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3月11日讯】中国近些年来争强好斗，处处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较劲。2019年，中共中宣部推出以阅读习近平语录为主的“学习强国”移动应用程序，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大陆民众安装学习，“强国”自此成为中国的一个奇葩代号。不过，与“强国”谐音的“墙国”却在民间更加流行。政府用网络防火墙封锁信息和舆论，“翻墙”查看海外的自由信息成了民众热中的一种流行文化。
习惯以万里长城这堵墙自豪的中国到底是“强国”还是“墙国”？有过翻墙经历的大陆中国人大多都在心中也横着一堵有言难诉的围墙。2020年7月1日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后，把“强国”禁锢大陆的那堵围墙延伸到了香港，导致大量的香港人翻墙而出，逃离香港。按香港入境处的统计数字，最近三年，经机场净离港人数超过50万。
2023年，历经三年疫情的中国政经状况持续恶化，开始出现新一波逃亡潮，中国人无论贫富都在想办法离境前往海外。偷渡美国的“走线”风潮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跋山涉水、穿越丛林、经由美墨边境翻墙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11月分的资料，2023年通过走线进入美国的中国人超过2.4万，比过去10年加起来还多。
从中国大陆跑到海外的西方国家生活已经逾20年了，我并不是偷渡出来的，但每当看到中国人翻墙走线的故事就有一种深深的感同身受。走线可能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翻墙也许就是几分钟时间，而我却感觉几十年来的生活经历每时每刻都在走线，都在翻墙。
我的四次翻墙经历
我在小时候确实为了偷跑出去看电影或看电视剧而翻过几次围墙。不过我说的翻墙经历却不是指的这个。让我刻骨铭心的是翻越那些看不见却实实在在挡着我们路的围墙。
在我有记忆的时候中国的文革已经接近尾声了，划分家庭阶级成分是我人生中最先感知到的第一道围墙。因为母亲的出身成分被划成富农，我们家在乡亲和家族中经常受歧视。父亲受牵连在仕途上受阻，我们全家还被下放农村。姊姊被推荐上大学却因母亲的成分问题被邻居用大字报给告了下来，以至于她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假如说家庭成分是困扰我的第一道墙，那农村户口肯定就是我撞上的第二道墙。我们家是村子里的外来户，再加上自己又长得身单力薄个子小，从小就经常被邻居大孩子们欺负。为了摆脱农村这个看不到出路的生活环境，我们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只是为了能考上大学转户口，翻出农村这道墙。非常可笑的是，在我大学毕业没几年后，城市户口就变得不值钱了，随着下岗工人的出现，没工作、没房、没地的城里人反而不如有地的农民了。如今的大学生也是越来越贬值，连个糊口养家的工作都很难找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南京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原本雄心勃勃想在工作中做点成绩出来，不成想，单位里人浮于事，处处都是为了职称、奖金、分房等利益明争暗斗的办公室里的故事。国营企业的所谓铁饭碗就是按部就班的僵化体制，每个人都戴着面纱装样子互相提防，死气沉沉的工作环境成了困扰我的第三道围墙。每天耗日子一样从单位的围墙进出就像为了一口饭而待在监狱里一样。
我在这个国营大企业仅仅待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决定跳出体制翻墙下海了。我和北大毕业的一个中学同学一起办了一个科技广告公司。我们俩曾经是当地文理科的状元，觉得凭借两个人的聪明才智至少可以养活自己。但是，折腾了一年时间，才发觉在一个缺乏自由竞争的环境里创业，即使离开国营单位，还是很难真正摆脱无处不在的体制这堵墙。
最后我们决定再翻一次墙，各自进修了一年外语，申请出国到欧洲留学。我来到了德国的柏林。
走近柏林墙
我到柏林那年，德国已经完成了统一。东德人不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墙去寻找自由了。柏林墙已经从箝制自由的噩梦变成了见证自由的风景，只留下几处残存的废墟供游客观光。
那时德国的大学都是不收学费的。留学生每月只需打几次短工就可以挣到足够的生活费，并轻松地交上学生宿舍的房租。当时，柏林正在大规模地重建，曾经的东柏林成了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我住在西柏林市中心，但在学生工作介绍所找到的工作常常是在东柏林地区。所以经常跨越那道已经消失，却曾经存在的围堵自由之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德国被分成东德和西德，一个是隶属于共产党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属于自由民主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前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也被分成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和美英法三国占领的西柏林。柏林墙最早建于1961年8月13日，全长167.8公里，是东德共产党政府为了阻止东德居民逃往西德而修筑的隔离墙。柏林墙把有“自由世界橱窗”之称的西柏林在东德境内围成一座孤岛。柏林墙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PK的分界线，也是专制政权残暴封闭的标志。
柏林墙是美国和苏联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冲突的产物。在柏林墙修建之前，共计约有350万东德居民逃离苏占领区和随后的东德，其中1949年到1961年逃离的人数约为260万，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和知识分子。此外还有大量的波兰人与捷克斯洛伐克人通过西柏林这条通道逃往西德和其它西欧国家。柏林墙修建后，这条逃亡通道遭到了抑制，此后28年的时间里，只有约5000人尝试翻越柏林墙。1962年起东德政府的《开枪射击令》生效，东德边防军允许对非法越境者开枪射击，大约有两百人被射杀。
1989年我在中国大学生活的第一年，就赶上了那年著名的中国学潮。6月4日，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开枪镇压民主示威运动事件发生后不久，柏林墙倒塌，东欧共产政权也接连倒台。1989年在中国持续两个月的民主运动没能推倒专制的红墙，却可能催化了这年秋天在东欧共产政权的和平解体。
1989年东欧国家发生政治变革，匈牙利政府开放和奥地利的边境。大批东德人借道捷克斯洛伐克经匈牙利逃往西德。1989年东德逃亡西德的人数高达34万，东德老百姓的大规模出逃使东德共产政权濒临坍塌，难以为继。继1989年10月莱比锡高达百万人的游行之后，11月4日和东柏林爆发了东德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游行人数超过百万。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宣布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西德和西柏林，当晚柏林墙在东德居民的压力下被迫开放，民众开始自发陆续拆除柏林墙，各大电视台现场转播拆墙盛况。欣喜的人群还凿下柏林墙作为纪念品。1990年6月东德政府正式决定拆除柏林墙。柏林墙的倒塌为结束东德共产党的统治及两德统一奠定了基础。1990年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东德政府解散，以几个州的形式并入西德联邦政府。
光头党来自东边
东德共产党政府把建筑的柏林墙说成是防范西方的潜在侵略威胁“反法西斯防卫墙”，还有一个理由是为了阻止西方间谍通过西柏林向东部渗透。可是，两德统一后来产生所谓新纳粹却都是来自东德地区。
在我还在柏林的时候，经常在周末时乘坐德国铁路一个快乐周末计划提供的特价票到柏林周边的一些城市观光散心。偶尔会在火车上碰到一些被外界称为新纳粹的光头党年轻人。他们见到外国人就会吼叫：“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他们只是样子很凶地叫嚣几声，一般不会动手打人，并且车厢里的其他德国人也会出面制止并迅速把他们打发走。这些光头党年轻人也就是类似中国人说的那种对社会现状不满所谓“愤青”，并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的极端分子。但他们普遍有个特点，就是都是来自原东德地区的青年。
两德刚统一的时候，东德人一下子就从大锅饭的社会主义社会跃进到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工资福利等各方面待遇两边都一样，真的仿佛天上掉了馅饼，一夜间上了天堂。两种体制之间毕竟差距巨大，过了那段蜜月期的兴奋之后，东德地区落后的经济基础和运营机制，再加上长期习惯的共产社会意识形态，在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竞争中陷入瘫痪，工厂倒闭，失业率骤升。虽然西德每年耗资千亿欧元补助东德，但是也无法填平两边的差距。
收入水平落差让东德人自感成了二等公民。东部的百姓，特别是失业的年轻人心生不满，甚至迁怒外国人，说是外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这也就是光头党产生的背景由来。
东德式中国流
每当我走进东柏林或其它东德地区，我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时不时还有一种又重回中国大陆的幻觉。杂草乱生的庭院，破落随意的角落，不加修饰的细节，还有那火柴盒一样千篇一律的筒子楼。连人也都是和中国人类似的举止神态和思维模式。
在德国，东德地区和西德地区即使统一几十年后依然保留很多难以抹去的差异痕迹，甚至是人的行为习惯和思想习惯也都截然不同。这种差异也许需要几代人去慢慢弥合，不是十几年或几十年时间就能轻易抹去的。
有一次打工帮东德人搬家，居然发现她家的物件摆设也很中国化，更确切地说，是共产模式化。满屋子大包小包，五颜六色，杂乱无章，和西柏林人家整齐有序，简洁悦目的大气风格迥然两样。
还有一次和一个东德老头聊天，一提到中国他就很兴奋，认为中国严酷的政治制度可以维护社会治安，计划经济制度可以公平分配。他还在回味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当我问他是否愿意移民中国或回到共产东德时代，他却连连摇头说不愿意。
在原东柏林的市中心有一处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公园，里面立有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雕像，平时很少有西方人在此驻足，在此流连拍照的往往是一些中国游客或中国留学生。
我曾经远远地看着一群围着马恩雕像拍照的中国人情不自禁地想，我不远万里地从中国跑到德国，是要躲马克思，还是拥抱马克思？是在翻墙还是在寻找失落的围墙？
现在很多中国人翻墙来到了国外，德国的柏林墙已经消失不见了，但是中国的那堵墙依然还在。东德人的大规模逃亡逃垮了柏林墙，那现在中国人新兴的这波逃亡潮也能冲垮墙国吗？
——转载自《新纪元》第715期专题报导
责任编辑：连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