个采访写作过程中，就你的感觉而言，作为一个高级干部的慕绥新，他曾经拥有的“长处”是什么，短处又是什么？
一合：也许就是他的长处酿造了他的短处。慕绥新的特点就是思维敏捷，非常能干，敢于拍板，雷厉风行。你在电话里向他汇报请示什么问题，他可以当时就回答你，行还是不行，干还是不干，要干怎么干。他不大有那种“研究研究”的毛病。慕绥新也相信自己是个有能力的人，他也相信上级需要他这个有干事能力的人。他在仕途上有两次没有被“程序”通过，但是后来他还是当上沈阳市市长。这仕途的提升，使他最终走向了目中无人，独断专行。无论是党的或政府的领导班子开会，他就可以不到，就可以让“书记等市长”，对人家送给他的“党内个体户”的称号，听之任之，无动于衷。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党内的监督机制、政府的监督机制，如何真正落实到实处。说起来，对某一项具体工作，党内或政府内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对于高级干部的监督，更是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实行起来，就是一把手拍了一下桌子，事情就搞掂了。对于错误的决定和决策，在党内的公开场合没有反对的声音，更不用说谁来抵挡一阵子了。即使有反对，也是在会下，不起任何实际效用的议论。投资也好，办厂也好，盖房也好，人家可看见了，要办事情，你市长一个人发话就可以办成功了，那你的“价值”就直线上升，给你的价码就使劲往上长。
记者：对于慕绥新案，中纪委刘丽英批示：边办案，边治疗，办案服从治疗。这个批示含义深刻。
一合：我在沈阳一个多月，把中纪委交办的电教片写好了，一万多字，片子有９０分钟。再就是写了这篇报告文学。在这篇东西里，我还想写一点的，就是他的感情生活。他耍个花招，让一个卜卦的人给前妻算命，说是有血光之灾，骗得她离了婚，说是１００天后复婚。可不到一个月，慕绥新和新夫人就结婚了。这既说明慕绥新耍手段、耍花招，但是也应该看出，他对前妻无底的贪婪很是厌恶，早就想甩开她。人真的是很复杂的呀。
我写的慕绥新死前的最后一句话：“祝愿亲爱的党永远朝气蓬勃，人民的伟大事业如日中天！”这其实是在慕绥新所写的交代材料里的话。放在这儿，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
一合现在在写北京前公安局长张良基的故事。一合曾写了姜瑞峰的《黑脸》，眼下这一部叫《红脸》。红脸在京剧里是忠勇之士的颜色，这本新作的名字就叫《红脸––京都九门提督张良基》。一合说：写这本书不比写慕绥新容易，这决不是比较单纯意义上的“抓坏人”。要写出新意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