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1月13日讯】
他暑假回来，我就问他怎么去了那么长的时间，他说因为他在警察学校待了一年，平时他说话由不得人心，所以整他的人就认为他是特务，逼他交代问题。虽然没有发展到文革时期那样残忍，但估计也不好受，因为有人受不了自杀了，他倒是没想到自杀。可是逼得他就瞎编，说他在东北时都到什么什么地方干什么了，他们就派人去调查。自然是什么事也没有。调查回来的人生气地对这些挨整的人说：“你们这些人倒挺好的，没事干在屋里打百分，你知道我们在东北的小车站，冻得睡不着，在地上走遛。”到底也没查出他的反革命事迹来，就放他回来教书了。
他回来后不满意，心想我什么事也没有，却无故整了我一年。但这回不敢说了，老实点儿了。转过年来，也就是1957年8月1日，我生了第四个孩子，因为是建军30周年的日子，他就给孩子起名叫“军”，可见他这个人还是真爱共产党。说起这，还有一件事。五几年时抗美援朝，动员老百姓捐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他就对我说：“我过去也没为共产党做过什么事，我想把咱们结婚时金戒指献给国家，以后我还想加入共产党呢。”这样，他就把没舍得卖的那个金戒指捐了。可这以后也成了罪状，1958年反右时，学校批判他时说他捐金戒指是“企图收买共产党”。
1958年反右开始了，这回不用再去花钱费力外调找反革命罪行，“思想右倾就是有罪，就得送去劳动改造”。于是学校就开大会、小会批他，把他打成了右派。其实主要是他过去净喝醉了酒，找领导提意见，因为工作得罪了领导和同事，比如他写报告申请钱盖图画教室，上级批下钱后学校挪用盖了化学教室，他就喝醉了找校长闹。校长就曾说：“你就好好教你的书吧，管学校的事情干什么！”相反，学校里一个教师窝藏了从乡下跑来的真反革命的父亲，可只不过给他降到小学里教书，没送去改造。人家人缘好，没得罪领导呀。
1957年“大鸣大放”，因为刚放回来，他不敢再说了，可是学校动员，各个教研组非得说，非得写不行。他们体、艺、音是一个教研组，组里的人就对他说：“你是组长，你写一篇吧。”他推脱不过就写了，这次没敢再点名，也没敢批领导，只说他走了一年，学校里他养的用来教图画课的花都干死了。
过几天就给他开大会，会场也布置好了，有一天晚上人家练兵，他不知道也想去开会，结果到了平时开会的屋子发现一个人也没有。他就去问传达室，人家告诉他在哪个屋子开会，他就进去了。人家问他你怎么来了，就打发他回家了。他回家后对我说，也不知怎么不让他开会。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开会批他在练兵，怎能让敌人来。
第二三天就开大会批他，说他是东郭先生的狼，吃共产党还恨共产党。画了漫画，贴了标语。其实他是真爱共产党，也真没什么阴谋，不然他就不敢和领导作对了。相反，那个姓宋的老师是国民党少将，隐瞒历史进校教书的，可因为不多说少道，课上得也不错，还是中学二级，月薪121元。郭笃民是中学四级，连校长也没姓宋的挣得多。中学二级就是高级教师，那会儿一个月就可以供应几斤肉，比平常人供应得多。他也就这个发牢骚，说全国有多少中学二级呢，他们就有肉吃。我是中国国画研究会的会员，全北京就有300人，我怎么就没肉吃？得，这也成了罪状，开会时挖苦他是“三百分之一”。
开完大会就放快寒假了，学校不再让他上班，让他在家写检查，写一回不行，再写还不行，说“越深刻越好”。他就挺烦的，在家变着法儿骂自己，我就纳闷，怎么说人越坏倒越好呢？后来他就把最深刻的检查交了。开学之后，也没说停他的课。他还问领导，开大会学生代表都参加了，你们要不给我工作，我还怎么教课呀。领导含含糊糊地说：“咳，你就先上班吧。”他回来对我说：“我也纳闷，怎么也没有老宋的课，也没看见老宋呢。”那时我们也没上老宋家打听去。
过了几天，我们在家待着呢，学校让他回来拿户口本，说是对户口。又过几天，学校派了两个教师跟着他回家来了，带他拿行李来了。他进门就把通知给我看了，上面写的是“思想右倾，劳动教养”。他就跟我说：“政府挺照顾我，让我去劳动教养。”就让我给他收拾衣服、被褥。
这一天是1958年3月19日，他跟我说：“是上月开支（月初开本月的支）那11天的工资还得扣回去。我有40多元的互助会会费，扣了工资，还剩5块，我带走了。”我怎么说呢，还能不让他带走，那会儿我抱着8个月的孩子，心里别提多乱了，可又不好表示出来，因为当着那两个教师的面呢，不愿意让人家笑话。就使劲镇静着，帮他收拾东西。你问我当时想什么了？我那时想的就是“没法过了”，看完通知后第一个念头就是“以后怎么活着？”他们就走了。
呆会儿大女儿、二女儿就放学了。人要遭了特大的打击就麻木了，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就觉得身子不住地往下沉，待会儿清醒来发现还在床上。孩子放学后，我就对大女儿说：你爸爸送去教养了。她刚10岁，就哭了，说：“妈，你别着急，我帮你干活。”
他走那天，那两位老师就把户口本送回来了。我跟傻子似的，还拿了户口本到街道办事处去销户口，给人家一看，人家说这不销了吗？这倒先给人家送信去了。问了我就让他们开介绍信，因为那时干什么都得开介绍信，我让他们给开介绍信介绍我去糊火柴盒。开信那个姓杜的老头皮笑肉不笑地，这回可解恨了。
我拿回了火柴盒的原料，开始糊时都不会，更别说孩子们了。第一天糊到晚上11点，大女儿、二女儿眼珠都红了，我让她们去睡觉，我又糊了半天。一数，还不够5分钱的手工呢，我这回可真哭了，他走时我都没哭。我心想干了一晚上，才挣了5分钱，我拿什么养活4个孩子啊？可也没别的办法，就使劲干吧。以后就没黑夜没白日地干。夜里醒了我就赶紧坐起来，怕躺下再睡着了。还得奶孩子。没过几天，我就长奶疮了。
他走后，我就给孩子的姨、舅舅、郭敬培和孩子的奶奶去信了，郭家是只字未回。可是孩子的二舅就来了，带了他们兄妹凑的30元钱。因为那会儿大家孩子多负担重，都没有多少钱。他二舅就说：“右派就说平常嘴不老实，你为什么不说说他呢？”他一说这个，我就哭了，我说：“他不听我的，他觉得他是大学文化程度（实际上他只上过一年大学），觉得我是初中文化，哪听得进我的话？”（后来他都惦记着甩我们了，也不像刚结婚时那样怕我离婚了。）我哭着对二弟说：“我管得了他吗？”
虽然我有了30元钱，可也没舍得去看病。过几天我母亲来了，我就说我奶上长了个疖子，她一看就说：“这是奶疮，你可得去看。”那我当时也没去，过几天我再去医院就晚了，也回不去了。就化脓，就烂。即使这样我也不敢待着养病。其实那会儿有活干，糊火柴盒、纺石棉，如果让10岁、8岁的两个女儿退学也能挣钱了。可我不能让她们当文盲，再苦也得让她们上学。那样疼，我也得干活呀。得生火做饭，所以我就先把劈柴扔地下，然后托着奶慢慢往下蹲，再生火。就这样待了十多天，奶疮破头儿了，流出一碗脓来。同院的阮大婶说：“你也没喊疼，我以为不是奶疮呢。人家都是疼得整夜睡不着觉，一夜一夜地喊，你没喊疼，怎么就是奶疮呢？”我心想，人家嚷，人家有条件，我嚷，把孩子嚷醒了，我还得哄孩子，可不多疼也得忍着吗？
这还不算，他走了没多久，就来信要东西，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反正是长奶疮以前就来信了，奶疮破头儿后又来信了。我跟孩子姥姥一说，她说：“我们拿点钱来，可是让你养孩子的，不是让你给他买东西寄东西的。”他的来信根本就不问家里孩子大人怎么活着，就是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向我要东西，因为他一辈子都爱写小字。他走后的第一年，就是1958年一年写信的内容都是要东西，就是在第四封信中说了几句想儿子。因为他说：“七八个月大的孩子，正好玩儿，长玩意儿啊，今天会一个挠子，明天会一个头子的。可惜我看不着了。你最好给我寄一张孩子的照片来。”当时没条件，第二年一周多时再照了寄去。
他的信要这些东西：衣裳、布、顶针、针、补袜子的袜底，锥子、线，什么都要。长奶疮前我已寄过一次，长奶疮之后信又来了。同院的阮奶奶说：“郭大妈收到信，这心里才不好受呢：不寄不忍心，寄是真困难。”你想，寄东西不光花钱，我也没时间，还要用手挣饭吃啊。比如得买、得做、得寄，这都要时间。他来信要衣裳，我就得想办法，这时家里还有一台缝纫机。1958年大跃进时卖了，一来穷，二来要动员交公，我就卖了，因为那会儿各地连村里都成立缝纫厂，挺好卖的，卖了100块钱。因为家里有机器，他就老让我用缝纫机扎。
刚去时他在天津干农活，那会儿通州属河北省，天津是省会，所以到天津去集合。天津有个文安县，挺穷的，他们去的地方叫“明白洼”，一个姓马的街坊是教师，和他一个地方，姓马的媳妇会说：“这回上明白洼，他们就明白了，就不会干混事了。”可是他太自私，仍然接着干混事，这就是不管家里人死活，只管自己要东西。他来信说：“我们干的是农活，你用孩子们穿的旧衣服，拆了，旧布连接，给我缝两身肥大的农民式裤褂，两个农民背心来。”这之前，我就把他走之前的旧衣服都左缝右纳地加固后寄完了。可是4个个挨个的孩子，旧衣服穿一遍过来全挂不住针了，还怎么可能再给他做？你就想他就是这样不会为家里人想。
我给他做了新布的农民式背心，可没给他做那么多。还要鞋，我就把他走前穿坏的球鞋拿到鞋摊上花一块多钱修好了，给他寄去。反正哪回都得零七八碎的都得一大包袱。他多长时间来一回信，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是来了信没寄走东西，他心想这会儿没寄出来呢，先不写，可是你一寄走，没过几天第二封信又到了。也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多东西可要。比如“给我寄吃饭的饭碗来”，我怕压了寄饭碗里面垫上一个大芥菜（咸菜），可是他还说压了，也不知真假，反正以后还要碗。
其实，我但凡有一点办法，也不用他说就给他寄。有一回我把雨衣给他寄走了，他来信说“雨衣太沉，干活不方便不轻省”，说“箱子里有我妈给我买的一块粗布（原来我打算做床单，可孩子小老尿床，就一直没舍得使），你给我做一个肥大的褂子。上了桐油，寄来我当雨衣穿”。“解放”后我根本就没见过卖桐油的，再说又做衣服，又上桐油，我还给孩子挣饭吃不？你问我他来信问不问我们怎么活着，从来不问，光要东西，从来不奇怪、纳闷我们孤儿寡母5个人一下子没了一分钱正常收入还怎么没饿死。反正是不断地来信要东西。
1958年他走后的一年来过八九封信，我把家里能寄的都寄了。最后连能当包裹皮的旧布也寄光了，后来是买的新布。他的信字总是特别小，一是因为他爱写小字，二是因为要的东西特别多，要求特别细致、全面。我知道他后来对我那样，要知道今天这样子我当时说死了也得留下他的信。现在他永远不提这个了。
刚开始走了，他们干农活，以后去河北易县帮助炼铁矿了。1958年底，我给他写过一封信，信封里还有我们房东、姓马的右派家属的一封信。那位姓马的，岁数比他大，身体比他不好，可家里还可以吃房租，孩子虽多，但比我们家的都大，而且他家就不让大些的孩子上学了，而是让他们退了学去搞副业谋生。可是这样，那位姓马的从来不写信跟她要东西。这次我刚给他寄走一个棉背心，信里问他，为什么人家老不要，你老要东西？他看了这封信，生气了，以后一段时间就没再来信要东西。
不久，为了安置他们这几万名右派，因为右派太多，原有的监狱、劳改的地方都爆满了，就在山东济南市城郊的山区买了一块地方，让他们去开石头，那活累，可是这时他们可以挣钱了，能自己买，他也就不再老要东西了，只是偶尔要东西了。
1961年我还给他寄过一次东西，因为上次寄的碗压坏了，1959—1960年市场又特别紧张，什么东西也没有。1961年市场上刚有东西，那会儿大瓷缸子还是稀罕物，他来信说“给我寄三个特大号瓷缸子”，他还给别人带了两个，人家的媳妇不像我这样傻，早改嫁了，所以家里没人管，得等他的媳妇我帮忙。他这回怕挤坏了，让我钉箱子寄，我又不会钉，就请街坊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帮我拆了家里的一个白茬子箱子，改小钉寄东西的箱子，这自然不能让人白忙，我还得管饭。订好后装上三个大搪瓷碗。里面装上炖好的带鱼，因为快过黄历新年了，碗与箱子之间的缝里我还塞上桃酥。我还记得他后来给我写信说，带鱼汤流出来，把桃酥都泡了。这说明我不是不惦记他，当然这时我日子也好过些了，因为不光糊火柴盒了，有时还纺石棉。赶上活多，一天能挣一两块钱。
（未完）
（执笔作者郭军退休前为《中国青年报》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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