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2日讯】在沙河收容站的最后几天里，因为老是睡在水泥地上，受了凉，我犯了急性支气管炎，发烧咳嗽哮喘，难受极了。这种病拖长了可能转为慢性支气管炎，可能一辈子都好不了。我每天数次报告要求治病，老国军也帮我呐喊。根本没人理我，忍无可忍，我绝食抗议。绝食两天以后，干部喊我出去，我以为是给我看病，却被一车押到了大尖山收容队。
生命是脆弱的。一般人即使在自由状态下想保持健康都不容易，何况在失去自由、生存条件极其恶劣、以及蓄意虐待的情况下，关押你的组织又毫不承担责任、甚至根本不给你治病的情况下，留下病根、留下残疾、乃至死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每一次被关押，都在我身体上留下一种恶疾，而且终生不愈。孙志刚在收容站医院里被打死，其实相对而言，医院的生存条件还是最好的，几乎是收容人员的天堂。最坏的还是收容队，即收容人员劳改队。人们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就是附属于收容站的劳改队。在收容人员的家属没有及时交纳赎金的情况下，就把你送去劳改，挣的钱好够押你回老家的路费。名义上是这样，你当然是拿不到1分钱的，钱都让干部分了。路费最后再向政府报销。一般要劳改3个月、6个月、甚至1年。不管白猫黑猫，榨得出钱来的就是好猫。
根据我的体验，在司法劳改局、劳教局；公安收审站、看守所、戒毒所、工读学校；民政局收容队等3类7种劳改系统中，民政局收容劳改队是最黑暗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毫无任何规范，甚至是完全违反中共法律的。但是无论你在那里受过怎样的虐待，你都不可能提起诉讼。到中国任何一家法院里打听一下就知道：法院根本无权受理这些部门以及计划生育委员会等等政府部门诉讼案件，除非是中央领导特别批准的个案。孙志刚被打死案，家属多方控告无门，全世界都知道了、全世界都谴责也没用；后来还是在一个政治局常委、两个政治局委员的批示下法院才受理；也还是关起门来黑箱作业，找几个替死鬼而已。
广州市民政局收容劳改队的对外名称是广州市民政局大尖山茶场。1986年时有6个中队。每天从天明到天黑，不是采茶、除草，就是挖沟、施肥。带队管理人员拎着棍棒和鞭子转来转去，发现谁的动作慢一慢就毒打一顿，回去还要克扣米饭。本来我们的定量是早晨2两米稀饭，中午、晚上4两米干饭加一点咸菜，干活慢的人只有1天3顿稀饭，咸菜都不给一点。我是读书人，哪里能干得快。队长看我是大学生，倒少打我，但让我天天喝稀饭。从来没有一天吃饱过，整天饿得心慌慌。
我们6中队有个汕头小孩的胳膊被打断了，他们既不给治疗、也不释放。队长勒令他，不准跟任何人讲话，否则再打断他另一只胳膊。当时我在厕所里听到他说这件事都惊呆了，问他怎么办。他说只有残废了。他只有15岁啊！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呢？将近20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男孩的模样：苍白秀气，很像中国民主党领袖王有才。
只是胆子太小，我让他去找场长告状他都不敢。后来，我找机会告诉了场长，场长把他叫去说，“胳膊打断1个多月了，现在放你回去也没法治了；这里打死人都没事，没打死你就不错了。”厂长答应跟队长说一声，让他不用干活了，每天也拎着棍子看守别人干活，防止有人逃跑，表现好的话，1个月后放他回家。他后来居然也吆五喝六地要人赶快点干活，简直把我活活气死！愚民政策多么可怕的后果！打死孙志刚的收容站医院的8个病人，个个都挨过几顿打。但他们转身就去打别人。这就是中国特色！
米兰‧昆德拉在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所塑造的主人公托马斯，因为在一封反共公开信上签名而从主治医生调去当清洁工后。善良的捷克人民默默地同情他、帮助他、多付他报酬，受难8年里居然还有几十个女人与他幽会，安慰他受伤的心灵。而在中国，别人能不打你、损你就不错了。像我家乡的区政府及街道计划生育委员会就认为，他们可以勒索我更多一些钱。派出所户籍警在给我弟弟的独子入户口时，我母亲不堪勒索到处告状，终于找到一些好心人来说情，听到的却是轻蔑地声称：“这是一个反革命家庭，就是要他家多出钱，谁奈我何？”托马斯要在中国，早就以流氓罪被枪毙20次，或以200次强奸罪被枪毙100次了。这种中国特色甚至毒害到民运内部：一些人常常用共产党的说法来骂你、排挤你，让你好不伤心！
每天在茶园里看着这幅悲惨的奴隶劳动景象，我就会想起中学政治课本的一页：一个奴隶主拎着鞭子站在一边，一群奴隶在弯腰干活。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奴隶社会是人类摆脱原始愚昧状态之后的第一个社会形态。然后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可是，眼前的情景却比任何理论都更加雄辩地证明：这是一个奴隶社会。我们已经被拖回到奴隶社会！
我的大学时代都是在冥冥沈思中度过的，对我的专业－核物理学十分厌恶，因为它妨碍了我的沈思。到现在，我一听到开饭、上课、开工、睡觉的铃声就头疼。刚入学时，西单民主墙和校园民主运动使我兴奋地参与了1、2年，后来都被共产党取缔了。我的哲学与政治思考离现实的距离越来越大，越来越令人痛苦，后来，就滑入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里，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思想极端专制的社会里更痛苦更无意义。我把美国诗人塞利纳的一首诗用毛笔写在床头：
“我们的一生像是旅行
在隆冬与黑夜之中
我们在寻找自己的道路
天空漆黑一片毫无光明”
这是我从中学到大学那些年心路历程的后期写照。另外我自己也撰了一副对联，写在枕头上：
“愿将身悬九天外，
日晒雪沁三百载。”
后来，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一切都是荒诞得可有可无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活着或死亡也没有多大区别。所以，我若无其事地提前结束了学业，若无其事地辞掉了工作，而那样一份工作，那样一种干部身份，在1986年却是10亿中国工人、农民梦寐以求的。我的父、母气得发疯并与我决裂。所有同学朋友都认为我简直不可理喻，尤其是在安徽那个贫穷的省份。
我热衷于建立民间社团。但每个社团只能含含糊糊地存在几个月就被瓦解了。现在我沦落到了整个社会的最底层──逃亡奴隶──的处境。每天看着这幅凄惨的奴隶劳动活景──饥饿、殴打、虐待──，这一切强烈地刺痛了我，深深地激怒了我，把我从虚无飘渺的冥想世界里猛烈地击回残酷的现实世界中。而到了这个时候，我似乎突然看到了黑暗夜空中的一道闪电，使我能够把我以前所有空洞的思想与现实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
生命的确本无意义，完全在于每个人自己的定义！现在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定义：彻底投身于反抗奴隶制度的斗争中去！用头颅去顶住倒退的历史车轮！用眼泪用汗水用鲜血去写一首争取自由之歌！
像俄罗斯民族英雄丹柯那样，用手把自己的心脏掏出来，举在头顶，为黑暗中的人民照亮前进的道路！拒绝再作奴隶！
化身为爱和勇气！抵死捍卫人类的良心！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主旋律在我脑海里轰然回荡！向黑暗势力宣战！与黑暗势力周旋到底！
从那天起，我就彻底改变了。
但我没有想到，这条道路这么艰难！这么黑暗！这么崎岖！这么伤心！（2003年7月20日）
转载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