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3月29日讯】2023年的中国大事连连，堪称中共统治史上又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欧美日韩印澳形成围堵中共的包围圈，美国议员正式将中共定义为新邪恶轴心国家。这一年外资撤离、企业倒闭、房地产爆雷、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一片萧条，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年中共军队高层被大规模清洗，红二代传出反习檄文，兵变和政变威胁让习近平寝食难安。这一年国安部、公安部入驻股市，经济形势的好坏不可以自由评估，股票也不再是一种可以自由交易的资产。这一年新品种土匪“农管”下乡了，干涉农民养鸡、种菜、种庄稼，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不祥之兆再次笼罩农村。这一年中共党魁习近平启动了特务治国这种最严厉的专制统治模式，甫卸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死得不明不白，暗杀阴谋论在网上盛传。这一年习近平推出反间谍法煽动亲人、朋友、同事之间互相告密。这一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正在急速滑向文革的边渊，而改革开放已进入死亡状态。
1978年末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改革开放是中共党内改革派主导的改良运动，其目的是摆脱文革路线的束缚，从毛泽东的体制中走出来。改革开放的对立面就是文革，文革的特点是高度集权、个人独裁、个人崇拜，封死一切社会良性变革的空间；而改革开放的特点是逐步放权、让利、营造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为社会进步打开历史的大门。
中共统治中国的历史，大约就是一部文革与改革开放两条路线的斗争史，或者说是中共党内的左右之争，这种斗争从文革之前就已经开始，文革中达到高潮，文革后继续在各个领域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说中共的改革开放失败了，或者死亡了，那么一定是文革路线通过某种形式在中国大地上又死灰复燃了。正如人有“生老病死”，事物有“成住坏灭”，中共的改革开放也经历了“成住坏灭”四个阶段。
文革的暂停与改革开放的开启
1976年毛泽东死后，中共高层发动政变逮捕了文革的狂热分子四人帮，暂时结束了十年文革。但是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依然被继任者华国锋忠实地执行，华国锋的政策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中共党内首次将这三项最高权力集于一身的人物，中共改革派要顺利推行改革开放，就必须从华国锋手中夺权，彻底推翻毛泽东的路线。
1978年5月10日，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在旗下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两个凡是”的路线正式摊牌。胡耀邦当时是绕开华国锋和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擅自主张发表了这篇社论，这无异是一个胆大包天的行为。围绕这篇社论，真理标准大讨论随后席卷全国，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这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为当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政策做好了理论准备。
真理标准的辩论持续三年之久，一直到华国锋陆续交权下野。1980年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被迫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接任；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这一职务后来改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或者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中共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正是由夺了华国锋权力的赵紫阳、胡耀邦和邓小平三人分别开创，其中邓小平主导了中共行政制度的改革，结束了终身制，制定了干部任期制和退休制度；赵紫阳主导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包产到户、政企分开、放权让利，恢复商品经济和私营经济，并着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胡耀邦开创了“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成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并亲自拍板让当时民间出现的气功热（中华传统修炼文化）自由发展，为90年代法轮功重建中华传统文化打开了政策空间。
综合来看，中共的改革开放包括四个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后文革意识形态；在政治上结束个人独裁，恢复民主集中制，建立干部任期制以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领域放权让利，开放私有制，允许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在对外关系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交好，引进西方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从1978年末到1989年初是中共改革开放的上升时期，这十年期间中国社会在以上四个方面都在稳步前进，整个时代充满朝气和希望，在党的意识形态之外，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播。中国进入了中共统治下最开明的一个时期，被称为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这也是中共改革开放的“成”和“住”的阶段。
六四大屠杀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
今天很多人看中共的改革开放，片面的关注了高速增长的经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制造业基地、引领全球的基础设施……等等，其实改革开放的核心是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封死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出路，那么改革开放也就无路可走，不得不走向“坏、灭”阶段。
前面说过，改革开放是由中共体制内改革派领导人启动的一场政治改良运动，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专制体制下的政治改良一般有两种结局：一是由改良发展为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革命，达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二是改良被顽固派扼杀，自上而下通往宪政的道路被封死，人民不得不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来建立民主宪政。
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从行政改革开始，邓小平废除了终身制，建立了任期制和退休制度。在此基础上，赵紫阳酝酿了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包括在省一级搞差额选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以及让民主党真正成为独立政党参与政治协商，让民主党在国务院部委中任职等等。根据赵紫阳回忆录，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的很多设想都得到邓小平的认可。
我们设想一下，一场改良如果顺利地往下走，历史的逻辑会是怎样？以中共专制体制为例，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行政改革建立任期制；党政分开给政府更多独立施政的权力；司法独立建立法治的权威；民主党独立参政议政，政协不再是花瓶；人大成为独立立法机构，不再是橡皮图章；党内从差额选举走向党内民主；开放党禁报禁，实施宪政。
事实上，1980年代的黄金十年期间，从文革中摆脱出来的中国人正在向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稳步前进，整个时代是前进的。如果没有1989年的“六四屠城”导致改革派全军覆没，如果改革派领导人继续执掌政权，我们无法否认改革开放走向建立宪政目标的可能性，因为这也是很多党内不同级别的干部以及学者们的共同心愿。
现代历史学者吴伟（1980年代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认为，1980年代开启的这场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实际主持者是赵紫阳，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位是：它是由中共党内一批有远见、有民主意识的开明领导人主持进行的使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变、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转变的一次有益尝试。笔者对此深以为然。
1980年代中国的政治势力基本可以划分为三大块，党内改革派、党内顽固派（也被称为保守派）以及民间改革派（或者称为民间反对派）。由于党内改革派执政，政治气氛开明，为民间改革派的发展拓宽了历史空间，86学潮是中国民间改革派崛起的标志，也是民间改革派第一次尝试与党内改革派结合，推动这场改良（改革开放）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宪政。89学潮是86学潮的延续，由于民间改革派的不成熟，89学潮最终被激进声音主导，在学潮的最后阶段出现了5.17宣言，将学潮定性为终结邓小平独裁体制的爱国民主运动，使学潮的初衷从悼念胡耀邦、反腐败，发展成民间改革派与邓小平的生死对决，这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无异于自毁前程。
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前主任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认为，邓小平是改革的教父和保护伞，赵紫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赵紫阳设计了一切改革计划，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被实施；另一方面赵紫阳的改革建议受到顽固派阻碍时，也是邓小平出面与顽固派周旋。麦克法夸尔的观点在当今学界正在赢得广泛共识。当89学潮的最后阶段演变为一场打倒邓小平的群众运动时，也是将赵紫阳架在了火上，使赵紫阳不得不在学生和邓小平之间做选择。选择邓小平的血腥镇压等于丧失道义，背负千古骂名；而站在学生这边虽然可以保留清誉、万古流芳，却失去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这份最珍贵的工作。89学潮时赵紫阳的角色本应是站在学生和邓小平之间搞协调沟通，帮助双方达成妥协，而不是选边站。当89学潮演变到赵紫阳必须选边站时，也就注定了赵紫阳的失败、民间改革派的失败以及邓小平的失败，而唯一受益的是党内顽固派。
六四大屠杀标志着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终结，此后的几代中共领导人都不再提政治体制改革议程，80年代已有的政治体制改革成果也在六四之后的岁月里逐渐丧失，这意味着六四之后的改革开放已经在走下坡路，改革开放已经由“住”的阶段走入了“坏”的阶段。
1986年邓小平曾经提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虽然1980年代曾经展现出蓬勃生机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被邓小平杀亲手扼杀了，但是邓小平以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些论断却完全正确，并且在未来的岁月里被一次又一次的验证。
胡耀邦开创的时代精神 “实事求是”缔造文化繁荣
经历六四大屠杀进入1990年代后，我们盘点一下80年代改革开放的成果还剩多少？邓小平开启的任期制还在；赵紫阳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保留了下来，并且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被写入党的十四大文件；但是赵紫阳试图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消失了，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内容丧失了。不过改革开放在90年代还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因为胡耀邦留下的一项政治遗产依然存在。这里我们回溯一下改革开放的另一条线索：胡耀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历史贡献。胡耀邦的功绩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平反冤假错案，反对“两个凡是”，启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使“实事求是”成为整个1980年代的时代精神，也成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是中共历史上最罕见、最大规模的一次纠错过程，不管这些案件过去了多久，不管当年是谁定的案，哪怕是毛泽东亲自定案，胡耀邦都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态度，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决对冤假错案予以平反、彻底的平反。由于支持毛泽东路线的守旧派对于这些冤假错案的看法还停留在文革时代，胡耀邦与守旧派在各种场合以及报纸上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并于1978年5月启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在这个过程中，胡耀邦也使“实事求是”成为80年代的时代精神和改革派的基本信条。
“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德传》，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可以理解为求真相、说真话、办真事，其核心就是一个“真”字。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首先援引了“实事求是”，但毛泽东从未遵循过这一原则，真正实践“实事求是”精神的是胡耀邦。事实上，改革开放与文革两个时代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要“实事求是”？还是要个人崇拜？不言而喻，“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的真正指导思想，邓小平猫论的核心原则也是“实事求是”。
以“实事求是”为原则，胡耀邦开创的另一大历史功绩，就是为恢复中华传统文化打开了时代的大门。1982年胡耀邦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承认气功修炼和特异功能是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针对当时的气功热制定了著名的“三不政策”（不宣传、不争论、不批评），并支持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气功和特异功能展开科学研究。
气功实质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佛道修炼体系，特异功能在传统文化中被称为神通，是气功修炼中的一种伴生现象，这也说明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有关人体、生命、神佛和宇宙天道的更深奥道理和规律。中共统治中国之后，系统性破坏了中华儒释道传统文化，尤其是十年文革更是将中华传统文化几乎毁坏殆尽。文革后出现的气功热实质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共体制下的一次突围，而胡耀邦为这次突围开放了政策空间。
在“实事求是”时代精神的影响下，1980年代政治气氛宽松，社会环境自由，左派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减弱，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佛道精髓都在中国大地上广为传播，使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生机勃勃，蕴含无限的希望。
当六四大屠杀熄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火炬之后，胡耀邦打开的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大门却并没有关闭，法轮功在90年代的蓬勃发展，“真善忍”信仰对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良性塑造，正向的社会风气使中国人再次拥有了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而走向宪政的良机。
大法洪传人心向善 政治改良生机一线
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顽固派掌权，政治上左转，政治宽松的空间越来越小。虽然大部分人都认为六四镇压是错误的，但是六四事件却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不能平反，不能讨论，甚至禁止死难学生的家属举行悼念活动。这与胡耀邦开创的“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中国似乎在一夜之间又退回到“两个凡是”的年代，只不过“被凡是”的领导人从毛泽东换成了邓小平。这意味着胡耀邦的第一项政治遗产被抛弃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不见了。好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胡耀邦的第二项政治遗产，对气功的三不政策被保留下来，1992年开始，法轮功在这个可贵的历史空间里公开传出。
法轮功（也被称为法轮大法）是一种佛家修炼大法，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使自己的生命升华到更高境界。前面介绍过，特异功能是修炼过程中的一个伴生现象，其实法轮功修炼中更直接更普遍的现象首先是身体健康、道德升华。由于身体健康和特异功能都属于修炼者的个人获益，本文更关注修炼中的道德升华，这属于可以让整个社会都获益的社会现象。法轮功传出后，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学员敬天敬神，以“真、善、忍”为根本法则，以天人关系的重建为基点来提升个人修养和道德，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片净土。法轮功的传播从民间也辐射到中共高层，很多高层人士修炼法轮功或阅读法轮功的书籍，他们人性中善的本性逐渐复苏。
然而专制体制是通过人性中恶的因素构建起来的，尤其是中共的专制以无神论为根基，不信神不信天，通过国家暴力强制扭曲人们心中的善恶观和是非观，强迫人们以丧失良知为代价来换取社会权力和物质利益，是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政权体系。但是，社会的任何一种体系都是人创造的，而人也是可以从道德层面去改变的，如果坏人变成了好人，坏的统治者变成了好的统治者，那么坏的政治体制相应的也可能向好的方向转化。
1980年代中国出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尝试，正是因为胡耀邦、赵紫阳这些改革派领导人能持守道德良知。而邓小平从改革教父堕落为六四屠夫，正是因为道德不如胡赵二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把个人权位看得高于人民的生命和福祉。在90年代那个政治改良被束之高阁，维护专制体制被重新确立为执政之基的年代里，上亿中国人（包括大量中共官员）通过修炼法轮功升华道德，守护良善，这无疑成为当时改良中共统治的新希望，也是中共改革开放起死回生的一线生机。
迫害大法自毁生机 改革开放走入绝境
90年代法轮功在中国自由传播，除了胡耀邦“三不政策”的遗惠余泽，当时大部分中共领导人也对法轮功持正面态度。1998年下半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曾经带领人大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次详细周全的调查，得出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无一害”。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万人大上访的历史关头，亲自接见法轮功学员，重申胡耀邦的三不政策。
如果1999年江泽民没有迫害法轮功，而是像乔石和朱镕基一样善待法轮功，由于法轮功对净化人心和提升道德的影响巨大，我们可以想像，这种社会影响如果一直持续到2002年胡温上台后，那么中国社会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新局面？当从基层到高层，越来越多的人良知觉醒、道德回升，当求真相、说真话、办真事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时，冲破“六四不可平反”之思想牢笼的一场新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不是会再度降临？党内是不是会再度涌现出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实事求是”的良知者？事实上这样的良知品格在法轮功学员中比比皆是，从1992年开始，中共官员修炼法轮功者络绎不绝，这些人都是国家栋梁，是中国改革开放和重启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坚力量。
但是江泽民镇压法轮功逆转了这一历史进程，在媒体造谣抹黑的妖魔化宣传中，无数的大良知者一夜之间成为“阶级敌人”，成为“新五类分子”、“新右派”，成为被社会歧视和仇恨的X教分子。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对上亿道德良善的好人宣战，不但摧毁了无数家庭的幸福生活，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生命，也扼杀了改革开放起死回生的最后一线生机，将中共的改革开放彻底推向“灭”的绝境。
迫害法轮功、打压“真、善、忍”，是一场“新文革运动”，对中国的危害难以估量。除了杀人害命之外，还摧毁了正在升华的社会道德体系，扭曲了正邪和善恶的标准，使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加速败坏。如摧毁了教育、法治、传媒等关键行业的核心价值，使它们彻底丧失维护社会正义和良知的社会功能。摧毁了商业伦理，不受任何制度监督和道德约束的红色贵族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大小商人，更加肆无忌惮的掠夺中国社会的资源和财富，使大多数中国人处于贫困状况。
以2001年中共加入世贸的历史节点来评估中共的改革开放：胡耀邦的政治遗产全部被颠覆；赵紫阳的政治遗产在失去政治体制改革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像邓小平预言的一样注定走不通，在江泽民手中被改造成一种权贵资本主义体系，成为红色权贵和无良商人们“闷声发大财”的经济工具；改革开放三巨头的政治遗产，只有邓小平开启的任期制保留了数十年，直到去年被习近平颠覆。
六四大屠杀加上迫害法轮功，邓小平的一念之错加上江泽民的主动作恶，使之后的中共统治者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胡温时代的基本路线完全被江泽民所控制，在六四和法轮功的问题上毫无作为。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曾经对外展示出一些改良的希望，但是很快就在第二任中原形毕露，修改了邓小平留下的任期制，成为压垮改革开放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一点邓小平忽略了，就是如果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实行政制度改革的成果也不能保障。当习近平三连任红袍加身、定于一尊时，当文革中长大的习近平将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毛泽东思想逐一摆上台面，成为其施政选项时，中共的改革开放已经彻底失败了，彻底走向了灭亡。
最后想说的一点是，文革其实早已来临，只是加入世贸后，外资大量涌入，一时的繁花表象掩盖了这一点。1989年邓小平六四大屠杀终结了政治体制改革，六四不平反的政治路线成为一种“新两个凡是”，政治形势退回到华国锋时代，离文革一步之遥。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建立特务机构“610办公室”，控制公、检、法、国安，甚至财政、宣传、教育、外交等领域，可以绕过法律随意调用资源迫害法轮功，这是一个“新中央文革小组”，此时的中国已再次踏入文革的大门。胡温时代完整地继承了这两项遗产，没有丝毫偏移，只是对外挂了一块改革开放的牌子，加上外资和世贸两项外挂装备，迷惑了全世界。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全面恢复文革的各种套路，牌子也换了，既不叫改革开放，也不叫文革，叫作“习近平新时代”。
——转载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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