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在自由沒有抵達的“最后一個角落”，問題自然多如牛毛，丁元竹主持的“盛世危言”報告之所以引起各方面強烈反響就是一個信號。從長遠來看，一個民族最終能否在文明變遷中繼續生存下去，至關重要的問題還是教育。在我們面臨的所有問題中，教育的危机是最嚴重的、甚至最致命的。大而言之當今教育的主要病症有三，一是教育工具化，馬家爵的出現正是為工具化教育敲響了喪鐘。二是教育商業化，從中學到大學尤其明顯，校長、教師紛紛老板化，學校成了商場，以牟利為最高目標。三、教育等級化，將中世紀的等級制堂皇地引入校園，衣分几色、食分几等，早已見諸媒體的公開報道，最近又傳來一條消息，有大學將宿舍分為公寓樓和貧困生樓，貧寒學子只能住在貼了標簽的貧困樓里。高校早已不是淨土，但像現在這樣以貧、富划分人群，還是前所未有的。不但大學生，連小學生都難逃這种人為的等級划分。
繼傳來“投票選差生”的新聞之后，今年暑假期間河南《鄭州晚報》曾報道過這樣一條新聞，河南少年先鋒學校的一個暑期夏令營，竟然將70名8到12歲的學生分成“上仕”、“中仕”、“下仕”三個等級，分別享有不同的待遇，“下仕”要給“上仕”端飯倒酒，刷洗餐具，而且伙食標准也不同。等級是怎樣划分出來的？据說是根据學生的“表現”打分，然后再將他們分為三等。
如此等級划分已完全背离教育的目的，眾所周知教育的初衷本來是為了培養人而不是工具，只有在赤裸裸的實用理性、功利主義的支配下，才會發生這樣可笑的鬧劇。校長還振振有辭，美其名曰此舉可以提高學生的心理素質，將來能盡快适應社會上的競爭。骨子里無非是要把學生分成差生、好生。這是庸俗的等級制觀念作怪，是在孩子們幼小的心田里播下等級制度的种子，對孩子心靈的傷害是難以言喻的，對民族生命更是一种戕殺。一個在等級制下熏陶出來的孩子，要想長大后成為一位真正的公民談何容易。
造成這一切的原因首先是制度性的，在自由喪失之后，我們所處的是一個沒有教育家、不允許有教育家的時代，大大小小的教育官僚几乎把持了所有支配教育資源的關鍵位置，學校市場化的背后是衙門化，校長就是典型的教育官僚，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媚上欺下，貪得無厭几乎成為他們的共同特征，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已經很難有优秀教師的容身之地，更不太可能讓這樣的人走上校長、教育行政主管之類的位置上。即使偶爾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教師上去，除了被這個大染缸同化，也只有被淘汰。我認識許多教師，大、中、小學的都有，他們對現行的教育體制、對自己的校長無不厭惡至極，卻又無可奈何。校長都是行政命令任命的，既不對教師負責、也不對學生負責，更不對社會負責。等級制的公開冒頭決不是偶然的，如同馬家爵的產生不是偶然的。一個學校就是一個國家的縮影，關起校門，每個校長都是土皇帝，可以任意妄為，飛揚跋扈，教師、學生敢怒而不敢言，想反抗也沒門。所謂“百年樹人”，這樣的教育體制長此下去，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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