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9月18日讯】（香港大纪元记者林慧真、梁珍采访报导）9月6日是原定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日，也是网民发起的“反国安法”“反对押后选举”九龙大游行之日。虽然中共用港版国安恶法恐吓大众，指使黑警滥捕滥暴，香港人与极权抗争之不屈精神仍不熄灭。
9月6日早上，警方国安处人员闯入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得志（快必）的住所搜查并将其拘捕。8日，他被控5项“发表煽动文字”罪、1项“公共地方内扰乱秩序行为”罪，裁判官拒绝保释。
警方回应称，快必涉嫌“多次摆街站宣传，发表煽动性文字”因此被拘捕。网民广泛质疑，日后批评政府的街站或言论，都可能“涉嫌触犯煽动罪”，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法治将荡然无存，与中国大陆无异。
香港资深大律师、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热点直播栏目采访时表示，起诉快必的《刑事罪行条例》九、十条，是八十多年前，英国殖民地主为了打击异己设立的，与公民权利、人权与自由相冲，广为诟病，早就应该废除了。英国、加拿大、澳洲等早已取消这类法律，在香港印象中也已经几十年没有用过。现在把木乃伊拿出来，是政治任务。
由于该条例非常宽，难以准确定义，掌权者就可以择人而噬。香港法院做不到推翻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人大说什么都可以，连《基本法》都可以改。如果港府厚着脸皮仍然用疫情做挡箭牌，想今年争取到公平选举也没有办法。现任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是否留任一年，要看选民民意是否过半。
《刑事罪行条例》九、十条为殖民地恶法
谭得志此次根据香港《刑事罪行条例》第九和第十条被起诉，这两条法例关于煽动或叛乱，梁家杰表示，是1938年英国殖民地主为了镇压二等公民成立的古法，实际上是政治迫害的工具。后来有了《人权法案条例》和《国际人权公约》之后，这种罪名许多国家都已经废除了。
“第九、第十条是说什么的呢？是说“有煽动意图去引起憎恨，或者藐视女皇陛下本人，其世袭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或香港政府，或女皇陛下的领土其它部分的政府，或依法而成立，而受女皇陛下保护的领域的政府，或激起对其离叛”这样的。”
他介绍，这两条法例在1967年中共暴动的时候用得最多，《大公报》当时也被殖民地政府告过，说其是煽动仇恨，藐视女皇之类。但当时香港是殖民地，现在已不是殖民地了。
“这个80年前的条例，其实一直都被认为是严重影响言论自由，而且与1938年之后开始出现的《国际人权公约》所保障的人权或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所以香港还保留它，其实已经是非常不对的一件事了。”他说，“香港是有《国际人权公约》的，我们有《人权法案条例》，把这两个引入香港，成为本地法律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的《基本法》说得很清楚，这两条条例在香港是生效的。”
他举例说，英国的“法律委员会”，加拿大的“法律改革委员会”都已经建议废除煽动叛乱罪。澳洲政府早已放弃了，在20多年前就指出，差不多所有普通法、司法区都认同煽动叛乱罪已经被淘汰，有关的法律已经过时，并且不合理地干预表达自由。譬如马来西亚政府，最常用“煽动叛乱罪”来对付反对派领袖和作家，以镇压异己。
香港又怎样呢？梁家杰表示，1996年在彭定康做总督的时候，就提草案废除《刑事罪行条例》第九和第十条，即现在用来起诉快必的那两条，因为它已经被所有尊重自由人权的国家和地区，都认定是与《国际人权公约》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互相对冲。
“当时的香港大律师公会、香港的律师会、香港的记者协会，都同意彭督政府的建议，要把第九、第十条铲除的。最简单的理由是因为它跟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相抵触的，而且是不见容于这个公约所保障的人权和自由的。”
他介绍，律师会当时提及，这是在殖民地时代一条非常为人诟病的法律，跟自由的发展、民主的发展是相抵触的。
拿出两条古法起诉快必 乃“欲加之罪”
现在拿两条八十多年前立出来的法律出来用，梁家杰认为，非常不合时宜。
“因为这个‘煽动叛乱’罪，那个罪行的组成部分是非常宽的。你很难将它很准成、客观地去定义。如果是这样的话，要告你的人，就是政权或者掌权的人，就可以择人而噬。”他说，“如果他觉得这个人说的话不太中听，这个异见是特首或者中共中央无法接受的，他就可以用这一条远古的古法来告你。”
他举例说，你说一句林郑月娥做得非常差，因为她要坚持做“明日大屿”，把钱倒入咸水海，我认为她应该下台。当然这只是个意见，没有什么问题。作为林郑可以不同意，去说服香港七百万人，说你其实是很称职的，应该倒钱去填大屿山。
“但是如果林郑她是要针对你的，用这一条古法，那就大件事了。因为它里面那些概念，就是说你会引起憎恨。”他说，“如果你说你由于你的措辞、你的面部表情、身体语言，使人觉得你对林郑很不满的，你感染了其他人，使别人也憎恨林郑，那随时都会中招。”
他指出，只要是不完全支持政府，批评政府随时都有机会成罪，因为欲加之罪，它这个条例太宽了。
“我也想与那些亲共保皇党说，不要真的想着这个东西只是对付那些民主派的，因为你说挑起香港的族群之间的一些敌意，蓝丝讲的东西也是挑起香港群众对黄丝的敌意，其实你可能也会中招的。”
“不过当然他们实际上不用担心的，因为政府是包庇、纵容他们的，所以他们是不用怕的。”他补充说。
“煽动叛乱”定罪应符合约翰尼斯堡原则
20年前，梁家杰是大律师公会主席，当时港府要立23条(国家安全法)，其中一条是煽动叛乱罪。他与叶刘、梁爱诗、董建华政府争执说，其实我们很容易踩到言论自由，你是否可以考虑采取一个叫约翰尼斯堡原则，就是如果想将一个人讲的东西，或者他写的东西入罪，由于要保障言论自由，政府要首先证明三样东西。
“第一，你要证明讲这个东西或者写这些文字的那个人，就要讲他是有意图煽动他人，即时制造暴力。第二，政府要证明该言论很可能导致该暴力，你有意图不是表示你有可能导致的，你可能只有这个意图，你讲的东西很笨拙，你讲的东西可能没人听，你的言论没有导致暴力。第三个元素是该言论与该暴力事件的发生是有直接的和即时的关系。”
“用的最多的是67、68年暴动的时候，之后几乎是没有用过的，我印象中真是没有用过的。当然由于我没有全部几十年都看过，所以用几乎这两个字。”
他补充说，唯一近期用过的是，中西区区议会主席郑丽琼议员，当时他与其他法律界的人士出来义正辞严地驳斥，“人家根本就没用几十年了，你说用这个东西来告郑丽琼，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你要禁止发声，因为那个寒蝉效应是很大的。”
“它告你，与她能不能入罪，其实未必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它告你，你已经惶惶不可终日，你已经行不安站不稳了，可能给它拖你一年，甚至一年半才能审结这个案子。”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反送中”运动中被递捕的人，上了法庭最后无罪释放，但是他排期排了八个月、一年才能上庭，期间对他造成的滋扰和压力已经很大。
2003年港府要立23条时，他就跟董建华建议，如果真的要立，起码把约翰尼斯堡原则加进去，才算有诚意尊重人权，尊重言论自由。“这个当时是在1996、1997年还没有回归，在殖民地的立法局是得到广泛的支持的。”，“现在回归23年了，还翻柜桶底，这些古老石山出来，就去告快必，你就知道它的居心何在，那当然是有政治任务的。”
“现在是拿木乃伊出来，一个个木乃伊拿了出来。”
非国安法起诉却由国安部办理 令人生疑
按香港高级警司的说法，此次快必的案子，原本是按港版国安法21条进行侦查，但后来律政司看完案件之后，觉得不够证据，就又从抽屉底找出来这个古法。这样的话，“那就不是港区国安法了，那为什么会由警务处的国安部来继续办理呢？”
他强调，港区国安法有一个特点，是自成一格、不假外求的一套系统，叫做公安系统。由前线警察，到律政司，里面有个国安部，然后指明法官就可以审判了，和外面是绝缘的。
“律政司也说这个是根据刑事罪行条例来起诉，那就不是港区国安法了，那为什么李桂华高级警司继续办理这件事情呢？”他说，“如果是这样，那警务处的国安部门就是什么案子都可以查？那你就是用港版国安法来做万能钥匙，什么事情都用它来开，然后自己再来查。这是很奇怪的。”
大时代下会有人做调教以适应新主
近期，烈显伦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引用《禁蒙面法》案说，人大常委是最大的，你们这帮人（指法官）都是迟钝的，你们都不懂得香港新宪制秩序的。“你没听到烈显伦大法官说吗，人大说什么都可以。它可以将《基本法》改写的，这个就是他的误区和盲点。”
“如果我们没有《中英联合声明》，没有《基本法》，那你烈显伦大法官当然就是对的，但是我们有的，当时我们就是看着你承诺我们，起码到2047年，都适用《基本法》，国家宪法是不会在香港使用的，我们是不会行共产主义马列毛思想的。”
“香港起码有50年时间，是保持不变的，但现在不是了。”
梁家杰解释说，因为现在是大时代了，自然就会有一些这样的人物出现。任何一个大时代，在改朝换代之前都会有这样的人，在历史时刻选择做“俊杰”。“如果原来行事的那一套东西，是不合适这个新的秩序，新的主子，那有很多人都是可以做调教的。”
立法会如被亲共派完全把持 后果堪虞
对于接受中共委任的说法，梁家杰认为不太正确。这一届议员是做到9月30日，现在在做民调，也就是寻求选民重新授权。“这个不存在委任的问题，如果大家不肯授权，那他们就是9月30日下车。”
不过他又担心，立法会如果被亲共保皇党完全把持了，其实后果是非常堪虞的，他们用《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可以做很多恶事。
“现在民间有很多，譬如星火基金，什么基金之类的，他们就可以有理由或者没理由的，用他们的特权条例，来做一个特权法案的调查，就叫你们这些星火基金，或者什么基金，把数目拿出来检查。”但是，“如果有民主派的议员在的话，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譬如由民主派提出的一些所谓P&P，就是这个《权力及特权法案》的调查委员会，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起码有两三个现在还没有处理的。”
“如果没有议员在里面和他们对抗的话，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会第一个出来查你的星火基金都行的，这个大家要想一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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