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9日讯】在自由没有抵达的“最后一个角落”，问题自然多如牛毛，丁元竹主持的“盛世危言”报告之所以引起各方面强烈反响就是一个信号。从长远来看，一个民族最终能否在文明变迁中继续生存下去，至关重要的问题还是教育。在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教育的危机是最严重的、甚至最致命的。大而言之当今教育的主要病症有三，一是教育工具化，马家爵的出现正是为工具化教育敲响了丧钟。二是教育商业化，从中学到大学尤其明显，校长、教师纷纷老板化，学校成了商场，以牟利为最高目标。三、教育等级化，将中世纪的等级制堂皇地引入校园，衣分几色、食分几等，早已见诸媒体的公开报道，最近又传来一条消息，有大学将宿舍分为公寓楼和贫困生楼，贫寒学子只能住在贴了标签的贫困楼里。高校早已不是净土，但像现在这样以贫、富划分人群，还是前所未有的。不但大学生，连小学生都难逃这种人为的等级划分。
继传来“投票选差生”的新闻之后，今年暑假期间河南《郑州晚报》曾报道过这样一条新闻，河南少年先锋学校的一个暑期夏令营，竟然将70名8到12岁的学生分成“上仕”、“中仕”、“下仕”三个等级，分别享有不同的待遇，“下仕”要给“上仕”端饭倒酒，刷洗餐具，而且伙食标准也不同。等级是怎样划分出来的？据说是根据学生的“表现”打分，然后再将他们分为三等。
如此等级划分已完全背离教育的目的，众所周知教育的初衷本来是为了培养人而不是工具，只有在赤裸裸的实用理性、功利主义的支配下，才会发生这样可笑的闹剧。校长还振振有辞，美其名曰此举可以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将来能尽快适应社会上的竞争。骨子里无非是要把学生分成差生、好生。这是庸俗的等级制观念作怪，是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田里播下等级制度的种子，对孩子心灵的伤害是难以言喻的，对民族生命更是一种戕杀。一个在等级制下熏陶出来的孩子，要想长大后成为一位真正的公民谈何容易。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首先是制度性的，在自由丧失之后，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没有教育家、不允许有教育家的时代，大大小小的教育官僚几乎把持了所有支配教育资源的关键位置，学校市场化的背后是衙门化，校长就是典型的教育官僚，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媚上欺下，贪得无厌几乎成为他们的共同特征，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已经很难有优秀教师的容身之地，更不太可能让这样的人走上校长、教育行政主管之类的位置上。即使偶尔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教师上去，除了被这个大染缸同化，也只有被淘汰。我认识许多教师，大、中、小学的都有，他们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对自己的校长无不厌恶至极，却又无可奈何。校长都是行政命令任命的，既不对教师负责、也不对学生负责，更不对社会负责。等级制的公开冒头决不是偶然的，如同马家爵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关起校门，每个校长都是土皇帝，可以任意妄为，飞扬跋扈，教师、学生敢怒而不敢言，想反抗也没门。所谓“百年树人”，这样的教育体制长此下去，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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