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日讯】母亲离世以后的头几天，我的情绪极为低落，不知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自己。本来，每天傍晚时我总等在门口盼母亲回来，可以帮她拿包，帮她脱鞋。只要见到她我就感到无比的安心。想到再也见不到那样爱我的母亲，真似心如刀割。阿婆每天如泪洗面，长叹短吁，对我们说：当年听你们母亲的话，到你们家来，本以为是来享福的，不料会有这样惨的事情发生。我的前辈子不知作了什么孽，老天要这样惩罚我。我一直以为你们的父母会送我终，谁想你们母亲两眼一闭就去了，你们的父亲又不知生死如何，音讯全无，叫我如何是好。家中笼罩着一片愁云。我听了阿婆的哭诉，很为她难过，但心中最怕的是阿婆弃我们而去。
父母对阿婆确实很好，给她作了一年四季的衣服，绸的、棉的、皮的，有几个箱子。父母又在宁波老家给她买了一块地，盖了房子，寿衣寿棺都准备好了。母亲的遗言里也是要阿婆拿走家里所有拿得动的细软和金银首饰回老家养老。况且阿婆在宁波老家还有一个养女，也是外公家的一个丫头。所以，阿婆如果要走的话，日子不会差到那里。 然而阿婆虽然目不识丁，却是个有菩萨心肠的人。她不肯接受母亲的安排，坚决不同意送我们进孤儿院，自己回乡下享福。当时阿婆已六十多岁，却提出来由她来抚养我们。街道里的一些干部一心想将我们赶走，便决定送我们全家去甘肃落户。阿婆知道这是逼她抛弃我们，但她毅然决然跟我们同往。 年幼的我们那里能够充分体会到她的决定包含了何等的自我牺牲，代表了她对我们的何等的爱，只是使我们感到安心许多。
我们几个小孩也并不知道何谓甘肃，只知是个十分遥远的地方。街道找人给我们全家每人做了一套棉衣棉裤，使我们感到很新鲜。上海是没有人穿棉裤的。我们毕竟年幼无知，竟然穿了棉衣棉裤在弄堂里走来走去，炫耀自己，引起许多小孩的羡慕。但是有的老人在那儿暗暗地抹泪，说这些小孩就要被充军到鸟过不停的穷地方去了，还高兴成这个样子，真是罪过。很多人劝阿婆不要和我们一起去甘肃，认为她是自讨苦吃，便将甘肃和上海在饮食、气候和生活条件上的天壤之别告诉了她，认为此去凶多吉少。阿婆便常常在弄堂里面哭诉，说她如果不跟着我们几个小孩同往，不是眼睁睁看着这些小孩去送死吗？怎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母亲呢？邻居中有恻隐之心的，听了纷纷摇头，陪着阿婆叹惜、流泪。
有个邻居平时对我们特别好，就对阿婆说，看来只能走这条路试试，看看能否保护几个小孩和你自己。你去等在区委大门口附近。先不要声张，见到有比较好的车子进出的时候，你就去拦车，说明自己是某某人的岳母，有事情告诉政府。阿婆便坐在徐汇区区委大院门口外的街沿上。她不声张也没有人去管她。阿婆因为父亲的关系对车子还是有所了解的。她看到一辆好车徐徐开来，上前拦住就放声大哭。车上下来个年轻人，估计是个秘书，问：老妈妈，你在这儿哭什么，为什么要拦车？阿婆报出自己身份，并说家中现在有天大的冤枉。上海当时的各级党政干部大多来自三野的部队，参加过淮海战役。那位秘书听到父亲的名字便知阿婆的身份，就问阿婆家中发生什么事了。阿婆诉说了家中发生的变迁，并坚决地说，我要管这几个孩子长大，家里面还有点财产，不会给政府添什么负担。现在街道要将我这个老人和几个孩子送到甘肃去。我没有罪，几个小孩更没有罪，他们只是正好出生在这个家庭。我不懂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秘书就去告诉车上的首长，可能是区长，区委书记之类的。他听了要秘书告诉阿婆，这件事还要再商量商量，要阿婆先回去。
估计车上的首长后来不同意街道和派出所对一个老人和几个小孩的这种非人道的处理。这种做法影响会很坏，和灭门绝后的政策没什么两样。几天之后，派出所的警察突然改变了态度。本来每次来人态度十分强硬，又是要我们早些走，又是要我们把房子让出来。这时来人对阿婆说，不要哭了，小孩交给你了，你们全都可以留下。于是派出所将我们家里面的财产编了号。父亲喜欢收藏古董、字画，家里留有不少，还有一些翡翠，各种玉器，鼎和青铜器等。母亲也有一些金银首饰，四季衣服，德国的望远镜等等。他们就一一编号。每个月阿婆可以卖一件东西，作为生活费。渐渐地就坐吃山空了，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阿婆便去各个邻居家帮忙带小孩，洗菜，烧饭，作家务，并将一年四季打扫弄堂的工作也包下来。1960年代后政府开始发一些救济金。我在学校里因为成绩较好还能领到一些奖学金。另外寒暑假的时候我都到工厂打工赚钱。我们的衣服总是打着许多补丁，但阿婆永远把我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从小学到中学，因为营养不良，我都显得极为干瘦。阿婆说，我能长大成人，真是老天保佑。我渐渐长大，也渐渐懂得阿婆这么大的年纪抚养我们的艰辛。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阿婆已经七十多岁，一天一天衰老起来。她听了一些邻居的议论后，便希望我去念技校，早些毕业后，可以帮助养家糊口。邻居们认为她这么大年纪，已经为领养我们几个孩子心力交瘁，我应该考虑早日工作。我当然很爱阿婆，一开始便答应了。一些好心的同学知道后说，以你的成绩放弃上大学太可惜。看到他们每个人都怀着远大的抱负高谈阔论，意气风发，作着对未来的各种美丽的梦，我却必须早早地决定放弃成为一名科学家的理想，内心十分矛盾。渐渐地我在同学面前也感到抬不起头来，因为和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一天，在内心的重重折磨下，我便哭着哀求阿婆，说是否可以让我去考五十一中学。这是一个五年制的学校，也是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我说只要五年就可以毕业。毕业后，我就可以自学，不用上大学了。我会马上参加工作，挣工资，你就不用这么累了。阿婆的内心其实也一直在斗争。她看到连常常向我请教功课的那些同学也都说要去上中学，以后要上大学，几乎没人愿意和我讨论考技校的事，心中也为我感到歉意。她也知道我的祖父母，外公外婆，以及父母亲都是知书达礼，颇有学问的人。想想自己目不识丁，一辈子受了多少苦。她最后长叹一口气说，那么你就不上技校吧。我欣喜若狂。
考试那天，一位邻居和我同去考场。这位邻居的母亲是老师，他平日以成绩优异闻名。我便与他约定，抄下每题的答案，以便出考场后核对。结果，我们两人每题的答案都一样。唯有一道加试题，那位邻居不知如何解，留了空白。我有些暗暗自喜，并告诉了他解题的方法。发榜前的某个晚上，我已经睡下，学校的校工王叔叔突然来我家，要我马上去学校。阿婆担惊受怕惯了，马上又紧张起来，问他为什么这么晚了，又是暑假期间，还要我一个人去学校。王叔叔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只说校长急着找我。我便急匆匆赶到学校。
穆校长一见我便说，五十一中学要你的政审材料，我打开你的档案袋才发现你的档案几乎是空白的。我们赶紧一起把空白处填一下，明天可以及时送去。但是，她问了我几栏之后，就填不下去了。她问我父亲职业，我说不知道。家庭出身，我说不知道。母亲为何死亡，我说不知道。穆校长渐渐失去耐心，要我端正态度，不要隐瞒家庭历史。我对她解释，母亲去世时我才小学一年级。后来虽然可以和父亲通信，但父亲身陷牢狱，来信从不谈往事，我连他形象都无任何记忆，何况他的身份。我的抚养人为阿婆，但她目不识丁，对父母的历史知道甚少。加上我们已经多年没有任何亲戚来往，无从打听家庭的历史。所以档案一直空白，请她原谅。穆校长说，我可以原谅你，恐怕五十一中学不会原谅一个档案空白的考生。她并说，你是学校里惟一考这所全市重点中学的人，从成绩看很有希望。你是自己在拆自己的台，也在拆学校的台。我听了此话后，不禁悲从中来，恳求穆校长能否向五十一中学政审的人好好解释我家的特殊情况。她长叹一声，说只能听天由命。
我含着眼泪告别了校长，回到家里嚎啕大哭，责问上天为何将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阿婆在一边长叹短吁，最后她说，不管你考取什么学校，我总让你去上，才稍微平息了我的悲痛和哀怨。发榜那天，别的同学都兴高采烈，互相祝贺考上了理想的学校。那个同赴考场的邻居当然也考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学校。我的许多小学同学都考上了闻名中外的南洋模范中学。唯有我掉进一个无论设备还是声誉都极差的学校，使我羞愧无比。不久，一位和我很要好，考上南模的同学告诉我，另一位考上南模的同学认为我如此的家庭出身，还要去报考五十一中学，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自量力。听了这句话后，我怔了半天，感到自己的心似乎被锋利的匕首狠狠扎了一下。阶级路线这几个血红的字从此就永久地烙在了我内心的最深处。渐渐地每听到这几个字，我便觉得自己是个生死听凭别人摆布的贱民。
由于求学的不易，上学期间，我基本上很听老师的话。只要老师讲的话有道理，我就会极力做到。所以学校里面的大部分老师还是比较喜欢我的。由于出身的缘故，在政治上我一直受到许多歧视，常常感到无比的压抑。虽然我是由一辈子勤劳、节俭的阿婆一手带大的，但是学校领导总要我反复检讨自己身上的反动家庭的烙印。为了表明自己是个好人，有一段时期我拚命想入团。但是，有一天我和我们学校的团委书记大吵了一场。因为要勤工俭学，我已经很忙，他还让我学雷锋，做许许多多的社会工作，使我终日疲惫不堪。例如，因为我是班干部，便要我在寒暑假主动帮助同学补功课，以便开学的时候他们能够跟得上。又要我组织数学小组、物理小组等，要当各种社会活动的带头人。我又要打工又要去学校做这些事情。只要我有些犹豫，这位团委书记就会对我说，你要入团吗？入团就要做这些事情。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就对他说，我是很想入团的，也是愿意学习雷锋的。但是既然我离入团的距离那么远，那我就做个团外人士吧！我不想入团了。不入团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坏人。他听了之后大怒，对我训斥一顿，从此将我列入另册。最后我始终没有入团。这件事发生在初二升初三的时候。那以后我对入团的事算彻底想通了：我这么一个出身的人要去入团，代价必然是很大的。
所幸这所初中收了许多像我这样因为出身不好，名落荪山的学生。加上有几个老师由于政治背景复杂也被发配到这所学校，所以我们这一届的学习气氛很好。例如，我的英语老师获得过美国两所大学的博士头衔。可惜他所学的不是政治，便是法律，在当时的中国不但没有用武之地，反而被视为反动意识根深蒂固，1957年不明不白地被打成右派。他见我一心向学，暗中对我非常栽培，甚至利用课余时间对我另加辅导，并让我在英语晚会上担任由他精心改编的愚公移山一剧的主角。我还交上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暗暗努力，准备考上一所好的高中，将来可以成为有用的人才。
考高中的时候，我变得十分识相，不再好高骛远，总算考上了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十分宏大，但是大学升学率只有中等水平的一所中学－－徐汇中学。我很感谢高中校长的眼光和魄力。1963年阶级斗争的弦已经越绷越紧，宁左勿右的倾向越发明显。上海第一流的学校纷纷将出身还不够好的学生淘汰出来。然而我们的校长竟然把他们大批收了进来，准备打一次升大学的翻身仗。我高中的同学里有许多就是从五十一中学，南洋模范中学等名牌中学淘汰来的学生。但是学校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浓，动员社会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我已逐渐成熟，深知像我这种出身的人也许很快就要没有机会读书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此时已在我的脑海中深深扎根。因此我加倍刻苦用功。我最大的快乐便是泡在图书馆里，或者到同学家里去挖掘藏书。因为没钱买书，所以养成了借书作笔记的习惯。
如果没有文革的话，我不知道学校会不会内定不让我上大学。因为当时我已经放弃入团的努力。有的老师认为我和领导离心离德。这种评语使我的前程笼罩上浓密的乌云。一些邻居认为以我的出身，我已经非常幸运，因为我是五个兄弟中惟一上了高中的人。当时我很喜欢核物理之类，以当年的政治气候，我想至少不会让我去上这个专业，甚至可能将我送到边疆去。我实在不敢想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的几个哥哥连初中也没上完。我弟弟则初中之后便被送去新疆。弟弟特别聪明，伶俐，又漂亮，又健壮，成绩也非常好。但是那时候就是不让他上高中。他被迫去了新疆，一去就是十几年。由于他的身材、相貌好，唱歌、演戏的天赋十分突出，很多部队的文工团想招他。但政审时，总会有人说，怎么能让一个战犯的儿子上我们的舞台呢？只要有人提起这个话题，就没人再敢要他。他在新疆也受了很多苦。
（待续） 《观察》
作者为芝加哥大学博士，现任三一学院经济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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