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0日讯】杜导斌先生被捕﹐我没有力量替他做些什么﹐悲愤之中只好用手头积累的文字材料为中国文化人传神写照﹐好让全世界的有心人看一看﹐中国社会是如何进行一轮又一轮优败劣胜的逆淘汰的。从毛泽东用唯一正确的绝对专制压倒替代蒋介石网开一面的准专制或半专制﹐到当下中国强制鼓吹的“几个代表”﹐全都是优败劣胜的“与时俱进”。
1934年3月﹐鲁迅在日本左派刊物《改造》月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牛兰夫妇﹐作为赤化宣传者而关在南京的监狱里﹐也绝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么效力也没有。这是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监狱的精神的缘故。有一位官员诧异的说过﹕他自己不吃﹐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岂但和仁政并无关系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于监狱有益的。甘地的把戏﹐倘不挑选兴行场﹐就毫无成效了。”
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的监狱的精神”其实就是“绝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么效力也没有”﹐换言之就是不人道。而在事实上﹐这不过是绍兴师爷鲁迅又一次的“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原因很简单﹐牛兰夫妇的绝食“把戏”不仅发生过很大效力﹐而且还迫使蒋介石做出过大义灭亲的痛苦抉择。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率先“清党”。苏俄顾问被礼送回国。1927年12月﹐因苏俄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在幕后指挥中国共产党的广州起义﹐国民党军队冲进领事馆将其捕杀。南京国民政府随即宣布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正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从此变成了一名人质。和他同时在苏联留学的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先后被苏联政府清洗和劳改。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6次代表大会期间﹐向斯大林提出由共产国际继续向中国派出代表的建议。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成立远东局﹐负责指导和帮助中共中央的革命工作﹐同时负责联络东方各国共产党。远东局下设政治部和联络部。联络部主任为阿布拉莫夫。牛兰夫妇就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
牛兰（Nuulen）原名雅科．然德尼科﹐又名保罗．鲁埃格（Paul Ruegg）﹐原籍波兰﹐曾在共产国际南洋局工作﹐1930年奉调来华﹐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公开身份是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他的夫人汪得利（Gertrude Ruegg）是他的主要助手。1931年6月15日﹐牛兰夫妇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随后被移交给中国司法机关﹔8月9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审﹔8月14日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移解南京。为了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迅速制定营救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被推到前台直接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是宋庆龄﹑杨铨﹑蔡元培等人。
据杨天石在《蒋介石拒绝交换蒋经国》一文中介绍﹐宋庆龄曾经于1931年12月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以遣返蒋经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蒋介石曾担心拒绝宋庆龄的建议﹐会导致苏方加害于蒋经国﹐不过他还是坚决地拒绝了。但在蒋介石日记中有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见后嗣﹐勉之﹗’足以见他盼望子归的心情。……蒋介石从苏方得到消息﹐蒋经国不愿﹐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
1931年12月的蒋介石﹐在各派政治势力的挑战和攻击下﹐正面临着宣告下野的政治命运。他能够在国家利益和私人亲情之间做出大义灭亲的痛苦抉择﹐无论如何也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连同帮助苏联政府从事极其可耻的人质外交的宋庆龄﹑杨铨﹑蔡元培﹑鲁迅等人﹐反倒以民权保障之类的神圣名义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宣传攻势﹐为直接颠覆并不十分专制的中华民国的苏联特务喊冤叫屈。这其中的是非曲直﹐有独立见解的中国人是不难做出正确判断的。
到了1937年的西安事变中﹐被苏联政府扣为人质的蒋经国﹐在周恩来﹑宋庆龄等人手中再次发挥作用。这件事到了杨天石笔下﹐却变成了“蒋经国回来了﹐牛兰夫妇却仍然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俨然是大义灭亲的蒋介石﹐也像极不人道的苏联政府那样把活人当成了可供交换的外交人质。正是这位杨先生﹐不久前在网上发布一篇《关于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的严正声明》﹐把学术研究当成了献媚邀宠的“严正声明”。只要把由他主编的《百年潮》与他的前任主编的《百年潮》对比一下﹐就可以明白他所谓的“严正”﹐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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