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3日讯】2004年3月1日22时39分，K179次列车从北京西客站驶往河南郑州，车上坐着在首都北京当了半年童工的小侄子。
2003年9月回河南老家时，我曾对将要高中毕业的大侄子说过一句话：“不当中国人，就是中国人的最好出路！”在劝说10岁的儿子读各种各样的英语补习班时，我告诉他的依然是这句话。如今，当我站在站台上想再次呐喊这句话时，却不知道该喊给谁听。
小侄子还不满16周岁，2003年春天读初中二年级时自动辍学，大侄子当时写信让我介绍工作，我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同时希望小侄子能够完成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在我的印象里，两个侄子读小学时都是成绩优异的好学生，我这个靠自己努力到北京学习工作的叔叔，就是他们学习的榜样。
几个月后，小侄子伴随同村和邻村的几个同龄少年，带着或借来或假造的身份证来到北京，在某保安公司经过不到一个月的培训便上岗当上了保安。当我在北京八大处公园见到穿着保安制服的小侄子时，他告诉我说，村子里的同龄少年大都没有读过初中，一个上千户人家的大村落里，现在只有几个高中生在读，整个村子已经好几年没有出过大学生了。
随后我回河南老家看望母亲时，专门拜访过一些当年一起当农村教师的同学和同事，了解到附近几个县市的农村教育，大都是小侄子所说的那种情况，一位当上乡长的老同事还告诉我，农村孩子的学杂费之所以居高不下，主要原因并不是教师贪污学生钱财和乡村政府挪用教育经费，而是乡里每年几十万元的书报费不得不强行摊派到各个学校，这其中包括中共中共强制学习“三个代表”的各种书籍，这些书籍最终只能让村里的老农民拿回家里当手纸用。残酷的事实使我回想起1978年啃着长毛发霉的玉米饼子读乡办高中的情景：当年的农家孩子尽管吃不饱穿不暖，争取上进的精神还是有的，村子里每年十几个高中毕业生，也总会有一两个考上大中专院校的。20多年过去，农村社会的教育文化水平非但没有实质性的发展进步，反而倒退到了毛泽东一人专制下的“文革”时代，而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每天还像当年的周恩来那样厚颜无耻地播放着莺歌燕舞、形势大好的政治高调。早已形成法律条文的《九年义务教育法》，实际上是在一年又一年地制造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文盲。
小侄子到北京后很少与我联系，连基本人权都享受不到的我，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自己的侄子在首都北京当童工的违法事实。2004年2月28日晚上，小侄子突然打来电话，要我给他另外安排一个工作。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只会写文章的人，没有办法没有正式文凭的未成年人找工作。他告诉我已经辞掉保安工作，明天就要回家。考虑到小侄子还是个未成年人，善良的妻子建议我把小侄子叫到家里来，让我替他买火车票送他上车。就这样我与小侄子之间有了一整天直接相处的机会。
小侄子告诉我，和他一起到北京当保安的5个小伙伴，已经全部回家了。原因是给人家看大门既挣不到钱也没有意思，让老家人知道了还惹人笑话。保安公司定下的月工资是650元，每个月被保安公司扣除100元再交纳200多元伙食费，只能剩下300元。在农村老家接受所谓的“义务教育”时，这些未成年人已经染上吸烟喝酒加赌钱的各种陋习，几个人喝一次酒就要花掉100多元钱。5个多月下来，小侄子给三个单位当过保安，不仅没有留下一分钱，反倒花光了从家里带来的1000多元的血汗钱，这其中包括被保安公司克扣的600元钱。
很显然，招收这些心智不健全且流动性极强的童工当保安，保安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这些农家孩子放弃学业当童工的最为直接的根源，却在于一党专制的教育体制的彻底破产。如果这个国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不予解体，如果这个国家城乡隔离加户籍歧视的二元构架不予废除，如果这个国家及其政府在垄断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的同时，继续维持既要触及公民肉体又要触及公民灵魂的恐怖统治，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国家及其政府是为民众而存在的，国家主权不过是公民人权的衍生之物，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国家和政府都只是可供改革和颠覆的上层建筑，永恒不变的只有同为精神生命体的人类大同。当国家和政府没有任何可爱之处的时候，不当中国人，必然是中国人最为正当的出路和选择。
我的当童工的小侄子从火车站回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会”代表也将乘高级专列和进口飞机到首都北京粉墨登场，他们要提交的议案很多很多，却绝对没有捍卫和代表所有中国公民的自由人权的良知和勇气。这样的中国人，大都是并没有经过正当选举的既得利益的败类和人渣。(2004/3/2于北京)(http://www.dajiyuan.com)
