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李世雄在纽约的神奇故事

--专访“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创办人李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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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1月10日讯】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近年来向海外媒体公布了大量中共在中国大陆迫害基督徒的案列,引起媒体和西方社会广泛关注。该委员会将中共对中国大陆基督徒动用酷刑,中共恶警对女性基督徒施行性侵犯、性虐待等酷虐手法海外曝光,引起西方社会震动。

李世雄是基督徒,是“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创办人,他为争取中国大陆基督徒的人权付出和承受之大,令人感叹。他说:“共产党对人性的确是非常有研究的。它们完全用对付别人的办法来对付我,如果是没有信仰的话,我早就不干了。可是他们对人性再有研究,对神性却一窍不通。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能这样坚持下去呢?”

李先生在中国有坎坷离奇的经历。他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在六十年代,也就是40多年前,李世雄只有7岁,进了中国最大的一个劳改营:湖北沙洋劳改农场。那时正是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试图自杀,但没有成功,渐渐的他因此获得一种奇特的精力,感觉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保护他。

他说:“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一直都很有信心。而且我直截了当的告诉共产党干部,我是有神保护的。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整不死我。不信我们就走着瞧。现在几十年过去了, 事实已经证明,我确实比他们都活得健康。”

他说:“谁敢说出真相,谁就是它的敌人。我在传播这个真相的过程中,就自然的成了这个政权的敌人。”李世雄认为中共隐藏在世界各地的有一种邪恶势力。为什么叫秘密力量呢?因为它的确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势力,可怕的是你看不见它。而它却看得见你。那为什么叫做力量呢?因为它是可以发挥具体作用的,它是以一种无形力量的形式存在的。是要让人们产生担心和惧怕的。所以叫做秘密力量。”

他说:“我成了它的敌人以后,它用什么方法来消灭我这个声音呢?它就是要让我害怕。” 常常是好几辆车跟纵他出去。在911发生的前几天,李世雄跟一位民运人士在一起,“他们”甚至想绑架我,结果一下被我看出来了,他们用的是一辆残疾人的车,结果也没能得逞。

李世雄说:“共产党不会让这些揭露真相的人,这些正义的人,坚持良心和正义的人,在海外自由自在地活动下去,他们是不会听之任之的。他们会采取更隐蔽的手段,更有效的方法来消灭这些声音。但是我可以借此机会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对抗一个神所喜悦的正义事业。”

他呼吁:“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勇敢地站出来,认真地体味我们的自由,好好地享受我们的自由,充分地利用我们的自由,来为更多的人,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那些没有办法自己出国说话的人,那些不敢说话的人,为他们来争取自由。”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采访了纽约“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创办人李世雄先生,以下谈话是新唐人记者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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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为什么要创办“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就是说,您怎么想到要创办这个委员会的?

创办宗教委员会是个意外,也可以说是偶然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搞什么宗教迫害,是一个偶然的事件。2000年的秋季,我在一个犹太人律师楼里工作,在那里做所谓高级顾问,其实就是专门做政治庇护。很多大陆来的人,因为受到政治迫害,希望通过他们的苦难经历来获得美国政府的同情,从而得到一个合法的身份。

我在做政治庇护的过程中,认识了很多人。大约8、9月份吧,来了几个搞宗教的人要寻求政治庇护。宗教方面我原来没有接触过,比较陌生。这与去教会崇拜,祷告完全是两码事。是个全新的领域,就是所谓的宗教迫害。这些人告诉我,他们的身份是教会的带领。用西方人的说法,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宗教领袖。我问他们带领多少人,他们说带领几十万人。当时我觉得不太可信,因为他们说的事情非常严重。头一次他们来我回绝了,我说这个事情不能做,为什么呢?我觉得自己非常了解中国的情况,连我都不知道的迫害,它不会存在。我是用一个比较武断的思维方式在考虑这个问题。可是回去后我感到不安,就给他们打电话,希望再谈一谈。我说如果你们谈的是真的,我希望有证据,因为移民局要看。他们问需要什么证据?我说你们需要有见证,让那些受迫害的人自己写一个经过,为了真实起见,要写地址,时间,每一个写见证的人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和详细的地址写在照片的背后,这样就不会有假,移民局会比较相信。

结果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竟拿来了上百封信送到我手上。我一看,每一封信都很令人震惊,都充满了血和泪。我觉得这不是做一个人的政治庇护问题,而是要给所有受迫害的人们做一个总政治庇护的问题。我觉得要把这件事告诉外界,告诉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告诉人权组织。这样我和另外的一两个弟兄就开始奔波这件事情,就没有时间在再去上班了。无形中慢慢地走,就走到宗教委员会这条路上来了。

记者:听说创办委员会之初是很艰难的?

创建之初,我们找了许多机构,人权组织,美国政府,国会议员。真正支持我们的国会议员,说老实话,寥寥无几。就是富兰克。沃尔夫,人权党团的共同主席,也有人叫人权小组,就这一位议员支持我们。其他议员都是敷衍一下,这事就过去了。但我们也不是没有目标的找,我们是已经打听好或是已经了解到他们是关心宗教自由的,他们是关心中国人的人权的,他们是有怜悯心的,这样的人,我们认为比较好的议员,我们才去找的。

人权组织那里我们去了以后,因为人权组织已经规模化了,都是很成熟的了,都有自己的一套运作方式。我们突然拿出来这么多的宗教迫害,他们一下子也受不了。同时他们只需要拿到我们的资料。我问:“你们拿到这些资料后怎么处理?”他说,“那就是我们的事了。”当时那些宗教领袖不同意我把资料交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这些基督徒们冒着生命危险弄出来的血泪见证。如果这些见证落到共产党“秘密力量”的手里了,他们抓人那是一抓一个准。因为地址,照片全部清清楚楚。那怎么能够给他们呢?宗教领袖不同意我这样做。他说如果美国不管的话,那就说明末世真的到了,不想让人知道我们这个事情,那就算了。我们就等主耶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我说:“我们专门成立一个机构来做这个事情,那你们同不同意呢?”他们说那要看成立一个什么机构。这时我就苦思冥想,大概想了十来天的时间,想起一个“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就马上通过律师去注册了这样一个非赢利机构。

至于说艰难的话,确实是有一点。我们到处跑,不管到哪里,纽约也好,华盛顿也好,处处都是碰壁,我们的委员会到现在已经搞了近两年了,凭心而论,没有几个人真正的站出来支持我们这个机构。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而且还能够发展,能够起这么大的作用,完全是因为信仰的原因。主要是神在支撑着我们。

记者:您可否告诉我们,您是怎么成为一位基督徒的?什么时候开始信神的?

神过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准确的日期也没有。我的童年是一个苦难的童年。在六十年代,也就是40多年前,我还只有7岁多的时候就进了中国最大的一个劳改营:湖北沙洋劳改农场。进去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父母,当时叫出身不好。那时正是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作为劳改犯的儿子,我们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比一般中国的百姓更苦了,真有点活不下去了。在农场呆了几年后,我居然想到了死。因为我们周围天天都有人死。尤其是到了冬季,农闲时,劳改农场每天白天晚上的都是政治学习,叫做“冬训”。实际上就是人整人,互相揭发,开批斗会,往死里打。我这个小孩子当然还没有人揭发,但看到那种,整个都是死亡的气氛,我也就觉得活得没有意思了,不想再活下去了。有一天,居然想起来要自杀,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自杀。那他们很多人都是喝的毒药;有的是自缢,我们湖北叫吊颈;还有的人用刀,各种方式都有。那我觉得吊颈对我来说比较合适。

有一天我就找了一根绳子,也去学着大人的样子。因为我看到过吊死的人是怎么吊的,吊到屋梁上啊等等。那时大概有十一、二岁的样子。我就找了一个树,在一个小水沟的旁边的一棵小树,下边有一个石头,我就站在石头上。上吊的全部动作我居然都知道,要把那个石头用脚弄到旁边去。它本来就是个斜坡,我用脚一蹬,那个石头就往下滚。那个树枝不算细,应该说,吊死一个孩子一点问题也没有。结果那个树居然断了,我突然又不想死了,而且觉得我死不了。我就觉得有一个东西,一股力量在保护我。渐渐地我感觉到这个力量的存在,就是说,我怎么也死不了了,这种感觉还很强烈。

后来在多次的危难和险境中,我都能够化险为夷,一直活到现在已经五十岁了。所以我就觉得,我是有神保护的。在后来和整个的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一直都很有信心。而且我直截了当的告诉共产党干部,我是有神保护的。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整不死我。不信我们就走着瞧。现在几十年过去了, 事实已经证明,我确实比他们都活得健康。而且是的的确确在做神为我预备的工作。神安排我在逆境中成长。

要说信神从什么时候算起,这实在是不好说。比如说做这个宗教委员会,我觉得就是神的一个安排。如果我不在律师楼里做政治庇护,就不可能认识那些宗教领袖。即便是做政治庇护,我又不是一个有执照的律师,纽约这么多的律师,为什么他们不去找那些大律师,而来找我呢?而且他们来美国已经半年了,不但在纽约,洛杉矶他们也去过,找过很多律师。但他们告诉我,根本就没有往下谈。他们随便说了一点,就觉得肯定做不了,结果就跑来找我。我觉得这就是神的一个具体安排。

后来到我这个宗教委员会做不下去,碰到困难的时候,神又几次给我异梦。所以对神的信心是一天一天的在坚定,且要把这种信心用行为体现出来,不能只说不做。不应该定一个标准,比如什么时候去过教堂,或者什么时候受过洗,或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聚过会,把它算着是信神的一个标志。信神最主要的标志应该是从那个人的行为上去判断,不是从那人的嘴上去判断。若有没有神的形象从他身上显出来,那就是假冒伪善了,而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个有点行为的基督徒吧。基督徒若没有好行为,即便是天天去教会,受一百次洗,又有何益呢。

记者:您说到您经济陷入困境,举步艰辛为何不找份有收入的工作,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来做?

这个问题是这样。两个工作一起做是没办法进行的。为什么呢?我现在即便是全职地做宗教迫害这件事的话,还远远不够。精力,时间,差得远。现在就是再加100个人来做这件事,全职的做都还不够。因为中国有几千万家庭教会信徒,如果我一面去讨生活,去为自己弄吃的,然后,就是吃饱了以后,闲暇时再来考虑别人的苦难,我觉得这是很不合适的。道义上也不允许这样做。即使客观上有这种需要,但我还是凭信心做吧。我相信这个事情能坚持下去。

现在找我做政治庇护的人很多,不是没有。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不存在去打工或者是去找一个职业,我在家里就可以上班。现在本来也是在家里上班。如果做政治庇护,我还是可以在家里上班,因为很多人来找。而且这些人都是先付钱的。先付钱我也不能要他们的,因为我没有心思用在他们的政治庇护上。所以我觉得经济上的困难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的确对我威胁非常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把信心建立在信靠神的安排上。我相信最后神还是能够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记者:您的妻子对此理解和支持吗?

开始当然是不支持。她为什么不支持这件事情呢?不是说她没有爱心,她实在是太害怕了。我们做这个事情,对她的威胁,对家庭的威胁,不光是经济上的,更大的威胁是来自一种秘密力量。为什么叫秘密力量呢?就是隐形的,是你看不见的,完全是秘密的。可是它的确在威胁着你的家庭。它随时随地会出现,随时随地也会消失。它会使你感觉到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威胁。这个威胁是对生命的威胁,对神经系统的威胁,对灵魂的威胁。不仅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整个家庭,对无知的孩子的生命威胁。所以她害怕是有道理的。原来我也曾认为她到底是不是有信仰,是不是真信主。可是后来我看到许多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因为惧怕这种秘密的力量而消失了。所以我觉得反过来她比那些人还要坚强得多,因此也就觉得可以理解了。

我想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这个秘密力量,你不从事正义的事业,就没有办法发现它,它不会对你起作用,因为你不是它的目标。秘密力量的存在主要是想限制和恐吓那些从事正义事业的人们。

现在我的妻子应该说对我是很支持的了,她现在全职在做这个事情。帮我处理信息,读信,打字。因我从小没有学过拼音字母,我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不会打字。没有办法,只好让我太太打。而且每天都有打的,每天不停地在写嘛。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帮忙,但是他们不能来到镜头前面,很遗憾。我相信等这些秘密力量消失了,等我们的祖国真正的强大起来了,其标志是政府不怕老百姓说真话了,秘密力量消失了,那时候他们会笑着走到镜头前面来。

记者:听说您的孩子也在帮助做这件事情?

我的孩子从初中起就帮助做这件事情。他现在读高中了。就是从我刚刚开始从事这个事业的时候,他就来支持。他大概平均每天要做三个小时以上。他主要是做电脑方面的,帮我查资料,他是我的顾问。我说最近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或今天有什么新闻,都是他上去看,我来往的电子邮件多半是他来帮助我处理。

记者: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您为什么还能坚持做下去?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您做下去?

图片说明:李世雄说:“在做委员会工作的过程中,一直都是在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可以说是在困难中前进。我们最大的困难是秘密力量,也就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派遣特务及其走卒们的威胁”。(图片来源:新唐人电视台)


在做委员会工作的过程中,一直都是在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可以说是在困难中前进。我们最大的困难是秘密力量,也就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派遣特务及其走卒们的威胁。我的家现在你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方向,玻璃上贴的都是中英文写的“反恐”字样。这或许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景观吧。我为什么要这样贴上去呢?就是因为我家周围24个小时都有秘密力量在活动。他们成天把车停到这儿,构成了一种很实际的威胁,为了提请社区中外人士的注意而贴上去的。然后跟我合作的这些人呢,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本来就惧怕,当他们来到我这时,或者是跟我通了电话,或者跟我在一块儿走路,之后呢,他们就会发现,也有人跟踪他们。这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更害怕,因为他们都是有家有口的人。这样就直接对我们委员会的工作造成了损害。因为做这个工作是要有人的,人都吓跑了,还怎么做呢?这种威胁,不但是成功的阻止了许多华人来参入这项揭露真相,帮助大陆同胞的工作,而且吓跑了不少已经参入的人。实际上,在我们为大陆的基督徒,家庭教会的信徒争取自由的同时,我们自己却受到了延伸的,国家恐怖主义的直接威胁。这就是揭露中国宗教迫害的第一难。

第二难是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没有时间去做政治庇护,也就是说没有收入了。再没有时间为自己的生存去考虑,为一家人的生存去考虑了。所以这是第二难。在这两难之下的话呢,人,活着无非是为了求生。这两个都是直接威胁到我的生存问题,威胁到我一家人的生存问题,那我还有没有勇气做下去呢?还恐不恐惧?我当然感到恐惧。所以我也就不想做了。

很奇妙的就是,当我不想做的时候,有个现象就出现了,就是感到不安。就是我 不想做的这个决定出来之后,这种不安的情绪,这种感觉,就缠绕着我,我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这样呢?平时晚上睡觉时,我这个人比较粗,我倒在床上很快就会打呼噜。有一天,我决定不做了。倒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就是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必须做下去。”非常严厉地告诉我。我听到这个声音很吃惊。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声音,是哪里来的。但是,这个声音把我惊醒了。我就感觉这个事情不能停下来。我就又起来,又来写这些可怜人的见证。由于安全等原因,这些人的每一个见证都是要经过修改才能拿出去的。我半夜起来做这个事情,这就算是一种信心的表现。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这样的困难不仅存在,特务还越来越多,我又做不下去了。经济越来越困难,家里也会出现问题嘛,比如说我的孩子被迫转学,而且孩子也不能出去玩了,过去两个孩子都可以随便出去玩,如今孩子完全不敢离开家,除了学校就是家里。那我太太为这个事情,心里自然就不高兴了。又没有收入,生活的品质是每况愈下,买菜都要考虑买最便宜的菜,跑很多市场。我太太说要去打工,要做这个事情,就不能去打工。我也不能去打,她也不能去打工,那吃什么,喝什么呢?房租怎么解决呢?所以就闹得要离婚什么的。

连我儿子天天做这个事也不高兴了。我儿子说,“我天天为你做事情。” 我说:“你是个基督徒啊,你想想,我是为谁做事啊?我们做的这个事情,一个人都不认识啊,我们为他们做事,我们并不认识他们呀!我说,你是受洗的基督徒,你是在为谁做事呀?”他后来自己说,“我是在为主做事。”我说,“每当你不想做的时候,你就想,你在为主在做圣工,主会纪念你,你就有信心做下去了.”

话是这样说,一天两天这样做也可以,长年累月这样做的的确确就难了。做了一段时间,我就开始怀疑那个声音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了。或者是我自己凭空想象的。不过我确信自己不是一个疑神疑鬼的人,或者是那种幻听幻觉的人,我从来不是这种人。我还是想,这应该是神给我的声音。但这种自己给自己打气的办法终究不能解决问题。搞了几个月之后我又不做了。明天房东就来收房租,1500多块,他绝对不会说因为你在做这个事就给你免了。是不是?然后再不交,他就要叫警察来了。我说我这个事情,不是我不做,是我不能做了。我在祷告中也是跟神这样说:“我实在是不能做了,你要原谅我。”同样的,晚上又睡不着了,平时都睡得很好。结果那个声音又出现了,而且还加了一句话:“你必须做下去,你不做,没有人做。”这时候我就想,这不是我的幻听幻觉,我的幻听幻觉怎么会出现第二次?而且是同样的话呢?

那么这个声音出来以后,我又支持了几个月,我想大概有3、4个月的样子吧,又是碰到同样的困难,我就说,这一回,怎么样我也不做了,除非神显给我看,我才做这个事情。我就有信心做下去。结果决定不做以后呢,那个声音再次出现,而且显得更加的有威严:“你必须做下去,你不做,没有人做。”这个时候我就赶紧起来,首先,就是在黑暗中跪在地上。我说:“我相信,这是你的声音。我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只要我还活着,这个委员会我就会做下去。”

最后一次异梦出现大概是在去年的十一月,现在是2002年的十二月了,已经过了一年多了。我的房租还是在交,我也没有工作,没有为了生活和房租去工作,而我的房租还是在交。我想,这又是神的一个安排。我希望神以后还是这样安排,使讨神喜悦的圣工能一直做下去。

记者:那您是继续以做政治庇护的收入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吗?

不是,我从来没有去挣一分钱。记得好像在几个月前就一分钱也没有了。平时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默默的支持,尽管是很有限的,但还是在支持。这样的支持就给我们的机构运作多提供了一种保护。比如我们每年要发不少的信,还有各种的活动等等,运作经费不少。我过去赚了一点钱,这个钱已经全部用在委员会里了。前几个月,我们有个合作单位,给了几万块钱,我们给了他们一些资料。这个机构的董事长几次说:你所完成的工作是我们20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遗憾的是,合作刚刚开始,竟出现了意外。从表面上看,似乎因我希望他们不要把钱寄给我个人,而是要寄给委员会的一封信所引起的,导致他们答应给我们的二十多万忽然取消了。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不仅太突然,也不符合美国人的基本道德,更不像基督徒的所为,因此里面必有蹊跷。目前尚不清楚此事与秘密力量有何关系,但总会查清楚的。不过这么一来,我们这个委员会就面临着几乎没有办法运转下去了。正在这个时候,四年前我出了一个小车祸,别人在后面撞了我一下,正在这个时候,保险公司赔了我一万八,我马上就把这钱放到委员会的账户里面去了。结果这个委员会就又活起来了。基本上就是这样。我相信,神会有安排。

记者:您的工作是直接揭露大陆迫害宗教的真相,是否触怒了大陆当局?

虽然我不喜欢政治,但更不喜欢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话。其实,大陆所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国家恐怖主义。是一种超级的恐怖主义,就是使用国家的恐怖机器来摧毁一切敢于反抗的敌人。那么谁代表国家呢?自然是党,谁是当局呢?还是党。这个党向来是只许它胡说,不许你说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记得有一部影响了几代人的电影叫“青春之歌”,我们的党谴责无恶不作的国民党用高压水龙头镇压革命学生,而他们自己用的竟是坦克。但是绝对不许说 谁敢说,谁就是祖国的敌人,就是背叛祖国,就是卖国求荣。这三顶帽子谁带得起?这个邪恶的政权,过去它仅仅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国际交流的增多,商务往来的平凡,它们便趁着这个机会,把邪恶势力延伸到了海外。为什么要延伸到海外呢?因为现在华人越来越多,它们要控制这些华人,为其所用。不希望华人把真相,就是这个政权迫害老百姓,不管是迫害宗教,还是迫害气功组织,还是迫害法轮功,等等的真相传出来。谁敢说出真相,谁就是它的敌人。我在传播这个真相的过程中,就自然的成了这个政权的敌人。不过它又不能像在中国那样,明火执仗地把我干掉,那是不可能的。它们要给我栽赃也很难。要搞暗杀也不太可能,因为我不懂外语,和老外没有任何纠葛。如果他们来抢钱,我家里也不是个有钱的样子。如果搞车祸,车我已经不开了。因为搞这个事情,车我已经不开了。我知道共产党,他们的秘密力量会从哪些方面下手。

图片说明:李世雄。(图片来源:“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



这个所谓的秘密力量,我可以专门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党隐藏在世界各地的一种邪恶势力。为什么叫秘密力量呢?因为它的确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势力,可怕的是你看不见它。而它却看得见你。那为什么叫做力量呢?因为它是可以发挥具体作用的,它是以一种无形力量的形式存在的。是要让人们产生担心和惧怕的。所以叫做秘密力量。

我成了它的敌人以后,它用什么方法来消灭我这个声音呢?它就是要让我害怕。它用些什么方法呢?比方说做政治庇护吧,它就会找一个人来冒充,冒充要寻求政治庇护。然后就套我的话,如怎么样做政治庇护呀?我没有那个事能不能说成那个事呀?或者能不能夸大些呀?或者你帮我写呀!等等。你如果跟他说话不小心,他就会断章取义,就会剪接。他们的英语也好,而且这些人专门研究美国的法律,他就会借刀杀人。让美国人来整你。即使一个不是党派来的人,是个真正来寻求政治庇护的人,秘密力量也有办法使他就范。让他来诬陷我。所以这也变成了一个危险的职业。

图片说明:这是李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同西点军校师生讨论中国宗教迫害问题时的照片。(11/26/2002)右边的白影子是一位翻译因害怕中共特务而隐去了。(图片来源:“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



另外它们想办法,就是在我家的周围监视我,让我明显地感到,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它的监视下。让我感到恐惧,我的确是感到恐惧了。共产党对人性的确是非常有研究的。它们完全用对付别人的办法来对付我,如果是没有信仰的话,我早就不干了。可是他们对人性再有研究,对神性却一窍不通。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能这样坚持下去呢?因为我知道神比党大。半个多世纪的腥风血雨足以证明党所代表的是一个血债累累的邪恶势力,是魔鬼的势力。神比他们大,神说要我这个事成,我这个事就肯定成得了。所以这个秘密力量不但没有吓倒我,反而使我感到很刺激。觉得自己做得很有效果,所以他们才调动那么多人来对付我。24小时要花不少的人力物力的。而且跟踪我的车还不是一辆两辆,常常是好几辆车跟踪我出去。在911发生的前几天,我跟一位民运人士在一起,他们甚至想绑架我,结果一下被我看出来了,他们用的是一辆残疾人的车,结果也没能得逞。

现在这个秘密力量离我比较远一点了,不在我的窗下。并不是说这个秘密力量不存在了,共产党不会让这些揭露真相的人,这些正义的人,坚持良心和正义的人,在海外自由自在地活动下去,他们是不会听之任之的。他们会采取更隐蔽的手段,更有效的方法来消灭这些声音。但是我可以借此机会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对抗一个神所喜悦的正义事业。

*您是怎么来到美国的?您为什么选择来美国?

我来到美国是商务考查。不过我是考而不查。我来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商务考查,那只是个理由而已。我想到美国想了30多年了。60年代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在劳改
营,我就想来美国。因为听说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还有一个自由女神。那时候我就开始特别向往。有一天一个过去国民党的海军将领,他曾到美国留学。他偷偷藏了一张自由女神像的照片,他给我看了,从那以后,我就忘不了自由女神的形象,就特别想到这儿来,抑制不住的那种冲动。然后我就策划来美国,策划了十几年。从80年代我获得自由,离开劳改营后,工作赚了些钱,我赚钱不是像多数人那样去买房子购地,我没有这种欲望,我认为自由才是最可贵的,我要为我的自由投资。所以我就用这些钱来打听和收集这方面的信息,以便能够到一个自由的地方去,到美国去。可我没有文凭,不是大学生,更不是博士,又不能搞访问,或者通过留学等等渠道,我就到了周边的许多国家,包括伯里兹我都去过。还买过那些地方的绿卡,大概是六、七千块一张的绿卡,结果从来没用过,就这样怎么也转不到美国来。最后没办法又回到中国去,跑到国际旅行社去工作,然后便有比较多的机会接触海外旅游等等,最后就找了一个机会把自己给办出来了。

*您最后是否想向观众朋友们说些什么?

图片说明:李世雄说:“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勇敢地站出来,认真地体味我们的自由,好好地享受我们的自由,充分地利用我们的自由,来为更多的人”。(图片来源:新唐人电视台)



我想借这个宝贵的机会向观众朋友们说几句。那就是希望朋友们在自由的国度里享受自由的时候,能够充分地意识到,我们实在是在享受着一种非常难得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我们的同胞们即便是拼了命也得不到的,比如说,我们有说真话的自由,有跟人家交谈任何话题的自由,也有随便走到信徒的家,或是走进教堂里聚会的自由,我们还有发表言论的自由,比方说现在我跟你们大发议论的自由,这个镜头如果出现在国内的话,我不是失踪就得被判个无期徒刑。为什么呢?因为我泄露了党的国家机密,就是他们残酷迫害宗教信徒的这个国家机密。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勇敢地站出来,认真地体味我们的自由,好好地享受我们的自由,充分地利用我们的自由,来为更多的人,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那些没有办法自己出国说话的人,那些不敢说话的人,为他们来争取自由。

谢谢大家。◇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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