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5日讯】“胡不如江”。这是一句最近在中国大陆知识文化界人士中广泛流传的评语。说的是胡锦涛上台以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收紧动作频频，特别在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后，坐稳了位置的胡锦涛更加收紧了言论尺度，继逮捕《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员赵岩、对广东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南风窗》、《同舟共进》两杂志开刀以后，最近，中宣部又下达正式文件，将北大教授焦国标、毛泽东前秘书李锐、作家王怡、余杰、经济学家茅于轼、农民维权人士姚立法等六名经常写文章批评时政的人士，列入全面封杀的禁止见报名单，一时引起海内外舆论大哗。
近日网上流传的一个胡锦涛对中宣部人士的讲话，杀气腾腾，凶相毕露，公然鼓吹在控制言论上“决不手软”，“要向古巴、北朝鲜的同志学习”，更是引起海内外网民与舆论的一片鞭挞之声。《纽约时报》近日甚至发表资深“中国通”记者纪思道的文章，用中国俗谚直言：所谓“胡温新政”，看来是“驴粪蛋子，表面光”。
中共领导人在扼杀人权、剥夺公民权利方面的劣迹斑斑，其中包括中宣部的文化专制嘴脸，这些都不是新鲜话题。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胡不如江”这一个知识分子的评语的过早出现，说明胡锦涛又在重蹈中共前任领导人的覆辙–看来，胡温第四代领导人在面对三农问题、下岗工人问题、上访潮与民众暴力抗议等等棘手的大问题之外，也需要以全新的思维，面对他们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了。
自1949年中共建政后，如何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始终是中共为政者的死穴和硬伤。芝加哥大学著名华裔学者周傥曾一再指出，从政治学的角度，一个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是由知识分子确定的。
毛泽东之所以在重视“枪杆子”之外，特别重视“笔杆子”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要靠“笔杆子”来确立这种道义合法性。但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他们从来都只是把“笔杆子”问题简化为“宣传”问题，而不是通过尊重人的基本权利–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来确立政党自身的社会尊重与社会认同问题。
因此，他们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方法，便是用“枪杆子”的专政机器去处理“笔杆子”们的思想话题。以强制洗脑、思想改造加政治运动与文字狱双管齐下的方式，从评《武训传》、评《红楼梦研究》、反胡风开始，反右、文艺整风、四清、文革，一直到批《苦恋》、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中共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和整肃，一个接连一个。以至各种“内行必须由外行领导”，要由“非文化人管理文化人”等等带着明显“反智主义”色彩的行政措施，成为中共文化出版部门内部多年来不成文的主流政策。
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历年僵局，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期稍有修复，但是，一场六四天安门屠杀，邓小平的铁血铁腕政策，使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汤然无存，更加彻底粉碎了执政党与知识分子之间微弱存留的那一点良性依存关系。
江泽民主政的十数年间，尽管基本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但社会民众对江泽民从来没有好脸色，关于江泽民的各种政治笑话更是无日无之。其根本症结，正是知识分子在整体心理上，与中共党人的分道扬镳。
江泽民其实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整个九十年代，他对知识分子采取的是“赎买政策”–以改善薪资、待遇的方式，将知识分子群体本身变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以换取知识群体的合作与认可。这一政策，与九十年代知识界大为流行的犬儒主义、玩世现实主义相合流，在许多方面是奏效的。
但是，从本质上说，正如萨伊德所说，“所谓知识分子，就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知识的批判性本质，决定了政党与这一群体的天然关系。胡锦涛不是强调“以人为本”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所谓全新的思维，就是必须把知识分子问题置放在“人的权利”的范畴去思考，所谓尊重知识，首先要回归到尊重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些公民的基本权利上来。
可以说，中共领导人一天不改变他们的知识分子等同于“笔杆子”，“笔杆子”等同于“宣传”，而“宣传”和“舆论控制”等同于知识分子政策的陈旧思维，就一天不能走出中共历年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深陷的泥潭。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年来犯的错误，其根源驳杂，其核心因素之一，就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栽跟斗。“胡不如江”，只是今天中国知识界的一句“耳语”。如果胡锦涛一天不改变他在政治上的僵硬思维，还想把中国拉回到“古巴、北朝鲜同志”的意识形态老路的话，我们等着听中国老百姓换上新主角的政治笑话吧！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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