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8日讯】3月15日，一年一度的联合国人权会议在日内瓦正式召开。如同往常一样，人们可以听到不同国家对侵犯人权行为的义正词严的谴责，也可以看到被批评国家不满的表情。北京当局自从1990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以来，几乎每年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遇到麻烦。当然，按官方的一贯说法，是干涉内政或反华。但是，一个显而易见、必须思考与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纠葛会一直不断？到底是自己的不对，还是别人的无理？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人生而为人，就应当拥有各项正当的权利，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人整体生活质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关乎政治，而只基于人伦与人性。这样一个有着正面内涵的名词，因为大陆的官方宣传，被不恰当地涂上一种政治色彩，甚至具有负面意义，让一般人经常避而远之，好像谈人权就成了搞政治，成了反动。但是最近北京两会，却首次准备要把人权保护列入宪法，暂且不论最后的执行结果，这至少反映了普通百姓与社会有识之士的一种普遍诉求与一种时代潮流。
尽管中共当局不太乐意别人批评他的人权，但是，从大批滞留在北京试图请愿的上访人群，到法轮功学员不断传出的被抓被虐杀的案例，再到纷纷因言获罪的网络自由作者，都反映了中国人权的普遍问题。甚至就在两会期间，替唐山两三万名民众上访的代表还在遭受被追捕的厄运。不管中共当局怎么去辩解，问题终究还是问题。
北京当局也许会觉得受到批评会很没有面子，但是冷静思考一下，面子并没有太大实质的意义，因为人们迟早会看出其中的问题。自己主动改正，赢得人们的欢呼与尊敬，远比暂时维护面子而最后不得不在众人的指责声中改正来得聪明。尽管改过并不容易，但那是北京应该迈出的一步。从理性角度出发，保护人权是一个双赢的做法，它不仅可以让世界各国对北京放心满意，而且对中国、对北京高层都著有巨大的好处。
一、人权问题可以双赢：
1. 改善人权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地位。
一个真正的大国，需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真正强势的国家，首先在文化、道义上是一个示范。如果中国真正要得到世界的认同，就应当在普世价值，包括人权自由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甚至做得更好，这是中国未来真正的出路。真正能够使中国挺起腰杆的，并不在于多少国家支持了我们，而是哪些国家支持了我们。通过经济收买来的本身践踏人权的国家，从本质上长远意义上说，对中国的国际声名并不是什么好事。他们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真正依靠、也很难是中国真正的朋友，相反，那很可能是中国的累赘，因为真正的朋友，一定是基于道义与德行，而不是某种利益，利益从来都没有永恒过，因而基于利益的朋友并不可靠，也不会长久。中国曾多少次被自己昔日的友邦狠咬一口，就是教训。
2. 有助于中国从经济浪费中解脱出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目前中国直接在压制打击民间合理诉求方面的投入代价极其高昂。据报导，仅今年七、八月的五十天时间里，全国各地亲赴北京的上访人数总数在二十万人以上，案件大多数与民生、人权相关。那么按大陆官方惯常做法，会动用多少警力去堵截他们呢？这二十万人的生产力，又是怎样的浪费呢？另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江泽民曾一次性投入42亿元建立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中心，一次性拨发40亿元人民币安装监控法轮功学员的监视仪器。这两笔钱就可以搞四个希望工程，援助1000万失学儿童。同时，为了在国际上得到支持票，中国又需要耗资多少呢？根据前《世界报》驻瑞士记者让．克罗德．布海先生披露，非洲的一位代表承认收了钱后答应2年之内不支持讨论中国的人权问题。不说道义上的问题，仅从经济角度说，中国根本没有必要这样耗费，只要自己做好，这笔天文数字的花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省下。
3. 有助于中国百姓真正发展人才资源。
中国人向来聪明，但是在近几十年，中国在思想、学术、科技、商业等等方面的造就，与西方差距都很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人才潜质被压抑、毁坏。从三反五反、文革、六四、打法轮功．．．认真算下来，中国人并没有多少时间能够好好安下心来从事创造。一不小心就可能应言获罪，动不动就财产没收，受到政治迫害，没有多少人敢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没有多少人敢于去开拓，真正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创造也就随之埋没。为什么很多华人到了国外就那么成功？那不仅仅是经济、技术的原因，更是国内思想意识、整体气候环境的问题。
二、中国为什么有便宜不占？
上面提到的几点好处，其实明眼人都会知道，很多人也在说，但为什么中共当局就一直不愿走这条能够双赢的路，不让中国得好处呢？原因当然很多，有面子上的原因，有缺乏自信的原因，有历史的原因，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面子并没什么大了不得，长远的利益比什么都重要。百姓要求维护自身权力的诉求，只会越来越强，不会衰退，当局早一点做，趁着还有能力掌握局面的时候做，比后来更没有控制力的时候做，结果显然要好得多，不管自信与不自信，客观问题都是这样。历史的问题，也不能成为走向未来的长期阻碍。
其实更重要的两个原因，是最高层仍然有人担心害怕民间力量的增长会威胁自己的独占权力，说到底就是自私心态。只有自私的专权者，才会担心民众的拥有权利。因为它要独占，就把一切事情都看成了零和游行，也就是说，别人的得到就是它的损失。另一个原因是当局不少人仍然把国家机器当作阶级统治的工具，相信高压暴力的有效性，而不是真正地承担现代政府治理社会的职能与运用现代管理方法。这两种心态带来的是非常短视、甚至非常可怕的后果。因为未来社会的发展，必然是特权的减少，任何政府，都要更大程度地站在民众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的合法性、他们的真正影响力，都来自于百姓的支持，而现在它却把自己的民众当成了对立面，只不过是不同时间针对不同对像而已。这就给它自身的生存种下最大的危险因素。
三、北京当局是否愿意自救？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的表面强烈反应不会令人外界感到奇怪。那些外交官通常都是经过严格政治甄选的，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与公开的表态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他们“表现不好”，他们就可能受到批评，甚至丢掉前途。如果他们能够抗拒上头的种种任务压力，当然令人感到鼓舞，但可能性并不大。但不管怎么表态，他们应该很清楚，中国的人权状况确实令人失望。他们的强烈反应，其实并没有太大必要，因为主要的责任就是最高权力者没有做好，他们丝毫没有理由可以回避别人的批评。
令人费解的是，被认为比较开明的胡温派，既然展现亲民作风，做法也比较务实，为什么会继续这条短视而有害的做法。他们是否真的愿意这样被他们的一些同僚劫持、或者出于暂时利益，顺着历史的惯性继续原来的老路？
中国人向来是刻苦忍耐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当局讨什么公理。但现在民众的上访，却前仆后继，据报导，今年七月以来，全国各地百姓亲赴北京上访鸣冤，人数之多，是中国近二十多年来上访人数之最。《南方周末》报日前承认：“每年全国各地的信访件数总数不少于一千万件。”又还有多少弱势百姓受冤但却没有递信访件的呢？说中国冤情遍地，并非夸大其词。
中国人也很通情达理，政府一次次地做错过、改过，百姓一次次地原谅过。那么今天，在老百姓怨言满天的时候，新的领导层是否能够拿出魄力，改善百姓的生存状况，帮助百姓伸冤，平反各种冤案，认真走出保障人权这一步？
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说，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法律。话是没有错，但弱势团体不管从什么资源来说，都处于劣势，那么制订制度、政策、法律的时候，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来反映他们的意见呢？制订的各种法规能有多大的程度反映他们的切身利益？很多为弱势团体发声的律师都被追捕，那些法规即使制订了，又怎么能够真正保护他们呢？中国社会，仍然是权力大于一切，而目前政治权力分配极不均衡。作为当权者，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在中国的现阶段特别需要承担起维持社会公义，保护弱者的责任，但总体上来看，政府的这个角色是失败的。法制法规所带来的规范作用远远小于政府官员整体道德水准下滑的作用。因此，从最高层到中下层官员，是否真的有为民服务的理念，是否真的有诚意，实实在在地付诸行动，才是问题的关键。
无法正视自己问题的民族，不是一个坚强的民族；无视自己问题的政党，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政党。北京当局也许还会竭尽各种努力去收买、拉拢、压制批评声音，也许会释放几个人质去制造假相，缓解压力，但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平息了外界批评，它仍然必须正视现实，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人权诉求。因此，解决方案必须是实质性的改善人权，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当老百姓对新的领导层产生好感，纷纷上京鸣冤求助，再一次次地给北京领导层机会时，北京当局是否愿意抓住这个机会，赢得渐失的民心呢？在这次人权会议，他们是否愿意听一听别人的批评，思考一下改善的办法，进行自我挽救？如果它一再拒绝历史赐予的机会，最后的结局无疑是可悲的。
四、时代的潮流
全球一个个对民众实行专权的体系，都先后走向衰落、甚至崩溃，这是历史的必然。每个生命的价值，正渐渐走向平等。一味企图自私地垄断权力，置百姓的合法权益、正当权利不顾，最后的结果都是被无可避免地被民众抛弃。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把人权视为“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56年后的今天，人权问题应该被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一个公道、正义、保障人权的中国是世界的福音，也是人们应当努力的方向。
冷战的结束、全球化导致的世界民族融合、密切交往，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大意义上成为国家大家庭的一员，成为世界公民。这也使我们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或者出于人道角度，或者出于共同利益。从人道角度，我们日益密切的朋友联系使得我们更有能力去关注别人的境遇，也更应该去关注别人的境遇。因此，对于普适道德、价值的关注与捍卫，也日益加强，超越国界。如果我们不能去维护人的基本尊严的时候，所有的发展都只会是空话，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东方文明来说，对良知、道义与尊严的维护一直都是远远超过经济上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古老的文明，尽管经济没那么发达，仍然能够为世界各国向往。如果我们丢掉了前者，即使我们经济能够发展，中国这片土地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尊敬与热爱的。而且，如果丢掉了前者，后者其实毫无可能。
从共同利益角度上说，当世界经济走向繁荣、人们迁动更加频繁的时候，世界各国也必将遭受他国更大的影响，这样一种外部性表现，促使各国对他国的状况会更加关注，因而有发声的权利。每个国家对人权、正义等价值的维护也必须加强。因为对人权的侵犯，对所有的人都是一场灾难。任何单独国家打压造成的恶果，会在密切的互动中扩散到各国。非常简单的事实，就是今天受打压的人，他明天可能会进入别的国家，也就会带来他受打压的后遗症；别的国家的人，则可能会进入这个国家，因而可能遭受相同的压制。在一个相互紧密依存的共同体里，对共同的规则的维护至为重要，任何个体的违背规则都要被坚决制止。而共同的规则，因为各国具体方面的差异，会更大程度上基于普适价值，也就是人权与道义关怀等要求。如果各国作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却不能去维护这种规则，不能去支持民众的人权与尊严诉求，那么，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会迅速走向堕落。当这些人类基本原则与价值受到侵蚀的时候，人类遭受的损失与后果远非单纯的经济发展所能弥补。
从现实的判断来看，北京当局在短时间内看来不会改变他们的旧思维，因此压制与暴力现象可能要持续。北京的开明派，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大可能有明显的表态，也许他们会默默做点什么，但对整体的改观作用仍然非常有限。因此，国际的批评声音，虽然会遭到中共当局的抗拒，但是确实是不多的一个积极因素，长远来看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因为任何一个政权，包括北京当局，都不得不开始聆听国际社会的声音。虽然批评的声音会令北京当局不舒服，但是有可能促使它进一步思考自己的问题，去做一些改善的努力。同时，这对中国国内民间的维权努力是一个鼓舞与声援。
因此，日内瓦人权会议，与会各国应该对北京当局传达一种正确的信息，这或许是走出人权困境、走向双赢的第一步。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他们应当抵制中共当局的经济诱惑、威胁拉拢，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大声说不。他们的立国价值，不应当被所谓的双边关系所劫持，因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压制百姓权益的当权者所能代表。真正的双边关系，应当建立在人类共同价值、民众基本权益，以及民族长远利益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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