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日】● 中国城市建设，官商勾结，肆意侵犯拆迁户的权益，甚而高压迫害。但面对民怨沸腾的拆迁纠纷，官方规定人大不讨论，法官不受理，新闻不报导。这是希特勒毛泽东都没有过的暴政。
翁彪自焚事件始末
八月廿二日，南京发生一桩自焚惨剧。惨剧主角翁彪是一位瘸子，住在南京市玄武区邓府巷一间廿多平方米的旧屋里，家有妻子，以及七十四岁的父亲和十二岁的儿子。
事因邓府巷一带旧屋要拆迁，拆迁办只允给他补偿费八万五千元，即按每平方米三千三百七十元计算，事实上这一点钱在这里再也买不到房子。因为邓府巷地处闹市，附近二手房的楼价已涨到每平方米五千多元，普通楼盘更超过七千元一平方米，政府拆迁这一带旧区改为商贸中心，将来价值更高。所以翁彪认为补偿太低，不肯搬迁，一直与拆迁办交涉，拆迁办多方胁逼，停水停电，揭掉屋顶瓦片，最后使用哄骗和压制手段拆屋，以致酿成惨剧。
据《新民周刊》报导，廿二日中午，翁彪去离家不远的大排档为家人买午饭回来，拆迁办的几个人进来要翁彪去拆迁办见丁科长，翁彪去后，十几个拆迁人员拥进屋里，将翁彪的父亲和妻子赶出，随后开来一部推土机，不到几分钟，便将房子铲平。翁彪妻子周洁说：﹁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十年，很多家当都来不及搬出，瞬间房子变成废墟……一部照相机和一些结婚时的金银首饰都不见了，VCD、床、信用卡和五千元现金都被拿走。”翁彪回家一看房子已夷为平地，大叫一声，转身拾起一罐东西，折回拆迁办，将汽油洒拨自身和周围，拆迁办人员见势不对，冲离现场，翁彪立即点火自焚，并求同归于尽。
上海《东方早报》说现场有七名拆迁人员受伤，翁彪伤势最重，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七，当晚死亡。另有消息说，送院救治共十人，至少有八人不治。
惨剧发生后，南京市委宣传部通知各传媒不准采访和报导此事，但消息首先由南京大学的“小百合论坛”传出，然后被北京大学的﹁三角地”、南京的“西祠胡同”、人民网的﹁强国论坛”等网站转载。不久，所有有关此事的消息全被删除，甚至有一段时间里，在中国网上论坛上凡有南京两字的帖子，全都消失。
翁彪自焚的不幸事件，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重大问题：其一，不难理解，翁彪完全是在含怨莫申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出此下策的，由此反映出中国十多年来的不合理拆迁制度，在人民心中种下的积怨之深，己达到何等严重的地步；其二，当局在逼死人命这么重大事件上不自反省，向民致歉，反而隐瞒死讯，文过饰非，这种作为，不仅违反现代社会的新闻自由原则，简直包藏着企图消尸灭迹的祸心。
强迫拆迁，严重侵犯人民居住权
旧屋拆迁、城市改建，近十多年来已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它牵涉到千千万万居民的居住权。单就上海而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被拆除的旧屋，累计共四千万平方米，迁动到八十五万户和二百五十万人。估计北京和广州的拆迁规模，也不会比上海逊色。此外，天津、大连、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大城市改造工程规模也不小。总之，只要有城市改建计划的地方，都会发生旧屋拆迁问题。
《南方周末》最近有一篇报导拆迁问题的文章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旧屋拆迁，居民的回迁率比较高，即使不是迁回原址，也会被安置在离旧城较近的地段，因为那时的拆迁，主要由政府出资，不为谋利，故定标准安置住所等，比较照顾到拆迁户的利益。因此有人认为那时期的拆迁是得民心的工程，纵有纠纷，多数是家庭之内的事。到了九十年代，自从开发商插手城市发展工程之后，形势大变，拆迁成了商业行为。于是拆迁纠纷便改变成为拆迁户与开发商之间以及拆迁户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据我所知，开发商也有几种：一种是外资的（特别是港资），另一种是内资的。港资在上海、北京和广州开发商场和住宅，都是向政府洽购地段，政府索价通常很高，价格包括土地使用权和居民拆迁费在内，然后政府将拆迁工程交给拆迁办或包给拆迁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已大量克扣了港商所付的拆迁费，另依照政府自订的标准发给拆迁户，结果落到拆迁户手里的远低于市值，凭这点钱，拆迁户不可能在附近买回相同面积的住宅单位。
至于内资的开发商，情形很糟糕，他们多数是官商勾结的，甚至有些开发商本身就是亦官亦商的。在这种情形下，权为利所驱使，拆迁户便成了任人宰割、毫无途径可以讨回公道的牺牲品。《中国经济时报》报导北京拆迁户的心声说，十年拆迁给他们造成的心灵创伤，比“非典”更可怕；“非典”的灾害终究会过去，而拆迁对家的毁灭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损害所造成的恐慌和绝望是永久的。
确是如此。那些拆迁办官员的铁板面孔，如狼似虎的拆迁人员对拆迁户所施行的恐吓和威逼，手法像黑社会一样，将拆迁户当作罪犯看待。北京资深律师高智晟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访问时说得很公道，他说：居民拥有的房屋，即使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有土地使用权，使用权实际上就是一种财产权；财产权的转移，必须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民法基本原则；故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是平等协商的民事关系，不是行政隶属关系。
但是目前国内的拆迁纠纷，几乎都变成官民关系：官要民迁，民不得不迁，给你补偿费好像已是一种恩惠。拆迁户要向政府申诉，都被视为是违法行为，要向法庭控告，许多律师既不敢接案，法院也拒绝受理。
周正毅拆迁上海静安区东八块的例子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谢光飞说，北京此类诉讼，多数是集体诉讼的，有几十人、上百人、上千人联名的，甚至出现过建国以来罕见的万人大讼诉（指2000年2月北京10357人的拆迁户联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这些诉讼大多数不被受理，即使受理了也无胜诉可能。高律师对此种情景十分感慨。他说：这是一切对国家抱有责任感的法律工作者的侮辱；在一个有希望的国家和社会里，法律原是平衡不同利益的公益，一旦法律失去固有功能，成为强势利益的走卒，用惯性的败诉来棒喝弱势一方，社会危矣！
不久之前，在上海发生的周正毅事件，就是一个显明例子。
周正毅号称上海首富，搭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和陈良宇关系，无偿取得上海市静安区东八块约十七万平方公尺的土地，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拆迁工程，被拆迁的有一万二千多户。
周正毅之所以能够无偿取得这块土地，因为这项开发工程是由周正毅与静安区土地管理局属下的“静安城投资有限公司”合作经营的，周正毅出资百分之九十九，静安城投资公司出资百分之一。这样的资本结构，显然是前者出资，后者出权，而周正毅的“资”，也是靠勾结当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刘金宝从国家银行贷到几十亿元来进行的。
因为是官商勾结，拆迁户所得的补偿非常低，每平方米只有四千元，而当时静安区的房价已是一万三千元一平方米，将来大批建成，房价更要上涨数倍，所以许多拆迁户要求“原地搬回安置”，都遭拒绝。
东八块从去年九月十日开始拆迁，拆迁户与周正毅公司在拆迁费上的纠纷不断发生。有的拆迁户设法上诉，许多律师知道此案官商勾结深厚，都不敢接办，唯有被市民誉为“人权律师”的郑恩宠肯帮助。但郑律师以因替上海拆迁户打过五百多场官司，触怒上海各区区长，前年已被吊销律师执照，无法执业，只允替他们写上诉书，就是这么一点关系，上海公安竟于今年六月初将郑律师逮捕，控他“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到了八月廿八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庭开审时，改为“向境外人士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进行秘密审讯。
上海号称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而上海的中共党官竟如此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公然以莫须有罪名打压为民请命的律师，其滥权跋扈，简直已达到惊人可怕的程度！
今年六月十七日，有拆迁户二百多人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示威抗议，被警察驱赶，至少有三十多人被带去警署讯问。
六月廿五日，有拆迁户约有六十人去北京建设部上访，被北京公安挡住不准回旅馆，同时又出现上海市府人员劝他们回上海。
同是六月间，有香港居民沈婷上书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郑恩宠律师被捕鸣冤，并要求解决她父母在这次拆迁中所受的侵权伤害，结果她赴上海时遭到通缉，不得不逃出北京躲避。
八月二十日，上海地区法院正式裁决东八块拆迁户的控告败诉，且居然认定周正毅无偿取得土地并无违法。
总之，无论是上访、示威或上诉，所有的路子都被截断，逼得拆迁户走投无路，唯有接受他们的安排。
史无前例的独裁加腐败的暴政
周正毅拆迁案只是举个例子。据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在去年九月召开的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座谈会上透露，该部去年一至八月收到有关拆迁问题的投诉共一千三百五十件，接受上访一千二百余次，其中集体上访一百余批，因房屋拆除引发的三级以上事故五起，造成廿六人死亡，十六人受伤。
能够向建设部投诉和上访，是万难的事，不知它们要打通多少关节，又不知它们有否得到合理解决的结果。至于无法向建设部投诉的，更是千千万万，大多是沉冤莫雪。
拆迁问题是一个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谢光飞说，他听到有这么一种说法：有关拆迁的纠纷，人大不准讨论，法院不准受理，新闻媒体不准报导。中国的事，都是这般关起门来的黑箱作业，这种作风，已不能简单以独裁两个字所能解释。希特勒的独裁没有这样的拆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独裁也没有这样的拆迁，它只能说是独裁加腐败的结果，是钱权交易的腐败侵蚀到独裁骨髓里的结果。
一千二百多年前，中国诗圣杜甫写了一首题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描述百姓居茅屋逢漏雨的苦楚，因而提倡“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秋风吹破茅屋是自然灾害，而现在是人为的拆迁加害于千百万户有冤无处伸的居民，若是杜甫重生，面对这样的局面，会否再写一首《民房为暴政所破歌》，为民鼓与呼？！
（许行：政论家、开放杂志顾问）
──原载《开放》(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