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3)

作者:郭军(执笔) 王碧波(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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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1年01月13日讯】

接上文: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1)

回忆录:右派家属母子的百年血泪(2)

他暑假回来,我就问他怎么去了那么长的时间,他说因为他在警察学校待了一年,平时他说话由不得人心,所以整他的人就认为他是特务,逼他交代问题。虽然没有发展到文革时期那样残忍,但估计也不好受,因为有人受不了自杀了,他倒是没想到自杀。可是逼得他就瞎编,说他在东北时都到什么什么地方干什么了,他们就派人去调查。自然是什么事也没有。调查回来的人生气地对这些挨整的人说:“你们这些人倒挺好的,没事干在屋里打百分,你知道我们在东北的小车站,冻得睡不着,在地上走遛。”到底也没查出他的反革命事迹来,就放他回来教书了。

他回来后不满意,心想我什么事也没有,却无故整了我一年。但这回不敢说了,老实点儿了。转过年来,也就是1957年8月1日,我生了第四个孩子,因为是建军30周年的日子,他就给孩子起名叫“军”,可见他这个人还是真爱共产党。说起这,还有一件事。五几年时抗美援朝,动员老百姓捐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他就对我说:“我过去也没为共产党做过什么事,我想把咱们结婚时金戒指献给国家,以后我还想加入共产党呢。”这样,他就把没舍得卖的那个金戒指捐了。可这以后也成了罪状,1958年反右时,学校批判他时说他捐金戒指是“企图收买共产党”。

1958年反右开始了,这回不用再去花钱费力外调找反革命罪行,“思想右倾就是有罪,就得送去劳动改造”。于是学校就开大会、小会批他,把他打成了右派。其实主要是他过去净喝醉了酒,找领导提意见,因为工作得罪了领导和同事,比如他写报告申请钱盖图画教室,上级批下钱后学校挪用盖了化学教室,他就喝醉了找校长闹。校长就曾说:“你就好好教你的书吧,管学校的事情干什么!”相反,学校里一个教师窝藏了从乡下跑来的真反革命的父亲,可只不过给他降到小学里教书,没送去改造。人家人缘好,没得罪领导呀。

1957年“大鸣大放”,因为刚放回来,他不敢再说了,可是学校动员,各个教研组非得说,非得写不行。他们体、艺、音是一个教研组,组里的人就对他说:“你是组长,你写一篇吧。”他推脱不过就写了,这次没敢再点名,也没敢批领导,只说他走了一年,学校里他养的用来教图画课的花都干死了。

过几天就给他开大会,会场也布置好了,有一天晚上人家练兵,他不知道也想去开会,结果到了平时开会的屋子发现一个人也没有。他就去问传达室,人家告诉他在哪个屋子开会,他就进去了。人家问他你怎么来了,就打发他回家了。他回家后对我说,也不知怎么不让他开会。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开会批他在练兵,怎能让敌人来。

第二三天就开大会批他,说他是东郭先生的狼,吃共产党还恨共产党。画了漫画,贴了标语。其实他是真爱共产党,也真没什么阴谋,不然他就不敢和领导作对了。相反,那个姓宋的老师是国民党少将,隐瞒历史进校教书的,可因为不多说少道,课上得也不错,还是中学二级,月薪121元。郭笃民是中学四级,连校长也没姓宋的挣得多。中学二级就是高级教师,那会儿一个月就可以供应几斤肉,比平常人供应得多。他也就这个发牢骚,说全国有多少中学二级呢,他们就有肉吃。我是中国国画研究会的会员,全北京就有300人,我怎么就没肉吃?得,这也成了罪状,开会时挖苦他是“三百分之一”。

开完大会就放快寒假了,学校不再让他上班,让他在家写检查,写一回不行,再写还不行,说“越深刻越好”。他就挺烦的,在家变着法儿骂自己,我就纳闷,怎么说人越坏倒越好呢?后来他就把最深刻的检查交了。开学之后,也没说停他的课。他还问领导,开大会学生代表都参加了,你们要不给我工作,我还怎么教课呀。领导含含糊糊地说:“咳,你就先上班吧。”他回来对我说:“我也纳闷,怎么也没有老宋的课,也没看见老宋呢。”那时我们也没上老宋家打听去。

过了几天,我们在家待着呢,学校让他回来拿户口本,说是对户口。又过几天,学校派了两个教师跟着他回家来了,带他拿行李来了。他进门就把通知给我看了,上面写的是“思想右倾,劳动教养”。他就跟我说:“政府挺照顾我,让我去劳动教养。”就让我给他收拾衣服、被褥。

这一天是1958年3月19日,他跟我说:“是上月开支(月初开本月的支)那11天的工资还得扣回去。我有40多元的互助会会费,扣了工资,还剩5块,我带走了。”我怎么说呢,还能不让他带走,那会儿我抱着8个月的孩子,心里别提多乱了,可又不好表示出来,因为当着那两个教师的面呢,不愿意让人家笑话。就使劲镇静着,帮他收拾东西。你问我当时想什么了?我那时想的就是“没法过了”,看完通知后第一个念头就是“以后怎么活着?”他们就走了。

呆会儿大女儿、二女儿就放学了。人要遭了特大的打击就麻木了,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就觉得身子不住地往下沉,待会儿清醒来发现还在床上。孩子放学后,我就对大女儿说:你爸爸送去教养了。她刚10岁,就哭了,说:“妈,你别着急,我帮你干活。”

他走那天,那两位老师就把户口本送回来了。我跟傻子似的,还拿了户口本到街道办事处去销户口,给人家一看,人家说这不销了吗?这倒先给人家送信去了。问了我就让他们开介绍信,因为那时干什么都得开介绍信,我让他们给开介绍信介绍我去糊火柴盒。开信那个姓杜的老头皮笑肉不笑地,这回可解恨了。

我拿回了火柴盒的原料,开始糊时都不会,更别说孩子们了。第一天糊到晚上11点,大女儿、二女儿眼珠都红了,我让她们去睡觉,我又糊了半天。一数,还不够5分钱的手工呢,我这回可真哭了,他走时我都没哭。我心想干了一晚上,才挣了5分钱,我拿什么养活4个孩子啊?可也没别的办法,就使劲干吧。以后就没黑夜没白日地干。夜里醒了我就赶紧坐起来,怕躺下再睡着了。还得奶孩子。没过几天,我就长奶疮了。

他走后,我就给孩子的姨、舅舅、郭敬培和孩子的奶奶去信了,郭家是只字未回。可是孩子的二舅就来了,带了他们兄妹凑的30元钱。因为那会儿大家孩子多负担重,都没有多少钱。他二舅就说:“右派就说平常嘴不老实,你为什么不说说他呢?”他一说这个,我就哭了,我说:“他不听我的,他觉得他是大学文化程度(实际上他只上过一年大学),觉得我是初中文化,哪听得进我的话?”(后来他都惦记着甩我们了,也不像刚结婚时那样怕我离婚了。)我哭着对二弟说:“我管得了他吗?”

虽然我有了30元钱,可也没舍得去看病。过几天我母亲来了,我就说我奶上长了个疖子,她一看就说:“这是奶疮,你可得去看。”那我当时也没去,过几天我再去医院就晚了,也回不去了。就化脓,就烂。即使这样我也不敢待着养病。其实那会儿有活干,糊火柴盒、纺石棉,如果让10岁、8岁的两个女儿退学也能挣钱了。可我不能让她们当文盲,再苦也得让她们上学。那样疼,我也得干活呀。得生火做饭,所以我就先把劈柴扔地下,然后托着奶慢慢往下蹲,再生火。就这样待了十多天,奶疮破头儿了,流出一碗脓来。同院的阮大婶说:“你也没喊疼,我以为不是奶疮呢。人家都是疼得整夜睡不着觉,一夜一夜地喊,你没喊疼,怎么就是奶疮呢?”我心想,人家嚷,人家有条件,我嚷,把孩子嚷醒了,我还得哄孩子,可不多疼也得忍着吗?

郭军几个月大的照片,大约摄于1957年年底。当时父亲还是师范学校美术教师,没被打成右派,家里经济条件还正常。(作者郭军提供)

这还不算,他走了没多久,就来信要东西,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反正是长奶疮以前就来信了,奶疮破头儿后又来信了。我跟孩子姥姥一说,她说:“我们拿点钱来,可是让你养孩子的,不是让你给他买东西寄东西的。”他的来信根本就不问家里孩子大人怎么活着,就是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向我要东西,因为他一辈子都爱写小字。他走后的第一年,就是1958年一年写信的内容都是要东西,就是在第四封信中说了几句想儿子。因为他说:“七八个月大的孩子,正好玩儿,长玩意儿啊,今天会一个挠子,明天会一个头子的。可惜我看不着了。你最好给我寄一张孩子的照片来。”当时没条件,第二年一周多时再照了寄去。

他的信要这些东西:衣裳、布、顶针、针、补袜子的袜底,锥子、线,什么都要。长奶疮前我已寄过一次,长奶疮之后信又来了。同院的阮奶奶说:“郭大妈收到信,这心里才不好受呢:不寄不忍心,寄是真困难。”你想,寄东西不光花钱,我也没时间,还要用手挣饭吃啊。比如得买、得做、得寄,这都要时间。他来信要衣裳,我就得想办法,这时家里还有一台缝纫机。1958年大跃进时卖了,一来穷,二来要动员交公,我就卖了,因为那会儿各地连村里都成立缝纫厂,挺好卖的,卖了100块钱。因为家里有机器,他就老让我用缝纫机扎。

刚去时他在天津干农活,那会儿通州属河北省,天津是省会,所以到天津去集合。天津有个文安县,挺穷的,他们去的地方叫“明白洼”,一个姓马的街坊是教师,和他一个地方,姓马的媳妇会说:“这回上明白洼,他们就明白了,就不会干混事了。”可是他太自私,仍然接着干混事,这就是不管家里人死活,只管自己要东西。他来信说:“我们干的是农活,你用孩子们穿的旧衣服,拆了,旧布连接,给我缝两身肥大的农民式裤褂,两个农民背心来。”这之前,我就把他走之前的旧衣服都左缝右纳地加固后寄完了。可是4个个挨个的孩子,旧衣服穿一遍过来全挂不住针了,还怎么可能再给他做?你就想他就是这样不会为家里人想。

我给他做了新布的农民式背心,可没给他做那么多。还要鞋,我就把他走前穿坏的球鞋拿到鞋摊上花一块多钱修好了,给他寄去。反正哪回都得零七八碎的都得一大包袱。他多长时间来一回信,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是来了信没寄走东西,他心想这会儿没寄出来呢,先不写,可是你一寄走,没过几天第二封信又到了。也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多东西可要。比如“给我寄吃饭的饭碗来”,我怕压了寄饭碗里面垫上一个大芥菜(咸菜),可是他还说压了,也不知真假,反正以后还要碗。

其实,我但凡有一点办法,也不用他说就给他寄。有一回我把雨衣给他寄走了,他来信说“雨衣太沉,干活不方便不轻省”,说“箱子里有我妈给我买的一块粗布(原来我打算做床单,可孩子小老尿床,就一直没舍得使),你给我做一个肥大的褂子。上了桐油,寄来我当雨衣穿”。“解放”后我根本就没见过卖桐油的,再说又做衣服,又上桐油,我还给孩子挣饭吃不?你问我他来信问不问我们怎么活着,从来不问,光要东西,从来不奇怪、纳闷我们孤儿寡母5个人一下子没了一分钱正常收入还怎么没饿死。反正是不断地来信要东西。

1958年他走后的一年来过八九封信,我把家里能寄的都寄了。最后连能当包裹皮的旧布也寄光了,后来是买的新布。他的信字总是特别小,一是因为他爱写小字,二是因为要的东西特别多,要求特别细致、全面。我知道他后来对我那样,要知道今天这样子我当时说死了也得留下他的信。现在他永远不提这个了。

刚开始走了,他们干农活,以后去河北易县帮助炼铁矿了。1958年底,我给他写过一封信,信封里还有我们房东、姓马的右派家属的一封信。那位姓马的,岁数比他大,身体比他不好,可家里还可以吃房租,孩子虽多,但比我们家的都大,而且他家就不让大些的孩子上学了,而是让他们退了学去搞副业谋生。可是这样,那位姓马的从来不写信跟她要东西。这次我刚给他寄走一个棉背心,信里问他,为什么人家老不要,你老要东西?他看了这封信,生气了,以后一段时间就没再来信要东西。

不久,为了安置他们这几万名右派,因为右派太多,原有的监狱、劳改的地方都爆满了,就在山东济南市城郊的山区买了一块地方,让他们去开石头,那活累,可是这时他们可以挣钱了,能自己买,他也就不再老要东西了,只是偶尔要东西了。

1961年我还给他寄过一次东西,因为上次寄的碗压坏了,1959—1960年市场又特别紧张,什么东西也没有。1961年市场上刚有东西,那会儿大瓷缸子还是稀罕物,他来信说“给我寄三个特大号瓷缸子”,他还给别人带了两个,人家的媳妇不像我这样傻,早改嫁了,所以家里没人管,得等他的媳妇我帮忙。他这回怕挤坏了,让我钉箱子寄,我又不会钉,就请街坊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帮我拆了家里的一个白茬子箱子,改小钉寄东西的箱子,这自然不能让人白忙,我还得管饭。订好后装上三个大搪瓷碗。里面装上炖好的带鱼,因为快过春节了,碗与箱子之间的缝里我还塞上桃酥。我还记得他后来给我写信说,带鱼汤流出来,把桃酥都泡了。这说明我不是不惦记他,当然这时我日子也好过些了,因为不光糊火柴盒了,有时还纺石棉。赶上活多,一天能挣一两块钱。

(未完)

(执笔作者郭军退休前为《中国青年报》主任编辑)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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